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西方自由主義會把中國帶向何方？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07-09 08:44:11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7月9日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今天在聯合早報撰文《西方自由主義會把中國帶向何方？》，作者認為，長遠來看，中國民主自由的產生和發展，取決於內生的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實踐。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實踐，也有可能受西方的影響，但其主體必須是中國的，是植根於中國文化的。這種自由文化的產生，又取決於長期可持續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社會進入全面中產階級階段，自由主義文化因素積累到一定程度，民主化就會變得不可避免。那個時候的民主化才會變得比較有意義，同時也可以避免國家的分裂。詳論如下：

　　本文標題使用《西方自由主義會把中國帶向何方？》而非《自由主義會把中國帶向何方？》，主要是基於這樣一個判斷，即中國本身沒有系統的自由主義思想，現在盛行的自由主義是西方自由主義。

　　中國有沒有基於本身實踐的一些自由主義因素？答案是肯定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經濟現實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之相適應的是人們的政治觀念的變化。在社會基層、社會組織甚至地方政府，也出現了一些自由主義導向的社會實踐。但無論是趨向於自由主義的思考還是實踐，都仍然處於非常分散零星的狀態，不成系統。並且，這些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思想和實踐，大都生活在占據主導地位的西方自由主義的陰影下，沒有形成自身獨特的話語的空間。（左派也有類似的情形。中國左派的主流也是西方的左派，也就是基於傳統共產主義思想的左派，並非中國自身的左派，比如說傳統社會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強調。）

　　中國自由主義的主流是西方自由主義，這個群體往往奉西方概念和理論為神明，相信只有西方自由主義才能救中國。這種思維發源於晚清。晚清早期，人們還是遵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但在中國被西方列強尤其是被中國的近鄰日本打敗之後，就開始全心全意地信奉西方，到了“五四”運動達到高潮。中國今天的左、右派雙方都可以追溯到“五四”思維。左、右派當時都視西方為“真理”，向西方“尋求真理”。很簡單，如果西方的是“真理”，那麼中國本身就是“非真理”了。
 
　　儘管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但左、右派的這種思維方式，並沒有得到根本上的改變。今天中國的左、右派之間的爭論仍然是那些“進口”概念之間的爭論。只有自由主義才能救中國，但絕對不是西方自由主義，而是中國自由主義。中國自由主義是需要加以討論的另外一個重要課題，這裡僅討論西方自由主義會把中國帶向何方。

　　在中國，自由派又可以分為經濟自由派和政治自由派，這兩派之間有很大的重合，但也有分野。經濟自由派思想的核心是基於私有產權（或者私有制）基礎之上的經濟自由。在1980年代，這一派是強調政治權威主義的，希望用政治權威主義來消除經濟自由的阻力，實現經濟自由。這一核心思想到今天仍然沒有變化，也仍然有很多人希望用政治權威主義來實現經濟自由，例如主張用政治和行政力量來推動私有化。

　　政治自由派也比較一致，強調政治民主，而民主就是他們在西方所看到的一些制度形式，主要是多黨制、三權分立、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等。

　　如果說左派的旗幟上寫著的是公平、正義，那麼自由派旗幟上寫著的則是民主、自由。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說，無論是公平正義，還是民主自由，都是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的大趨勢，誰也不會否認要追求這些人類所具有的普世價值。實際上，出生“左派”的中國共產黨，在當時所要追求的就是這些普世價值。今天，除了那些把這些普世價值和西方價值等同起來的政治人物和學者，大都數並不會否認這些普世價值。在價值層面，左、右派也不會否認對方所持的價值。

　　因此，問題不在價值層面，而在實際層面。這裡，左派需要回答兩個重要問題：什麼樣的公平正義？以什麼方式來實現公平正義？同樣，自由派需要回答的兩個問題是：什麼樣的民主自由？以什麼方式來實現民主自由？

　　自由派的答案非常簡單，那就是中國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也需要用西方的方式來實現民主自由。例如，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私有產權，因此他們提倡中國應當通過私有化來實現經濟自由。私有化作為一種理論話語和實踐，自上世紀美國裡根總統、英國撒切爾首相搞私有化運動以來，一直是西方的主流。中國的自由派沒有在任何程度上有所創新，只是簡單地搬用西方理論罷了。在今天的中國，私有產權理論更是種種制度主義的內核，人們想用產權制度來解釋一切。

　　但是，自由派忘記了，經濟自由主義只是西方特有經濟實踐的產物。再者，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充其量也只是一種選擇性解釋，並不能解釋所有的事物。很顯然，私有產權理論很難解釋非西方的實踐。中國古代很多時候都存在私有制，但並沒有得到發展。今天實現私有制的很多國家也不見得有發展，或者發展得比中國快。印度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印度，私有制嚴重地阻礙著經濟的發展。無怪乎，相信印度私有產權體制的優越性，大多是印度之外的信仰西方自由主義的人，包括在中國的西方自由主義者。從實踐上看，私有化如果處理不當，更是具有嚴重的惡果。例如，俄羅斯式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導致了寡頭經濟，絕少數人壟斷國家的經濟利益。 
 
把現象當做本質

　　政治民主派側重的則是政治要素，包括多黨制、三權分立等。這裡同樣有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問題和選擇性解釋問題。多黨制和三權分立首先是西方特有的政治實踐，然後被上升為似乎是“普世”的理論。但實際上則不然。從理論上說，民主的本質是什麼？政黨的數量和三權分立是西方民主的表達方式，並非民主的本質。自由派往往把現象當做本質。

　　正如熊彼特所言，民主的本質在於競爭，政黨只是組織競爭的工具和手段。如果把多黨制和民主等同起來，就可能得出“政黨越多越民主”的結論。在一個具有眾多政黨的國家，政治生活難以組織起來，往往流於無政府狀態。實際上，在近代政黨產生之前，西方的各種俱樂部就扮演了組織功能。當然，政黨也絕對不是最後一種組織工具。今天，各種新的手段和工具在產生。近年來，新媒體在意大利、韓國和英國等國家的選舉中，幾乎扮演了一個遠比政黨重要的作用。如果政黨是政治論壇，互聯網作為政治論壇，遠比任何政黨更有效。

　　同樣，三權分立既是西方政治歷史發展的特殊產物，也是西方民主的制度表達方式。在這個層面，民主的意義在於權力的制約。而權力制約具有多種形式，不見得一定要重複西方的模式。中國的孫中山先生也曾經設計了“五權分立”的制度。

　　據這些例子，主要是要說明，在實踐層面，在北美和歐洲運作良好的民主，到了其他地方就不見得能夠運作。例如，從形式上看，亞、非、拉很多所謂的民主國家，都具備了西方所能看到的一切要素，包括多黨制、三權分立、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等，但所有這些制度要素，並沒有為這些社會帶來民主，更不用說是社會經濟的進步了。當中國的西方自由派論述民主的時候，他們僅僅看到了在西方那些運作良好的民主，而有意或者無意地忽視了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實踐。

　　也不難發現，中國的西方自由主義者在了解西方的時候，也是具有選擇性的，就是只取自己所需部分。在西方，有大量的作品解釋西方制度環境內，民主到底是如何運作的，因為在民主理論（尤其是教科書中的民主理論）和民主的實踐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例如，盧梭發展出了人民主權理論，但意大利思想家則證明了，在經驗層面，所有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在本質上，所有政體，無論是專制的還是民主的，都是精英統治，而人民的統治只是一個理想。德國社會學家更證明，即使在一個追求民主的政黨內部，政黨權力必然趨向於集權，甚至造成政治權力被壟斷在黨的領袖手中的局面。

　　在中國的西方自由主義者既不了解西方，更不想（也拒絕）了解中國本身的政治體制是如何運作的，就拿著西方的概念來胡亂診斷中國問題。沒有人會否認民主自由的價值，但如果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不符合本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不僅實現不了，更有可能導致更大的專制。在中國，西方自由主義導向專制已經有了很豐富的經驗教訓。孫中山早期想用西方的制度來改造中國，但馬上就失敗了，導向了軍閥主義的崛起和國家的分裂。蔣介石想搞共和，但實際上是專制。毛澤東更是個典型。

　　在追求政治民主自由和社會公平正義方面，誰也比不了毛澤東那一代人，他們以“只要主義真，砍頭不要緊”的精神，來追求這些價值的實現。不過，經驗表明，這並不能避免他們所確立的政權演變成為個人專制。這當然並不僅僅是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或者其他領導人的個人錯誤。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的自由主義的文化，在通過暴力和階級鬥爭來實現這些價值的過程中，事物便走向了反面。即使在西方，一種妥協的文化的發展，也是經歷了很長的歷史時間的。民主自由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是一種生活方式，開放、包容、理性等等。
 
　　在中國，自由派不如左派那樣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儘管自由派也擁有一些支持者，但整體社會仍然沒有實現民主自由的基本文化。且不說社會經濟基礎的不足，即使在那些高調倡導民主自由的人士身上，人們看不到一丁點民主自由精神。相反地，人們可以看到他們身上的另一類專制精神。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妥協、包容和理性，但中國的所謂的自由派則是一種道德主義者，只以為自己是高尚的，人家都是卑鄙的；只容許自己高調說話，不容許人家發聲；只容許自己道德說教，不容許不同意他們的人的意見，等等。這種情形如何可以讓更多的人信服他們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呢？

　　不過，如果中國引入那些信仰西方西方自由主義的人的東西，至少在現階段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呢？人們可以從那些已經走過了，或者正在走這條道路的一些國家，學到很多經驗教訓。不用去看比較遙遠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就關注亞洲一些國家就足夠了。斯里蘭卡和緬甸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是西方最看好的國家，菲律賓和泰國在六十年代也被西方所看好，因為這些國家當時都開始了西方式的民主和市場經濟。但是直到今天，這些國家仍然陷於雙重陷阱，即經濟上中等收入陷阱和政治上的低度民主陷阱，並且這兩個陷阱互相強化。

　　在亞洲，只有那些當時被認為拒絕走西方道路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是“四小龍”），才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並且在進入一個全面的中產階級（高收入）社會之後，開始了和平的民主化進程。中國要選擇哪一條道路？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實際上，中國如果走西方道路，情況比亞洲這些小國家更為糟糕。中國很可能是一個名義上是民主的，但實際上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右派專制社會。同時，中國也必須面臨如何繼續保持國家統一的大問題。

　　長遠來看，中國民主自由的產生和發展，取決於內生的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實踐。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實踐，也有可能受西方的影響，但其主體必須是中國的，是植根於中國文化的。這種自由文化的產生，又取決於長期可持續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社會進入全面中產階級階段，自由主義文化因素積累到一定程度，民主化就會變得不可避免。那個時候的民主化才會變得比較有意義，同時也可以避免國家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