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中國的政治變革

[鄭永年] (2012-08-14)

在討論當代中國政治變革的方向時，“民主化”無疑是人們最熱衷於使用的一個概念了。這裡主要有幾個原因。首先，自近代以來，民主化為各國政治發展的大趨勢。沒有一個國家在討論政治發展時可以迴避民主化問題，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避免民主化的壓力和挑戰，無論是內部的還是外部的。其次，中國政治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民主化的需求遽然增加。從執政黨內部來說，在強人政治之後，黨內民主的需要早就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無論是接班人問題、官員錄用、政策的決定與實施、黨內的政治參與等方面都需要實行黨內民主。很顯然，儘管黨內民主的概念已經存在多年，但政治競爭（無論是選拔還是選舉）還都沒有比較高水平的製度化。從中國社會來說，社會力量的崛起、利益的分化、新媒體、全球化，所有這些因素也都在大大提升社會對於民主化的要求。

從國際環境來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大國。除了中國，幾乎所有大國要不是已經民主化了，要不就是正在民主化。中國不僅在外交上遭受著作為一個被視為是“非民主”國家的壓力，而且國際社會對中國內部社會的民主影響力也越來越高。只要中國是這個世界體系的一部分，外在世界對內部的影響不可避免。

實際上，對今天的中國來說，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而是要什麼樣的民主化和如何民主化。總體上來說，民主政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結合。民主有其共同的特徵，但也有其文化的特殊性。從文化角度來看，民主是一國一個模式。民主最早從西方產生，然後傳播到世界各國。在這一傳播過程中，民主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發生各種不同方式的轉型。凡是民主能夠符合一個社會的文化的，其運作顯得有效。但如果不符合這個社會的文化，民主運作就會出現很多問題，甚至造成政治癱瘓。從經驗上說，這一現像不難觀察到，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和社會。

　　東西方對“政治”的不同理解

如何理解文化對民主的影響？因為民主是其中一種“政治”形式，我們可以從不同文化對“政治”這一概念的認知來理解。不難看到中西方對“政治”這一概念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在西方，最典型的是古希臘對“政治”的理解。在提出“政治”這一概念的亞里斯多德那裡，“政治”指的就是“城邦事務”。“政治”意味著在那些有資格享受參與城邦事務權利的平等人之間的談判、妥協和合作。應當指出的是，當時的奴隸並非是城邦人的一部分。

西方社會儘管經歷了巨大的政治變革，但“分權、參與和妥協”這些民主特點以不同方式延續下來。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國王”制度是處於分權狀態的，國王要和其屬下的大大小小的諸侯（往往是地方大家族）作談判和妥協。到近代，西方實現了從傳統的“國王”制度，向高度中央集權的君王制度的轉型。有意思的是，儘管這一轉型過程也是國家權力集中的過程，但這個過程的實現則是通過分權和參與的方式來實現的。無論是國家的統一，還是對外戰爭，君王都需要財力。這裡，商人的角色變得非常重要。“納稅人”的概念，就是始於君王向製造財富的商人的徵稅行為。在這一過程中，商人用經濟利益向君王獲取政治權利。議（國）會成為商人或者商人的代理人和君王談判及參與政治的製度機制。商人本來就具有妥協精神，商人進入“政治”領域更強化了近代民主的妥協性精神。

也應當看到，西方民主從精英（商人）民主到現在的大眾民主，有了激進的變化。總體上看，妥協精神趨向減少。精英民主意味著參與政治的人往往屬於同一社會階層（尤其是商人）。但大眾民主意味著誰得到選票，誰就能參政。也就是說，參政者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因此，參政者之間的妥協變得困難。當不能達到妥協的時候，他們往往就訴諸於民眾，其實只是民眾的選票。從前在西方所謂的“忠誠的反對派”，現在更多的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在極其分化的社會，情況尤其嚴重。民主政治演變成通過選票說話，選票行使權力。但因為社會是分化的，也是可以被分化的，政治也就演變成分化的力量，而非達成妥協和共識的地方。在選票主導下，錢的份量越來越重，經濟控制政治，“一人一票”演變成“一元一票”，經濟力量很容易轉化成為政治權力。

亞洲並不存在類似於古希臘那種談判、參與和妥協的民主文化。當“政治”來到亞洲之後，人們不知道如何行為。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實現民主的國家，但日本人絕妙地把自己的文化，和從西方引入的民主形式結合在一起。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成為國家的象徵。在天皇制度下實行多黨政治，無論什麼黨，都要效忠於天皇。日本在很長歷史時期裡能夠實行一黨獨大的製度，和天皇制度分不開。這種制度設計，加上日本民族的單一性，保證了日本民主的運作。日本儘管存在著選舉，但西方式的政治上的妥協精神很少見。自民黨長期執政，是一種內部的權力分配。現在民主黨從自民黨那里分離出來，執政黨和反對黨之間的妥協儘管不那麼強大，但畢竟在發展。因此有人說，日本民主黨是亞洲第一個歐洲意義上的“忠誠的反對派”。台灣、 韓國和其它所有亞洲民主，除了選舉，各黨派都缺少政治妥協精神。各政黨直接訴諸於民眾，民主變成選舉政治，而非西方意義上的民主政治。

　　皇權下的內部多元主義

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政治”的理解尤其特殊。在中國，什麼叫“政治”？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先生（國民黨元老鄒魯之子）在世時，為中國政治下過一個經典定義，即“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也就是說，中國傳統中沒有西方那種平等、談判和妥協精神。中國傳統政治是一個矛盾體。一方面大家都接受“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文化，另一方面又顯現出人人平等的理念，即人人都可以當皇帝。陳勝、吳廣那種“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傳統精神在中國根深蒂固，但在其它文化中非常少見。

中國傳統是如何解決“政治”問題的呢？簡單地說，如果西方使用的是外部多元主義（即多黨制），中國發展出的則是內部多元主義，即強調內部利益分配。內部多元主義有幾個主要的方面。第一就是盡量使得制度具有開放性。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文化里面，皇權具有高度的壟斷性，誰挑戰皇權，誰就沒有好下場。但國家的治理權或者管理權，即傳統的“相權”則是開放給全體社會成員的。從理論上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躋身於國家管理者群體。在中國的一些歷史階段，這種對國家實際管理的權力，甚至會超越皇權本身的權力。

第二就是政治“招安”制度。皇權對社會上其它可能對自己構成威脅的力量，在不時進行打壓的同時，也實行“招安”。“招安”就是通過內部的利益分配，防止外部力量發展壯大，以至於出現外部多元主義。第三，社會階層之間保持流動性。儘管社會是分階層的和等級的，但階層之間是流動的，用社會的流動性來緩解社會的等級性和人人平等這一理想之間的矛盾。第四，中國也有“造反有理”的傳統。當統治者的行為不能為社會的大多數所接受時，就被視為其已經沒有能力行使“天命”。這樣，“造反”（即另一輪產生“勝者”和“敗者”的運動）也就有了合理性。

這是中國數千年的傳統，也是中國人對“政治”的理解。近代以來的革命是否改變了這一傳統？革命的話語在不斷改變，各種政治力量為了成為“勝者”，一直在使用最漂亮的革命詞彙。但是，這種傳統沒有任何變化。孫中山先生實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失敗，就是因為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沒有一丁點妥協傳統。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戰爭也是因為沒有這種傳統。

今天的中國也不例外。當代政治呈現出類似於傳統的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無論是國家和社會之間、政府和人民之間、各社會群體之間，妥協精神仍然少見，對立精神則處處可見。因為民主理念的普及，中國也有很多嚮往西方民主者。不過，嚮往者的行為和其它社會群體並無任何區別，除了口號不同，大家的行為都一模一樣。對社會大多數群體來說，他們並不相信如果嚮往西方民主者掌握了權力，中國的政治行為會有任何的變化。近代以來的歷史已經為中國社會提供了足夠的經驗。

另一方面，也和傳統政體一樣，執政黨也在加快內部多元主義的步伐。黨權仍然處於壟斷地位，但其開放性則也是越來越大。1990年代解決了企業家入黨和參與政治問題。現在，隨著社會改革力度的加大，社會群體參與政治的問題，也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那些傳統的“民主黨派”，則從意識形態上被規定為“參政黨”，就是說，他們可以參與執政黨主導的政治過程。

如果說中國有了一些類似西方的“政治”概念，那麼就存在於黨內精英之間。因為強人政治時代的結束，黨內精英們有了比較平等的地位，他們之間逐漸地在發展出一些談判、妥協和合作精神。就是說，執政黨內部多元主義有了長足的發展。也正因為這樣，黨內民主變得重要起來。不管怎樣，中共十七大已經提出了要“以黨內民主引導人民民主”的政治發展目標。這基本上符合中國政治的實際發展情況。

如果內部多元主義的發展趨勢能夠繼續，並且執政黨也能發展出黨內民主的機制，中國更有可能發展出一個一黨主導下的開放型政治制度，形成一黨長期執政，但政治過程有足夠的開放性來容納不同的利益。當執政黨精英之間學會瞭如何談判、協商、妥協和合作之後，中國才會從“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傳統中解放出來。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