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解放的文明力量

[石之瑜] (2012-07-12)

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15年，後見之明顯示，兩制的安排大致上緩和了回歸對於香港社會的衝擊，但是並沒有阻礙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互惠交流日益成熟。由於歷史不能重複，因此無法重頭開始嘗試另一種制度安排，以便判斷是否還有比一國兩制能更為理想的其他制度安排。

事實上，即使同樣是一國兩制，在不同的領導階層之間，也還會帶來不同的緊縮或開放效果。到底制度重要，還是領導階層的選擇重要，見仁見智。

總體而言，香港的一國兩制有助於內地的改革開放，迄今也有助於香港的穩定發展。何以如此，將來如何，對台灣有無啟示，均值得深究。

一個文明、兩種文化

一國兩制的宗旨是維持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狀況。不過15年以來，更可以說是在實踐一個文明、兩種文化。

在全球化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條件下，以國土疆界作為施政範疇的模式，已經不敷使用。大量跨界移民帶來宗教、語言、技能、組織製度與包括器物與風俗在內的生活習慣上的擴散、融合、淘汰，這些全都不受國界的影響，而且因此而引發的相互學習與調整，也必然鼓勵不同文明之間的互惠。

其中，若有因此引發固有生活習慣與世界觀的失落，以至於出現不能適應的恐慌、焦慮、歧視或對抗，姑且可稱之為“文化保留”的作為。這種文化保留作為，自然需要在製度上予以化解，以防文明交流遭到異化成為文化互斥。

一國兩制在全球化潮流大起之際問世，可以說是因緣際會，水漲船高。事實證明，若干港人至今對於大陸仍有政治上的不安感，歧視與對抗等等屬於文化保留的傾向，近年甚至有所提升。

二十一世紀之前，在概念上區分文明與文化似乎是多餘的。不過，隨著中國崛起所促發的對文明政治的再思考，中國作為文明擴張現象的觀點，與中國作為軍事力量在國際政治場域中成為強權相比，前者的相關性與重要性似乎大得多。

其中最明顯的，是中國人的普通話、食物、宗教多神性與務實作風等等，正在世界各地與英語或當地語、西餐或各地料理、基督教或伊斯蘭、普世價值或古典價值等等文明過程，廣泛而深刻地相互影響。

大量中國人移民世界的現象，使得中國人同時可以是一個宏觀且長遠的文明歷程的載體、一個主權國家的公民、某個國家的少數民族等等。自居中國人的行動者，選擇用哪一種身分在行動，以及其他人以哪一種身分看待他們，決定了當下的遭遇會表現成是衝突、包容或互惠。

同理，在中國的疆域之內，有大量的少數民族認為自己在疆界之外還有以文明範疇為基礎的某個祖國。比如，蒙古國的蒙古族人口雖然少於內蒙古的蒙古族的人數，但是在圍繞著成吉思汗為核心的文明想像中，蒙古國是其當代載體，因而像徵了游牧／草原文明的生命力與散居世界各地蒙古人的祖緣歸依。

其他如朝鮮、越南之類的身分意識，既是文明載體而又是民族國家的多重身分，足資與蒙古比較；反而伊斯蘭雖有跨界文明，不過並沒有單一的主權國家可選為其祖國；至於藏族，則只有跨界文明，而沒有任何藏族國家存在。

膾炙人口的電視連續劇《成吉思汗》讓觀眾欣賞到的是，早在十二世紀就已經有了一國兩制的前現代模式，亦即在跨洲的蒙古帝國因地制宜的統治下，保留了游牧部落的集體決策，也在中原地區另行採用了天朝體制。

一國兩制與文化保留

準此，可以區分出兩種群體互動過程，即文明過程與文化過程。其中，文明過程依附於生活方式，是相互學習與相​​互調整的過程，而且是屬於微觀層次的實踐，凡是可以學習、調整、擴散的都屬於文明事物。

相形之下，文化過程依附於群體，文化過程所指的是，群體成員為了保護他們相信只有在他們之間才能彼此分享意義的事物，既不願意與群體之外分享，也不願意因為接觸而必須轉變，因而是超越微觀行動者所能自由選擇的。

一國兩制開創的是，自認為不同的群體之間，保留了相互區隔的想像空間，所以免於港人因為同屬於一國而必須擔憂想像中的港英群體的崩解，但另一方面卻在實質上解放了港人與內地之間在微觀生活層次的互通有無。

如果兩制下的製度範疇所反射或保護的，是自我想像的港英群體文化，則相對於一國兩制的，是世界其他各地的跨界民族所遭遇的兩國一制。亦即，分處於兩個或多個主權國家的同一民族，仍然得以分享純粹屬於群體文化下的同一意義系統，而不受國界所阻斷，厥為一般主權國家均賦予其公民的文化自治權。但如果他們因為屬於不同國家而互不接受，比如，倘若蒙古國的公民看輕其內蒙古的族人，或倘若中國的京族公民看輕其越南的族人，不容許跨界的同族人屬於自己的群體文化，則國家疆域便成為創造新文化群體意識的基礎，進而淪為兩國兩制。

領導階層對於跨界族人是採取同群體或異群體的立場，是全球化促成跨界交流後，所有人都要面臨的抉擇。台灣的台獨勢力便是主張台灣擁有一個不能與大陸分享的群體文化，是具體而微的兩國兩制思路。香港當然也有這樣的團體。

符合時代潮流的，應該是一國兩製或兩國一制之類的先進設計，一國有利於文明器物的生活互惠，一制有利於群體文化的向內鞏固。

香港的中國人本屬與內地中國人的同一群體，因為殖民制度而在香港所建構的群體想像，實在是因為文明差異所造成的。在文明互惠的15年間，這樣的想像逐漸消弭，剩下的是利益分配與權利保障的現實問題，儘管若干港人表現出文化保留的強烈傾向，香港向一國一制的轉型已為未來的趨勢。

台灣與香港不同的是，前者的領導階層選擇了排外的文化過程，對跨海的同一群體採取異化與歧視的隔絕態度，並有國際勢力協助建構其封閉的文化想像。但是，如同香港與內地之間那樣，兩岸的文明互惠已經無所不在，二十一世紀後更是如火如荼。

作者是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