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哲學的未來

[鄭永年] (2012-07-24)

我們已經簡單討論了中國傳統的教育哲學，聚焦於儒家和王權。應當強調的是，我們並不想給傳統教育哲學一個簡單的價值判斷。我們這裡主要是一種事實的陳述，討論和西方比較而言，中國教育哲學的一些特點。中西方不同的教育哲學產生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從維持王權體系運作的角度看，中國傳統教育哲學非常成功。中國傳統文化沒有中斷，也和這種教育哲學有關。上面強調過，儒家是世界上最為發達的統治哲學。但如果從知識創新的角度看，儒家教育哲學​​就顯得過於保守了，導致了王權政體的簡單重複。

那麼，近代以來中國的教育哲學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近代以來，中國教育哲學的變化和政治社會的變化緊密相關。社會政治結構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分權，二是革命。這兩個結構特徵都為教育哲學的變化創造了條件。

首先是分權，即權力的分散狀態。清末以後，中國政治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傳統王權的衰落，但新政權則沒有建立起來，這導致了權力的分散。和歷史上每次王權衰落一樣，權力的分散狀態導致了思想界的異常活躍。但這次知識界的活躍有其自己的新特點。傳統上，當王權衰落的時候，思想上儘管活躍，但還是在傳統的邊界之內。清末之後，則表現為傳統上王權主導的儒家不再是主導性教育哲學，向西方學習成為風潮。其次是革命。革命是為了建設新政權。那些致力於革命的政治力量，需要新的知識體系的支持，它們也盡力訴求於新的教育體系和教育哲學。

這些變化也導致了知識界的變化。主要有二方面。第一是知識分子作為相對獨立的市民社會群體的意識開始產生。晚清廢除科舉制度之後，知識界和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突然不見了，傳統上高度製度化的“學”與“士”之間的關聯中斷了，而新的關係則沒有建立起來。這種脫離對知識界的影響是深遠的，其中之一就是獨立意識的出現。第二是政治和知識之間的邊界開始產生。“五四運動”之後，各種從西方輸入的知識體系相互競爭。政治力量對這些知識體系當然有所選擇，但這並沒有妨礙知識界對這些知識體系的執著追求。

即使在蔣介石時代，這種政治和知識之間的邊界還是存在的。蔣介石建立的政權不可說不專制，但這個邊界是存在的。如果知識群體干預政治，蔣介石政權會干預教育和知識界，甚至鎮壓。但如果知識界對政治不感興趣，政權對知識界並沒有過多的干預。這種新的發展給中國造就了新的教育哲學，造就了新的教育體系。多年的積累，到了西南聯大時期可以說是達到了頂峰。西南聯大集中了近代以來中國教育界最優秀的人才，也為國家培養出大量的人才。

集權消滅了教育界累積成果

可惜的是，這種近代以來的教育哲學，並沒有真正在中國的教育界和知識界生根。隨著新政權的確立，政治回歸集權，教育界的一切又變回去了。前面我們有意識地比較詳細地討論了儒家的教育哲學，主要是因為要說明這種教育哲學仍然佔據當今中國的主流。儘管教育哲學的名稱和概念換了，例如換成了馬克思主義或者別的概念，但性質和內容沒有什麼變化。

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實際上是一種分析哲學，分析資本和社會問題的哲學。但到了中國，或者被“中國化”之後，就演變成為一種道德哲學，就是用於判斷事物和行為對錯的工具。這和傳統儒家沒有很大的差別。當然，社會的接受度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中國的教育體係也沒有什麼獨立性，只是政治行政系統的一個延伸。政治和知識界沒有任何邊界，權力還是傾向於控制知識。除了傳統上所具有的政治行政手段外，現在又有了更現代也更有效的控製手段，即通過經濟利益的控制等。知識界沒有自己的邊界，也沒有自己的認同，仍然是一個依附型階層，要不依附政治權力，要不依附經濟利益。也就是說，知識界並沒有強烈的意識，為了知識而創造知識，而是為權力和利益提供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有知識創造非常困難。

中國有沒有可能發展出一種新的教育哲學？我們認為，是有可能的。為什麼可以這樣說？

目前的格局難以為繼。教育的核心就是培養專業人才。不過，現在的局面是不僅培養不出人才，連人也培養不出來。中國的教育界把人培養成什麼樣的人了？這不是一個明了的問題。教育界擔負培養合格公民的責任，但培養出來的人往往是反社會的；教育界要培養愛國主義者，但培養出來的人往往不愛國；教育界要培養專業人才，但培養出來的人往往一點專業精神都沒有。實際上，很多所謂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連一個合格的公民的素質都沒有。中國的傳統強調先做人，後做事。但是現在培養的人又怎樣呢？專業主義沒有養成，就連作為公民的基本素質都沒有。為什麼？因為教育首先沒有把他們培養成人。

如果大學生競爭不過農民工，還要這種高等教育幹什麼！中國的家長非常辛苦，花大量的經濟資源在小孩的教育身上，但有什麼樣的回報呢？最近幾年出現了高中生罷考的現象，這非常容易理解。不過，在這個過程背後積累了社會對教育界（因此也是政府）多少的怨恨呢？傳統上，教育界是最受人信任的一個領域，但現在的中國社會對教育界有多少的信任呢？

再者，政治權力和知識之間的關係也過於緊張。兩者之間基本的信任都沒有，兩者之間的關係充滿敵視。最終這種緊張關係會演變成一種零和遊戲。現在在很多領域開始了政府向社會的分權運動，這個局面最終也必然擴展到知識界，知識界也必然會獲得更多的自治空間。

因為教育界是政治行政體制的延伸，所以，如果要在政治和教育之間確立邊界，政治行政改革必須是前提。僅僅局限於教育領域的改革會無濟於事。實際上，從很多方面來看，政治權力方面也感覺到，在政治和知識之間建立邊界的重要性。這種邊界的確立，實際上對政治權力非常有利。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間的競爭越來越成為人才的競爭，知識體系的競爭。如果沒有一個相對獨立和自治的知識領域，如何在主權國家間增強自己的競爭力？在內部，知識發展的邏輯也在要求這一邊界的確立。教育界如果繼續處於一個依附地位，無論是政治權力還是經濟利益，知識發展本身就很難成為教育界的主體。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改革

但說到底，能夠進行什麼樣的教育體制改革呢？這些年來，已經進行了那麼多的改革，但並沒有很大的成效。大多改革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要進行有效的改革，必須同時進行兩件事情。首先是確定改革的目標，其次是必須找到一個突破口。改革的目標不能過多，過多就不是改革了。我們認為，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專業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專業主義應當是教育哲學的核心。現存教育制度和專業主義背道而馳。我們並不認為，如果目前的局面繼下去，中國能夠建立專業主義；但同時也意識到，我們也不能另起爐灶。也就是說，專業主義的確立不得不面對現存體制，是要通過改革現存體制來確立專業主義。如何在現存體制下確立專業主義呢？我們認為，這個突破口可以從如下幾個角度尋找。

首先，現存的教育體係可以通過改革和調整工資結構而轉型，形成一個有利於專業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工資結構。現在在教育學術研究領域，國家的投入越來越大，知識創新能力則越來越弱。這是為什麼？主要是經濟資源在這裡扮演了控制的作用，而非知識創新。現在一個教育者或者研究人員的基本工資很低，憑藉基本工資還不能過體面的生活，更多的收入就要靠申請政府或者外面的各種資金。隨著國家財力的增加，能夠提供給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資金也越來越多。

中國的這種收入分配製度，貌似鼓勵研究和知識創新，但實際的效果剛好相反。在其他任何國家，教育者和研究者的主要甚至是全部收入是基本工資，儘管也鼓勵他們去申請政府或者其他資金，但他們憑藉基本工資可以維持他們的體面生活。這樣，他們就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去做思考，去研究。中國的工資制度與其說是鼓勵獨立研究，倒不如說是政治行政控制，就是說，資源分配成為有關部門控制教育者和研究者的有效手段。如果像其他國家那樣，把工資結構改變一下，總體工資水平不會有多少變化，但其對知識界的影響則是巨大的。這種改變，受到影響的是教育界的少數當權者的巨大利益，但收穫最大的是知識界和知識本身。

同時，中國的教育和學術評審制度必須重新設計。和工資制度一樣，現行的各種評估體系，完全是教育部門為了管理來設計的，而不是用來鼓勵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很多評估體係從國外輸入。在國外，它們是專業主義的表現，是同行的行規，或者是為了鼓勵知識創新和進步而設定的製度。但這些東西到了中國，則演變成為官僚主義的產物。因此，教育和評審制度的設計，必須從官僚手中轉移到專業人才手中。教育和學術評審，應當是自治的組織自我約束的有效機制，而不應當是官僚控制專業主義的機制。

知識界得確立專業精神

再者，政治和知識之間邊界的確立不僅僅是行政當局的事情，更是知識界本身的事情。中國的教育界和知識界，有兩種傾向性阻礙著這種邊界的確立，需要我們做深刻反省。第一，在很多場合，知識界本身不想取得獨立地位，而過度依賴權力和利益。很多人把教育和研究看成追求自己利益的職位，他們對自己的專業很少有興趣，更不用說是激情（passion）了。因為他們從權力和利益那裡可以獲取那麼多的好處，他們根本就不想割斷這個關聯。第二，另一個群體則相反，他們不滿足於現狀，對權力持批評態度。不過，這個群體也不見得具有專業精神，對專業感興趣。他們不和權力合作並不表明他們的獨立性。無論是依附權力還是反對權力，知識界的目標都不是自己的專業主義，而是利益。這種局面不改變，最好的政治環境也無濟於事。

但是，這裡也應當強調的是，教育界的自治和獨立地位，並不是說教育界可以“無政府”。無論哪個國家，教育界是最具有規制的一個領域，個人、系所、學院等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都必須加以規制。中國的政治和行政仍然控制著教育界，但荒唐的是，教育界內部幾乎出現無政府狀態。除了批評政治，中國的教授和學者是全世界擁有最大自由的一個群體。教授、系所和學院什麼樣的事情都可以做。除了沒有專業主義精神，他們什麼品德都有了。如果這種無政府狀態繼續下去，如果教育界規制制度不能得以確立，無論怎樣的自治和自由，都無助於專業主義的產生和發展。

要確立政治和知識的邊界，知識界本身必須首先確立自身的認同和自己的邊界。除了一些敏感的政治領域，知識界並沒有什麼阻礙來進行知識創新。應當看到，至少在一部分學者中間，學者的主體意識也在產生和發展。這是一個好的趨勢。知識界必須確立專業主義優先原則。知識界追求權力不可避免，但要意識到，通過依附或者反對現存權力來追求權力，是最無效的方法，這兩種方法不僅加重著知識和權力之間的依附關係或者緊張，而且也有害於知識本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追求專業主義。專業主義本身可以成為權力的巨大的資源。專業主義的本質就是知識為了知識，知識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多的知識，教育是要解放人的個性，培養獨立精神，釋放人對各種事物的好奇心，從而激發創造。一個人從事知識事業的人，不應當過問其所創造的知識是否和社會、政治和經濟相關。如果是解釋世界，其知識肯定是和現實相關。知識如果對實際的政策造成了影響，創造了社會價值，那是知識的副產品，而不是目標。如果沒有這種對知識的獨立品德的認同，就很難成為知識的創造者，也很難成為教育家。

此外，我們也可以從中國經濟改革方面學到一些經驗。中國可以容許在現存的教育體制外，長出一個獨立的個體來，即民辦學校。中國第一波民辦學校並不成功。無論從動機和體制設計上，民辦學校和現存的學校並無任何質的差別，大多是現存體制的簡單複制。大多民辦學校只是看重教育這塊市場，主要的目標是利益。從國際經驗看，這種民辦學校不會有多大的成功概率。教育機構是非盈利的。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應當容許那些具有真正經濟實力的企業家來辦學。民辦學校應當努力在體制創新上下功夫，而不是簡單地分割市場。體制上的創新才是真正的創新。

我們這裡只是列舉了少數幾個例子，來說明教育哲學的變化可能對知識界帶來的影響。很顯然，正如在其他領域，教育哲學的改革也要呼籲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不僅僅是針對政治行政當局而言的，而且更是對知識界本身而言。新教育哲學的確立，必然會導致一個新教育局面的出現。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本文是作者在“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研討會”（北京，2012年4月21日）上的發言的第三部分。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