如何理解中國政治變革趨勢

[鄭永年] (2012-08-07)

隨著中共十八大的臨近，中國的政治制度再一次成為了人們討論的焦點。儘管很多人對人事安排表現出異常的關切，但大多數人最感興趣的還是政治制度的變革。在強人政治過去之後，政治制度建設變得重要起來。每一次黨代表大會到來，人們就要問：中國會進行怎樣的政治改革？

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僅在中國國內社會各界沒有共識，在世界範圍內也沒有任何共識。在中國，左派的看法和自由派的看法成為兩個極端。左派或者那些視“中國模式”為世界上最優的學者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非常優越。既然優越，就無需進行大的變革。自由派絕然相反，他們不僅認為不存在“中國模式”，而且認為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改革掉其政治制度，實現從目前的一黨專制向多黨民主的轉型。

在西方，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看法也和中國國內的相似。信仰民主制度的人，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學者，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口誅筆伐，他們大都從民主、自由和人權的角度來評判中國，並且都是從概念層面，也就是在理想層面來看中國。這一點和中國國內的自由派並沒有任何大的區別。中國的自由派也是用西方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話語，來評判他們自己所處的政治制度。

不過，在西方也有一些人​​開始看到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商人、政治人物和學者都有。在毛澤東時代，西方不乏大力讚揚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學者，不過，這些人當時也是從理想層面而不是從現實層面來看中國。所以，當他們轉向開始了解文革所產生的實際惡果的時候，他們就成為中國政治制度最嚴厲的批評者。不過今天的情況已經有所不同，人們更多的是從經驗層面來認​​識中國。今天認為中國政治制度存在諸多優勢的主要有三種人。

第一種人獲益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所能得到的豐富信息。開放政策使得他們有機會和條件來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當他們在中國發現的現實和他們早先所接受的意識形態式的教義不相符合的時候，他們開始修正和改變他們原先的看法。

第二個群體是商人和政治人物，他們和中國打交道多，了解中國，知道中國的政治制度既不是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所描述的那樣，也不是西方主流媒體所描述的那樣。這個群體根本不會通過中國官方意識形態來了解中國。他們通過和中國的交往，知道中國的製度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一旦當意識形態程度減低，他們就能夠更為客觀地來看待中國。

第三個群體來自於西方的主流知識分子，也包括一些媒體人物。這個群體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的認識，與其說是對中國的真正了解，倒不如說對西方制度的失望。在蘇聯共產主義制度解體之後，西方出現“歷史終結”的觀點，很多人相信西方民主是人類政治所能擁有的最好也是最後的製度。但是現在很少有人能夠這麼自信了；相反，很多人開始反思西方民主的劣勢。西方從早先的精英民主轉型到大眾民主並沒有很長的時間，但出現的問題越來越多。無論是其基於自由市場的經濟制度，還是基於普選權之上的民主政治，今天都很難保障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應當實現的社會正義。福山是“歷史終結”的觀點的提出者，現在他不再相信了，而是認為西方民主已經演變成為“互相否決”制度，成為不同黨派爭權奪利的工具，而沒有人會著眼於公共利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則更形像地認為，西方傳統民主的經典“民治、民享、民有”已經演變成為“百分之一人所治、百分之一人所享和百分之一人所有。”

　　跳脫意識形態束縛觀察問題

很顯然，說西方民主存在問題並不能證明中國製度的優越性，在很多方面，中國本身也存在著西方所面臨的問題。但人們對中西政治制度的認知的變化，至少可以說明如下幾個問題。第一，用固有的意識形態來看他人的政治制度已經不得要領。無論是西方看中國，還是中國看西方，人們都傾向於從已經所接受的意識形態來看待對方。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不可避免。但如果要對對方有客觀的認識，就要努力拋棄意識形態所能帶來的偏見。同樣，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用已有的意識形態來看待自己、對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盲目相信自己制度的優越性，從長遠看，必然導致制度的衰敗。

第二，任何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各自的政治制度都在演變過程中，與時俱進，在變化過程中求生存和發展。

第三，正是因為任何政治制度都處於不斷演變過程之中，中西方實際上都可以互相學習，在自身的演變過程中從其他政治制度學到一些最優實踐（best practice）。任何一個政治制度，如果和其他所有製度相比較，都會顯現出普世性和差異性兩個方面。

第四，政治制度的發展不是單線的，或者說，政治制度並沒有一個終極的目標。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根據當時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條件所確立的社會治理體系。當這些條件變化了，政治制度的表現形式也必須變化，否則就會導致衰落。

如果從這些方面來看中國的政治制度，人們會超越社會上流行的類似於左右派那樣的“好”、“壞”的簡單結論，而得到一個相對客觀的認知。首先應當強調的是，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已經遠遠不能解釋中國的政治制度，這是一個名實不符的情況。如果從意識形態看，中國的政治制度自1949年建立之後就根本沒有變化過，但很顯然，今天的政治制度和毛澤東時代的已經大為不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變化，中國的政治制度在求生存和發展過程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形態變化得極其緩慢，只能依靠政治領導層的代際變化而得到逐步的調整。

在實際運作層面，中國政治制度的很多方面都已經發生了製度性的變化。這些變化既和中國的傳統文化有關，也同時吸收了很多其他制度的最佳實踐。這裡僅舉幾個例子。

　　黨治傳統限制家族政治

首先是限任制，指的是執政黨及其政府主要領導人的任期限制。一般上，領導層包括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和其他重要職務，至多是兩個任期，即十年。限任制不是中國的傳統。傳統制度是終身製，無論是皇帝還是1949年之後的毛澤東，都是終身製。這個制度是向西方學的。限任制和西方的總統制並沒有多少的區別。很顯然，限任制是對個人專制的一種有效制約。從這個視角看，中國儘管沒有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也找到了同樣有效的方式來保證不會出現個人專制。也很顯然，較之西方民主制度，中國高層領導層因為實現“集體領導體制”，現在面臨更多的製衡（checks and balances）。在民主政治下，一旦出現民粹主義的首腦，就會傾向於出現超越現存制度，直接訴諸於民意來行使權力的傾向。但在中國的集體領導體制者，不僅民粹主義政治的空間要小得多，而且因為過多的內部製衡，集體領導的有效性往往成為問題（這一點，本欄上週已經論述過）。

其次是年齡限制制度。在各種政治制度內，年齡限制往往適用於公務員，而不是用於政治人物，首腦、部長和議（國）會成員。中國傳統政治直到毛澤東時代也沒有年齡限制，這一制度西方也沒有，可說是一個中國式的創新。

年齡限制制度對一個政治制度的民主性有很大的關係。如果一個人從政一直到老死，就必然減少其他人從政的機會。但如果一個從政者一旦到了一個年齡，就必須退休，就會增加其他人從政的機會。從民主的原來意義來說，一個政治制度如果能夠讓更多的人進入政治過程，其民主度就越高。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年齡限制制度增加了其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在中國，每年有成千上萬的黨政官員，因為年齡因素而“強制”退休。人們可以相信，這些“被迫”退休的人當中，有很多人實際上是有能力繼續從政的。同時，每年也有成千上萬的年輕幹部官員進入政治。年齡限制被適用於中國所有的官方制度體系內部。但在西方式民主政治體制內，因為年齡限制制的不存在，有大量的終生政治家，尤其是在國（議）會內。

第三是中國的黨治制度及其對民主的影響。無論海內外，中國近代以來的黨治制度是受批評最多的，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中國的政治發展是要從一黨制轉型成為多黨制。中國的政黨制度是否能夠實現這樣的轉型，自然取決於今後各方面的發展。但也要看到今天中國的黨治所發生的變化。上面所說的限任制和年齡限制發生在黨治內部。就從政者的社會背景來說，相對於那些家族統治之下的民主政治，黨治也有顯現其優勢的地方。

人們在討論西方民主的時候，往往忽視了西方的家族統治傳統。儘管這些社會以現代政黨政治的方式出現，實際上政黨背後的就是家族，或者說政黨的家族化。當然，政黨家族化在每一個國家，其程度是不相同的。這次希臘發生經濟危機，人們對民主政治產生了懷疑。的確，自從希臘民主產生以來，政治權力始終掌握在幾個家族手中。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說，在西方政治是一種職業，這裡面很大一部分指的是政治家族。家族統治幾乎在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存在著。這已經是傳統，從來就沒有人提出質疑。亞洲的日本也如此，一些政治家族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治維新時代。很多實行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印度便是典型，國大黨幾乎就是家族黨。

今天，人們也在開始談論中國的政治家族問題。一些家族在政治中的獨特作用可能在任何國家不可避免。不過，中國形成西方式的家族的可能性並不大，這不僅因為計劃生育等客觀因素，更是因為中共黨內長期形成的黨治傳統。前面所說的限任制和年齡限制，都對維持黨治傳統有很大的正面影響。

中西方兩種不同的文化演變成為不同的政治制度，即西方外部多元主義（多黨制）和中國的內部多元主義（開放的一黨制）。外部多元主義掩蓋了內部的封閉性，即少數幾個家族長期壟斷政治，統治國家；中國的內部多元主義則掩蓋了其外部的開放性，即有更多的社會成員進入政治過程，逐漸演變成一黨主導的開放性政治體系。今天，面臨全球化、新媒體和社會力量崛起等新環境，這兩種制度都在面臨嚴峻的挑戰，他們會各自如何調整、革新自己，則是需要我們加以持續觀察的。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