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西方的“逆風”

[賈斯旺星] (2012-06-28)

在四年前金融危機處於谷底的時候，許多亞洲國家相信強健的增長已讓它們的經濟與西方及西方持續的問題幾乎“脫鉤”了。但如今，隨著歐元區的搖搖欲墜和美國復甦的疲軟，亞洲也出現了步履蹣跚的跡象。

一些亞洲政治人物會很自然地將任何增長疲軟的責任歸咎於西方。但他們在採取必要的結構性改革及爭取經濟機會上的失敗——如果不是更重要的原因——在讓亞洲地區陷入日益艱難的處境上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原因。

就拿印度來說吧。根據預測機構國際市場評估（International Market Assessment，簡稱IMA）的說法，“資本流枯竭……所反映的並不是全球經濟狀況”，而是投資者信心缺失，其主要原因是財政管理失當導致的“價格不穩定、投資下降和最終出現的……增長下降”。由於“政府沒有作為”，IMA的結論是“印度正快速失去方向”。

印度的狀況確實令人擔憂。食品價格通脹達到了兩位數，人們對有多大比例的印度人生活在貧窮線下及應該把貧困線定在什麼水平爭論不休。官方統計採用平均日收入32盧比（0.57美元）作為一般窮人和極端貧窮的人的分界線。

印度政府並沒有著手解決當今印度社會的核心難題——富裕社會中的貧困——反而當起了把頭埋在沙裡的鴕鳥。它號稱要採取大手筆改革，但改革方案墨跡未乾就被否決了。更糟糕的是，日漸嚴重的官員貪污腐敗正侵蝕私人領域的活力。

但碰到問題的不只是印度。中國也在擔心增長放緩和工資膨脹。中國央行為此採取了降低利率以刺激國內投資的應對措施，因此出現的人民幣匯率貶值對維持出口也有所幫助。但中國上半年的進口量基本持平，顯示中資企業並未投資於新設備——中國經濟可能不久就會陷入低迷。

中國的政治制度與印度截然相反，但兩國在最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上卻有非常相似之處。兩國都採取了下放決策的改革——中國在1980年代，印度則在1990年代，並取得了快速的進步。印度的民主制度讓它不得不走上下放政治決策的道路，但許多經濟決策權力仍掌握在新德里僵硬的官僚體制中，阻撓了經濟增長。相反的，中國實現了經濟權力的下放，但保留了中央政治集權。經濟管理責任大體上被轉移到省級領導手中，而這導致了中國自身的失衡問題。

最危險問題存在於治理中

因此，在中國為了維持增長被迫從出口轉向國內消費時，印度卻繼續依賴內部投資、服務和原材料出口、及較低的財政和經常項目赤字來維持增長勢頭。但其最危險的問題存在於治理中。中國也是如此，薄熙來醜聞便暴露了它自我標榜的技術專家治國論背後的問題。

其他亞洲國家的結構性問題也日趨嚴重。在越南，通脹率徘徊在20%或更高的水平，政府對於採取進一步改革似乎並不熱衷。泰國沒完沒了的政治鬥爭讓其經濟陷入停滯；隨著財政部長穆里亞尼（Sri Mulyani）的離職，進入第二個任期的印度尼西亞總統尤多約諾的改革熱情也消失了；而日本看起來要繼續在了無生氣中掙扎。

歐洲的萎靡及由此產生的民粹主義政治的抬頭顯示，亞洲政府不能把增長視為理所當然。事實上，牛津大學教授帕夫羅斯（Pavlos Eleftheriadis）最近對希臘選民“對不誠實的領導人所造成的問題感到怒不可遏”的評論，值得亞洲領導人深思。據帕夫羅斯說，希臘稅務官如今正面對揮動著牛鞭的公民。這聽起來與印度何其相像。

亞洲不乏維持和刺激增長的創新構思。最近，中國、日本和韓國領導人決定就三邊自由貿易協定展開談判。這三個國家分別是世界第2、第3和第12大經濟體，因此這一想法不可謂不大膽。然而，要亞洲兩大民主國家與中國達成協議，可能會比最終失敗的世貿談判多哈回合來得困難。

但印度卻不在任何這些構思內。事實上，隨著緬甸對外開放經濟，印度應該一馬當先尋求刺激南亞增長和經濟融合，只有這樣才能把其鄰國固定在區域內。然而，印度總理曼莫漢星最近訪問緬甸時，並沒有拿出一般投資項目以外的計劃。大膽地提出與孟加拉國的合作也能給增長帶來強大的效應，但在這方面印度也一直沒有任何作為。

主要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和印度，已經面對難題，因此，歐元崩潰會對亞洲造成嚴重衝擊。在這一幕發生之前，各國政府必須抓住政策主動權，強化全球金融市場對亞洲抵禦西方災難的能力的信心。

作者Jaswant Singh是印度前財政部長、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

英文原題：The Ill Wind from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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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