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解體與中國人的生存危機
[鄭永年]　(2011-11-22)

　　在任何社會，立法的最終目標是揚善抑惡，維持社會秩序。但中國的立法則已經走向了反面，揚惡抑善。

　　今天，沒有多少人會懷疑中國社會道德全面解體的現狀。最近在廣東佛山所發生的一件事情，已經足以表明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了。這個事件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量，社會群體紛紛以各種方式表示關注。人們是否在作真正的內心道德譴責不得而知。即使有，光有內心道德譴責已經遠遠不夠。那麼多年來，類似的事件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在發生，只不過是發生方式不同罷了。每當類似的事情發生，社會也會譴責一番，反思一番。譴責也罷，反思也罷，必然積累成為一大堆憤怒。但事件一過去，憤怒也很快消散，人們也就忘得一乾二淨，沒有在個人層面或者社會層面，留下任何個體的或者集體的記憶，更不用說是作任何真正有意義的道德思考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道德狀況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在急劇地每況愈下。

　　在社會的記憶力越來越差的情況下，有必要再簡單敘述一下事件的經過。這裡引用《京華時報》2011年10月17日的一則題為“女童遭碾壓十餘路人不救 農婦施援手稱不怕被冤枉”的報道。

　　“兩歲的小悅悅（化名）剛從幼兒園回來，媽媽收衣服去了。像往日一樣，小悅悅一個人在家門口的巷子裡玩耍著，厄運突然降臨，一輛迎面駛來的麵包車猛然加速，將悅悅撞倒卷到車底，右側車輪從悅悅胯部碾過。司機停了一下車，又加油門開走了，後輪再次從悅悅身上碾過。痛苦的悅悅已無力大聲呼喚媽媽，更無力掙扎。一個目擊者從她身邊走過，看都沒看她一眼。又有兩名路人從悅悅身邊經過，同樣漠然不理。這時，一輛小型貨櫃車開了過來，司機好像沒有看到地上的悅悅，再次從她身上碾過。此時的悅悅已經一動不動。接下來的5分鐘更像一場噩夢，有十多位路人從悅悅身邊走過，每個人只是看了看，沒有人伸出援手，哪怕是打個電話求助。路邊的店舖裡似乎也忙得不可開交，沒有人出來看一眼。就這樣，先後18人從悅悅的身邊走過。生死關頭，一位身材矮小的撿垃圾阿姨發現了悅悅，她立刻放下手上的麻袋，試圖扶起悅悅，但悅悅已經癱軟。阿姨只好把悅悅從路中間挪到路邊上，然後向四周呼救。仍然沒有人出來，阿姨向巷子裡跑去，幾秒鐘後，悅悅的媽媽跑過來，驚慌失措，她抱起血泊中的悅悅，瘋一般地衝向了醫院。”

　　人們一般認為，在世界上，中文是一種表達人類情感的最好語言和文字，無論是恨還是愛，無論是頌揚還是鞭笞。但對上面這段文字所描述的非道德行為，人們已經找不到確切的詞彙了。有人說，冷漠、凶殘、無恥、暴虐、滅跡人性、慘絕人寰，所有這一些能夠在中國的詞典裡找得到的詞彙，都不能表達人們心中的感受。

道德危機危及生存安全

　　社會的憤怒情緒可以理解，也是道德存留的證據。不過，人們是否意識到了，中國的道德危機正在很快演變成為社會個體的生存危機。危機已經深入到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危及到每一個人的生命。危機不僅僅是深刻的社會信任問題，例如你所吃的食品是否含毒，醫生是否為你看病，司機是否能夠把你安全帶回家，而是演變成為在你彌留或者絕望之際，是否會得到最後一刻的幫助。如果當一個人在彌留之際，在絕望之際，所得到的不僅不是幫助，而是像兩歲的小悅悅所得到的，那麼任何人的確應當感到恐懼。很顯然，這樣的事情，很可能在某個事件、某個地點、以某種方式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社會大廈正在倒下，這是比任何東西都可怕的一件事情。在任何社會，任何一個組織倒下了，並不要緊，因為只要社會存在著，人們可以找到替代組織。即使國家發生危機了，也不要緊。國家是任何一個社會最重要的組織形式，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因此給予國家至高無上的地位。不過，國家還是比不上社會重要。例如猶太民族在沒有自己的國家的情況下，生存了數千年。只要社會在，生活於這個社會之中的成員，必然可以找到一種適合自己生活的組織方式，國家只是其中一個組織而已。

　　但一旦社會道德解體，人的生存危機就來臨了。社會之所以成為社會，就是因為存在著凝聚社會成員的道德體系。歷史地看，任何制度都是道德價值的外化表現。世界上，不同的宗教、文化和價值體系，決定了不同的制度體系，而不是相反。

　　正因為這樣，13億人的確應當認真反思類似小悅悅那樣的非道德事件。這不僅僅是為了這個社會，為了他人，更重要的是為了每一個人自己。理由很簡單，社會道德一解體，這樣的事件隨時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無論是富者還是貧者，無論是有權者還是無權者。任何一個人，如果要避免成為道德解體的受害者，就不要成為加害者，不要成為對非道德事件的漠視者，不要成為冷嘲熱諷者，更需要檢討自己的行為。

　　首先，各級當政者應當反思。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當政者已經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人類奇蹟，數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數億人脫離了貧窮、高鐵、奧運會、世界博覽會、孔子學院，等等。所有這些構成了一些人津津樂道的中國震撼。但是，當政者是否想過，中國社會已經變得怎樣了呢？三十多年來，人民辛辛苦苦，兢兢業業，為的是創造一個更能適合他們生存和發展的社會。但是今天會有多少人說，這個社會正是他們所期望的呢？各級政府在追求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同時，是否也在急速地破壞著人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呢？道德儘管是“私”領域的事情，但政府是否要為道德的解體負責呢？公共秩序是政府存在的最基礎的責任，現在連這個公共秩序都維持不了，還要政府幹什麼呢？中國的崛起震撼了世界，中國社會的道德解體也在震撼世界。世界各大媒體都在傳播像小悅悅那樣的事件，其對人們所產生的負面震撼，需要多少次奧運會、多少回世界博覽會、多少個孔子學院、多少點GDP所產生的正面震撼來彌補呢？或許，永遠不可彌補。只要是人類社會，人是價值的終點。人沒有了價值，那麼其他所有的一切，不管多麼輝煌，都是虛空。

　　中國的有權有勢者更應當反思。類似小悅悅這樣的事件發生在中國社會的底層，引發了那麼多人的同情心。但如果類似的事件發生在有權有勢階層，中國社會會怎麼樣？因為過去數十年社會“異化式”的發展，中國已經形成了各種各樣的“仇官”、“仇富”風氣。有錢有勢者當然不會以如此“低級”的方式成為受害者。但是，他們也很可能會隨時以其他比較“進階”的方式成為受害者。以往的經驗表明，他們往往是加害者，用權用勢來加害於社會的弱者。正因為如此，他們往往不但不能得到社會的同情，反而會成為社會底層的受害者。中國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中，有多少皇家貴族、達官貴人被宰殺，被虐待，有人去同情他們嗎？當代中國社會的富二代、官二代，出了事情，有人去同情他們嗎？有權有勢者應當向自己提一個問題：生活在一個道德解體的社會安全嗎？如果不安全，那麼就不要再以各種方式加害社會，同時也必須為社會建設擔負起責任。

政、媒、學界的集體失職

　　中國的立法者尤其應當反思。實際上，類似“小悅悅”這樣的非道德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首先應當蒙羞的是中國的立法者。在任何社會，立法的最終目標是揚善抑惡，維持社會秩序。但中國的立法則已經走向了反面，揚惡抑善。改革開放以來，立法者已經通過了多少個意在促進經濟發展和增長的法律和法規，但又通過了多少個意在社會建立的法律和法規呢？

　　在種種由食品安全導致的人命案例中，加害者得不到懲罰，而受害者得不到正義。在一些事件中，揚善者不僅得不到獎勵，反而往往受到懲罰，例如已經發生了多起扶起倒地老人，反而成為被告，受到懲罰的事件。醫生可以不接受愛滋病人，可以因為病人沒有足夠的錢而中途中斷醫治。在各個領域，人們很容易提出一大堆這樣的事件來。但為什麼立法者對此無動於衷呢？那些不接受愛滋病人的醫生、那些因為病人沒有足夠的錢而中途中斷醫治的醫生、那些沒有足夠的證據卻把倒地老人扶起來的善者告上法庭的人、那些在食品中加毒（無論以何種方式）的人，不應當受到嚴厲的法律懲罰嗎？在所有類似的事例中，光訴諸於道德是遠遠不夠的，立法成為必要。正是因為中國的立法不能懲罰不道德的行為，張揚著更多的不道德的行為。

　　中國的媒體在這一系列非道德事件中也需要承擔責任。大眾媒體擔負著大眾教育的責任。如果媒體要擔負起這個責任，社會責任感是前提。很顯然，中國的媒體已經具有強大的新聞炒作的功能，但沒有社會責任的影子。不難理解，中國的媒體在探討應當討論的話題方面仍然面臨巨大的制約，但這並不妨礙媒體走向那些管理當局忽視的領域（例如道德領域）進行大肆炒作。而對某一事件進行炒作的時候，媒體只有利益概念，而無道德概念。更進一步，因為沒有道德概念，媒體已經成為一些人製造不道德的有效平台。前段時間的“郭美美”事件是一個典型。不過，通過媒體這個平台的炒作而一夜成名的案例是層出不窮。

　　那麼中國的學界和知識界呢？在任何社會，學界和知識界是一個社會道德價值最重要的載體之一。他們掌握著道德的話語權，是教育者。學界和知識界的道德水準，基本上能夠反映一個社會的一般道德水準。中國的學界和知識界本身的道德水準並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但不難發現這個階層對中國道德的解體也有責任。很顯然，他們忽視了道德建設。多年來，學界和知識界都在作意識形態的爭論，討論意識形態的普世價值性或者沒有普世價值性，大家都在談論民主、自由、社會正義和公平等等是否是普世價值。自由派說有，左派說沒有，自由派強調民主自由，左派強調公平正義。但為什麼沒有很多人討論道德的普世性呢？民主、自由和公平正義等價值是道德體系的外在體現，而不是相反。那些整日把民主、自由、公平正義掛在口上的很多人，實際上在做著損害一般道德的事情。沒有了作為人所應當具有的一般道德，哪裡會有民主、自由、公平正義？左派和右派天天爭論著和中國社會毫不相關的話題，把自己打扮得似乎比誰都道德，但卻漠視著道德的每況愈下。那麼多人為什麼爭搶著為權力說話，為利益說話，為什麼沒有多少人來為社會的底層說話，走在保護社會的前列呢？

　　那麼，一般社會公眾是否可以逃避責任呢？也不能。每當像“小悅悅”那樣的事情發生，人人都道貌岸然起來，人人口誅筆伐，甚至對當事者進行各種方式的攻擊。但他們是否想過，如果他們是18人中的一人，又會怎樣呢？如果社會上真的有那麼多的人具有正義感，具有道德感，那麼為什麼這樣的事情還會接二連三地發生呢？道德衰敗的趨勢得到不糾正，還是因為人人都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自私態度所致。表達同情的心情、憤怒的心情很容易，但要改變道德衰敗，就必須訴諸於運動，從自己做起。如果對有錢有勢者、學界知識界、媒體等角色已經失望，那麼社會必須起來自我拯救。

　　社會需要道德，個人的生存需要一個道德的社會。沒有道德就無以成為社會，個人也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沒有了基本的道德，就會演變成人與人之間、社會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戰爭”。中國社會如果再繼續這樣下去，離這樣一場“戰爭”就不遠了。沒有人會希望這樣一場“戰爭”發生，因為屆時人人都會成為受害者。如果不想得到這個結局，那麼現在應當是行動的時候了。

作者是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