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教育哲學及其弊端

[鄭永年] (2012-07-17)

討論中國今天的教育哲學問題，避免不了中國傳統教育哲學問題。中國傳統的教育哲學是怎樣的呢？討論教育哲學不能過於抽象，而應當回答“誰的教育哲學？”這個問題。這裡，我們首先應當關心的是教育者和知識界的教育哲學，因為這個群體是教育的主體。無論是知識傳授還是知識創造，這個群體的教育哲學是決定性的。那麼，傳統上，誰是教育者呢？

傳統道家有針對其弟子的教育哲學，但沒有發展出針對社會的教育哲學。道家強調個人道德的發展，但沒有社會教育哲學，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道家對社會少有關心。道家嚮往的是與世界隔離的生活，這個群體以山林樹木為伴。這就決定了這個群體不可能發展出面向社會的教育哲學。道家因此是一種道地的人生或者宗教哲學。第二，道家也有方法論上的問題。道家關心自然世界，又堅持獨立個性，不依附權力和利益，從這個角度上看，道家是最有可能發展出知識體係來的。但實際上則不然。為什麼？除了不關心社會現實之外，主要是方法論上的問題。知識體係來自主體對客體的研究，但在道家那裡，主客體是不分的。道教堅持人與自然的合一，從今天的角度看，這一思想具有非常的現代性，甚至是後現代性。但因為主客體不分，道家沒有發展出自己的知識體系，尤其是和人類社會有關的知識體系。

和道教一樣，佛教也有針對其信仰者的教育哲學，但沒有針對社會的教育哲學。這和西方宗教構成了鮮明的對比。西方教育尤其是大學源自宗教，當然從宗教到大眾教育，這是一個複雜和痛苦的過程。中國的宗教沒有演變出大學來。這裡只是指出這個事實來，並不是說這是中國宗教的錯。宗教的對像是社會大眾，但沒有發展出教育哲學來。從學術上看，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道教不關心社會，很容易理解。但佛教則是非常關心勞苦大眾的，為什麼也沒有發展出教育哲學？這可能和佛教不是一種具有使命感的宗教有關。佛教強調“空”、“出世”等概念，滿足於現實，著眼於“來世”，這使得其不關心現實和改造現實，這和西方具有強烈使命感的宗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中國傳統教育哲學的主導者

儒家是中國傳統教育哲學的主導者。儒家教育哲學​​有幾個重要的特點。第一，和關心自然世界的道家不同，儒家既不關心自然世界，也不關心外在世界，即“敬鬼神而遠之”。儒家不否認外在世界的存在，但對此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中國傳統沒有發展出“形而上”哲學，和儒家的這一態度有關。當然，也正因為儒家的這一態度，中國文化演變成為世界上最為發達的世俗文化。第二，儒家關心的是人們生活於此的這個世界。不過，總體上說，儒家關心的不是解釋這個​​世界，而是改造這個世界。或者說，儒家是一種規範哲學而非實證哲學，它所關心的是“世界應當如何？”而非“世界實際上如何？”的問題。第三，儒家強調通過政治權力來改造世界，因此把知識和政治、學者和政治家領域緊密聯繫起來，即“學而優則仕”。就是說，在儒家那裡，成為對國家有用的士大夫，就是知識分子和教育者的使命。第四，儒家的道德哲學消除了在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和世界等領域的邊界。儒家把道德視為是政治的根本，其核心就是“德治”。而“道德”寄存的基礎是家。因此，儒家強調“國之本在家”。這樣，把家庭倫理和社會道德和國家治理聯繫起來。“修身、養家、治國、平天下”，從個人到家到國家，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邊界。儒學經典《禮記·學記》把教育的社會功能概括為十六個字：“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

著眼於現實政治世界，著眼於政治權力，著眼於人才教育，這些因素使得儒家成為世界歷史上最為發達的政治統治哲學。中國傳統社會的“士大夫”階層是最職業和專業化的。不過，同時儒家的教育哲學對中國教育和知識生產本身產生了很多問題。

第一是規範性教育哲學，而非實證性教育哲學。儒家過於強調“應當怎麼樣？”使得其在很多方面過於理想，不考慮其所提出的理念能否在現實世界實現。在儒家那裡存在著一個非常深刻的內在矛盾，那就是，一方面有強烈的意願改造社會，建設一個好社會，但另一方面因為僅僅從規範出發，對現實社會到底是怎樣的沒有深刻的認識，結果儒家改造社會的努力往往很成問題。在沒有對現實世界作解釋的情況下，又如何能夠改造世界呢？儒家教育哲學​​沒有發展出能夠解釋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知識體係來，哲學始終停留在規範層面，和現實社會並無多大的關聯。尤其是當現實社會的發展不能吻合儒家的理想時，士大夫階層不是隨時修正自己，更多的是積極干預和阻礙社會變遷。儒家缺少社會進步觀念，其自身的變遷往往遠遠落後於時代的變遷。

第二，儒家的教育過程過“硬”。儒家強調教育沒有錯，但儒家的教育過程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理論上人人可以成儒，但實際上只有極少數人可以成為儒。一個人的“儒化”的過程，也就是儒家的灌輸過程，顯得非常“硬”。這個過程遠比在西方個人宗教化的過程要困難得多。西方的宗教是針對大眾的，而儒家的對像是精英。西方人稱儒家為“儒教”顯然不是很精確，因為儒家充其量是精英宗教，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意在塑造政治精英的“宗教”。

第三，與之相關，儒家所提倡的“有教無類”那麼先進的思想並沒有在中國開花結果。和西方相比，中國文化中並不強調民族、種族、宗教、階級等等在西方決定一個人身份的因素，而是強調教育在塑造人的過程中的作用。在中國，社會成員只有“受教育”和“沒有受教育”之分；進而，每一個人不僅有權利接受教育，並且也能被教育好。但為什麼中國傳統沒有發展出類似西方的大眾教育呢？這和儒家社會化過程的困難有關。西方從中國學到“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並很快孵化出大眾教育的思想。西方的宗教是面向大眾的，“有教無類”非常吻合西方的宗教精神。

沒有確立知識的邊界

第四，更為重要的是邊界和專業主義問題。知識應當是沒有邊界的，什麼東西都可以成為研究對象。傳統儒家教育哲學​​是有邊界的，即著重於政治或者統治哲學，而忽視其他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另一方面，儒家教育哲學​​則沒有確立知識的邊界，尤其是和政治領域的邊界。它強調學者對政治的參與，政治和學術之間沒有建立起邊界，經常導致學術和政治之間的關係過緊。從知識體系確立和發展的歷史看，知識的邊界問題非常重要。知識的目的就是知識，就如資本的目的就是更多的資本、政治權力的目的就是政治權力一樣。因為邊界的缺失，儒家也沒有發展出強烈的專業主義精神來。儒家知識分子的功利主義精神過於強烈，沒有“知識的目的就是為了知識”的專業意識。

第五，缺​​失獨立性。沒有對知識的認同，沒有明確的邊界，這使得儒家缺少獨立性。在沒有自身的知識體系的情況下，儒家主要想依靠君王來改造世界，這導致了對權力的過度依賴。沒有獨立性也就是不能形成知識分子的自治群體，這對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和其他領域的關係的影響很大。對王權而言，知識群體是個依附型群體。這個群體千方百計想為王權提供有用的知識，但實際上，所提供的知識實在很有限。很多場合，儒家所提供的僅僅是“統治術”。對其他社會群體而言，儒家往往把自己道德化，在很多場合演變成訓斥人的哲學。儒家哲學裡，社會是具有等級的，即士、農、工、商。儒家把自己放在首位，而這個“首位”主要是儒家認為本身掌握了社會所需要的道德。對社會而言，儒家也沒有進步觀。儒家主要著眼於根據現存的條件優化統治方法，這裡面是沒有進步觀的。儒家強調統治者要根據現實而變化，但儒家裡面是沒有追求變化的因素的。因此，儒家也歷來被視為是一種保守哲學。

儒家的保守性也影響了其和其他知識群體的關係。正如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研究所展示的，中國歷史上也有輝煌的科技成就，但是中國的科學實踐知識沒有演化成科學知識體系。更有意思的是，在其他社會，科學知識往往總是積累的過程，也就是一直往前走的，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科學知識的大突破，但中國的科學知識往往出現退化的現象，也就是往後走。實踐知識不僅沒有積累，往往被毀掉。為什麼會這樣？這裡的因素很複雜，但有一點非常關鍵，那就是以儒家為核心的統治哲學。當儒家或者儒化的官員（士大夫階層）看到一種技術或者技術知識會導致變化，影響其心目中的道德政治秩序的時候，他們必定和王權結合起來共同反對之。

上面討論了作為知識群體的儒家的教育哲學。那麼，社會上其他群體有沒有教育哲學呢？中國的政治領域或者政治人物也有教育哲學。傳統上，王權是有教育哲學的。這里首先應當指出的是法家。法家往往是統治者。法家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實踐知識，也有比較系統的知識體系，但和儒家比較，法家並沒有申明自己的教育哲學。

不難理解，王權的教育哲學的核心就是維持其統治。皇帝在統治社會時往往是儒法並用，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軟力量和硬力量並用。儒家可以說是軟力量，而法家是硬力量。儒家之所以能夠成為王權的意識形態，是因為儒家接受了王權的改造。早期儒家，尤其是在孔孟時代，是非常獨立的，這些儒家的先驅周遊列國，推銷自己的治國理念。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畏權勢，具有非常強烈的批判精神。皇帝當然會不高興，在儒家和王權之間經常呈現緊張關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是這種緊張的表現。後來為了適應王權的需要，儒家開始接受改造，把自己改造成為王權服務的知識體系。在改造過程中，儒家也強調講真話，但因為儒家對王權的高度依賴，講真話在理論上可以，在實際政治生活中講真話的空間很小，甚至不可能。真話能不能講，有沒有用，主要取決於皇帝本人。在一些時候，例如宋朝，皇帝願意和士大夫階層分享權力。但在更多的時候，士大夫階層講真話甚至會招致殺身之禍。這一趨勢一直延伸到毛澤東時代的“反右運動”。培養一個“聽話”的士大夫階層是王權教育哲學的核心。

西方商人階層有教育哲學

中國的商人也沒有教育哲學。商人在傳統的士、農、工、商階層等級中處於最後一位，其沒有也不被容許發展出其自己的教育哲學來。商人階層子女的教育問題也是儒家所承擔的。中國的王權發展出了很多方法來消解來自商人的挑戰。首先是把商人放在社會等級的最底層。一旦商人致富，就會要求他們收買土地、官職等，以免商人積累過多的財富對王權構成威脅。同時，商人也被灌輸於“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把接受儒家教育視為是其子女的唯一出路。可以說，中國商人在教育方面沒有發揮一個重要作用，這和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西方，商人階層在教育哲學方面扮演了一個關鍵作用，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來看。第一，促成了教育和神學的分離。西方在中世紀是神權時代，神學是知識體系的核心，當時所謂的教育就是神學教育，神學也是衡量一切的標準。但文藝復興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文藝復興之後理性主義興起導致了神學時代的終結。“終結”當然不是說神學不存在了，而是說神學不再佔據知識領域的主導地位。理性主義的興起有其知識背景，但商人階層的崛起極其關鍵。商人是最講究理性的，商業行為不能用神學來解釋。新興商人階層站在文藝復興的背後，是文藝復興的經濟基礎。第二，促成了知識和政府的分離。商人需要能夠支撐商業運營的知識體系，尤其是法律。同時商人也擔心政府的力量過大。知識和政治的分離對商人非常有利。知識界爭取和政治權力的分離，商人是背後的推動和支持力量。在西方，大量的教育機構，尤其是大學，都是私立的，這完全是商人的功勞。沒有商人的支持，西方難以發展出如此獨立的知識體系及其生產知識體系的機構來。

政治、商業和知識三者之間的不同關係構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教育體系。在中國，知識領域沒有獨立性，成為政治權力的一部分。而政治的最高目標就是秩序，創造秩序和維持秩序。秩序就是保持現狀，不但不追求變化，反而阻礙變化。在西方，知識界不僅獨立，而且往往和商業結成聯盟。和追求秩序的政治不同，商業所追求的就是永無止境的變化，甚至是革命性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哈佛經濟史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把資本主義定義為“創造性毀滅”的過程。創新和進步是​​商業的特徵，正如秩序和穩定是政治的特徵。而知識是關鍵，知識既可以成為秩序的一部分，也可以成為變化的一部分。到今天為止，中西方教育和知識界仍然維持著這種差異格局。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本文是作者在“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研討會”（北京，2012年4月21日）上的發言的第二部分。

在中國，知識領域沒有獨立性，成為政治權力的一部分。而政治的最高目標就是秩序，創造秩序和維持秩序。秩序就是保持現狀，不但不追求變化，反而阻礙變化。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