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教育哲學問題

[鄭永年] (2012-07-10)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放到優先的位置。鄧小平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教育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從政府的政策話語來說，全世界很少有像中國政府那樣把教育提高到那麼高的高度。

不過，中國政府對教育重視的程度不應當令人們驚訝，因為作為孔孟之鄉的中國，數千年傳統歷來就強調教育。兩千多年之前，孔子就已經把人口、財富和教育作為立國的三個最重要要素，強調在發展生產、創造財富之後，惟一的大事情就是“教之”，也就是發展教育事業。

無論是政府的政策還是傳統都給予了教育高度的重視，但多年來中國教育的現實情況則非常令人擔憂。這些年來，中國教育方面的改革也不少，但教育系統的情況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好轉，反而在很多方面，似乎越改越糟糕。老實說，儘管中國改革的各個領域都存在著非常多的問題，但人們最為擔憂的還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對很多人來說，這個領域簡直是毫無希望。

教育領域方方面面的發展不僅沒有實現人們對教育的高度期待，反而與這種期待剛好相反。在一些方面，中國的教育不僅沒有為國家提高勞動生產力做出應當有的貢獻，反而在阻礙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儘管教育有了大發展，但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仍然非常低下。不難發現，在教育費用大幅度提高的同時，教育所能給學生帶來的價值卻在迅速減少；在大量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時，企業卻越來越找不到所需要的技術工人。

中國產業升級異常緩慢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中國的產業升級異常緩慢。東亞其它經濟體包括早期的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和韓國）在其經濟發展過程的早期，每隔十來年就會有一次產業升級。中國儘管仍然處於工業化的早期，但在過去的三十來年還沒有明顯的產業升級。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仍然缺失自己的知識體系。無論在哪個知識領域，知識體系的缺失是顯然的。科學和工程方面，知識具有普世性，中國尚可藉助於“輸入”的方式來填補。但也應當指出，這個普世的領域，中國並沒有做出很多的貢獻，中國在盡量輸入西方的知識，就是說，應用西方的技術。中國能否繼續這樣下去？這取決於西方是否願意繼續向中國輸出知識。西方對中國的知識輸出，無論是研究還是技術產品，正在施加越來越多的限制。在這個普世領域，中國也有一些創造，但其所創造出來的知識與中國社會所給予的大量的財力和人力的投入不成比例。

更為嚴重的問題在社會科學領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社會科學研究群體，每年都在生產著不計其數的著作和文章，有效推動著中國出版業的發展。統計顯示，就出版作品的數量來說，中國出版業早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業。同時，也因為中國知識界毫不遲疑地接受了西方的研究“八股”（技術層面）方法，越來越多的學者能夠在西方雜誌期刊上發表論說。

不過人們要問，這個龐大的社會科學群體在解釋中國嗎？大多數人所做的僅僅是尋找中國證據來論證西方理論。不難發現，大多論文都被冠以類似“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這樣的副標題。多少年來，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互相競爭的都是來自於西方的各種思想、意識和觀念。來自本土的思想、意識和觀念到今天為止還是空白。實際上，就連對中國傳統思想的論述例如儒學也已經嚴重西方化了，所謂的對中國的研究僅僅是用西方“八股”所做的再解釋罷了。缺失自己的知識體係對中國的文化和文明發展的負面影響正在日益展現出來。很顯然，知識體係是任何一個文明的主體和核心。在缺失這樣一個核心的情況下，何以有中國文明的複興呢？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中國文明正在復興。相反，文明衰落的症狀則到處可見。

社會對教育界不滿尤其明顯

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得中國教育和知識界處於這樣一個難堪的困境？很多年來，我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力圖從政府的各種教育改革政策、學界的行為入手來理解中國教育和知識界的局面，但很難找到一個令我們信服的理由。就教育部門來說，每出台一個政策，都能找到很大的合理性，洋洋灑灑，都是為了推進中國的教育和知識事業。但是，每一政策的實施則和政策的願意有很大的距離，很多場合甚至是背道而馳。教育者和學者也一樣。他們都是莫名其妙地被各種外在的力量（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的還是社會上的）牽著鼻子走，在一些場合是被動地，在一些場合是主動地，但結果又是怎樣呢？很多方面的目標都達到了，唯獨他們的職業對他們的要求沒有達到。而社會呢？社會沒有參與教育部門決策的討論，對很多政策，社會只能被動接受。一旦政策對自己產生負面效果的時候，社會也就只會憤怒。社會對教育界不滿尤其明顯，花了那麼多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學校，但學校培養出來的是什麼樣的人才？教育政策部門、教育者和社會三者現在處於一個惡性互動過程之中。

為什麼教育改革越改越糟以至於社會對教育部門和教育者失去了信心？這裡的因素當然非常多。我們想從教育哲學的角度來透視中國的教育問題，因為我們相信教育哲學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甚至是關鍵性因素。我們在考察西方世界或者其他國家近代教育制度興起的背景時發現教育哲學的重要性。

在很大程度上說，整個近現代教育制度的確立實際上源自一種新的思想，也就是教育哲學。相比較而言，中國目前所處的困境也是一種思想的結果。這就意味著，要改變教育體制，首先就要改變教育哲學。如果不能改變這種教育哲學，那麼任何有意義的體制變革都將是不可能的。改變教育哲學也就是思想解放的問題。實際上，這不難理解，中國其他方面改革的成功或者進步都是思想解放的結果。教育領域沒有思想解放，也因此沒有什麼進步。當然，也必須強調的是，思想解放不僅是對執政黨及其政府決策者而言，而更是對知識界而言。

討論教育哲學要從教育界的認同和邊界開始。中國傳統上有沒有教育哲學？當然有。我們初步翻閱了一下，發現這方面的論著數量還不少，論文尤其多。但是，使我們困惑的是，儘管大家都在研究和談論歷史上一些人物的教育哲學或者思想，但大家都不能很清楚地回答“這是誰的教育哲學？”這一關鍵問題。我們在談論的是教育家的教育哲學，還是政治家的教育哲學，還是商人的教育哲學？或許有人會說，這一問題很簡單。不過，對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不是人人都明白的。我們覺得這既是一個認同問題，也是一個邊界問題。

認同和邊界對知識界尤其重要

認同問題很重要。認同問題要回答的是“我是誰？”的問題。當我們談論教育的時候，我們是作為一位教育者和學者，還是一位政治人物或者商人？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就有​​不同的答案，因為這些是不同的社會群體，其背後的利益是不同的。例如，知識分子的利益是更多的知識，政治人物的利益是更多的權力，而商人的利益是更多的經濟利益。每一社會群體從自我利益出發，對教育哲學就會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如果沒有這一認同，那麼就會產生角色混亂的現象。邊界的問題也同樣重要。既然不同的群體有不同的利益，那麼邊界的重要性應當不難理解。政治權力有其邊界，知識領域有其邊界，商人有其邊界。儘管權力、知識和經濟都是同一社會的不同方面，但它們之間必須具有邊界。如果邊界混亂不清，那麼就會產生它們之間的關係的高度緊張，例如權力和知識之間，商人和權力之間，商業和知識之間等等。

這裡更應當強調的是，認同和邊界對知識界尤其重要。知識界或者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特質就是專業，最重要的品德就是專業主義。專業和專業主義不僅僅局限於知識領域，例如政治和商業也都可以視為是專業。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就把政治定義為職業，強調職業政治家的重要性。不過，無論中西方，當人們說“專業”的時候，更多的是指和教育訓練有關的領域。知識界是一個特殊的領域，很多人都可以去從事政治或者商業，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從事知識創造。在知識領域，專業主義是通過長期的訓練和培養才可形成。

實際上，“專業”這個概念的起源指的就是基於教育之上的職業，為社會的其他領域例如政治和商業提供專業性服務。既然知識界也是社會的有機部分，那麼向其他領域提供服務成為必需。但要指出的是，提供服務並不意味著這個領域要依賴於其他領域。在西方，古典意義上，歷史最悠久的專業是神學、醫學和法律。這些領域的專業人員當然是教育的結果。十九世紀以來，隨著技術的進步和職業的分化，專業也越來越多。但不管什麼樣的專業，都是教育的產物。

也正因為和教育有關，“專業”往往具有以下一些獨特的特徵。

第一、規制性。專業由法規來規制，法律規定專業團體所要履行的責任。對專業團體來說，這是一種外在邊界的劃定，就是和其他社會群體的關係。

第二、自治性。專業團體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來管理其內部事務。知識領域既然是一個特殊的領域，那麼其必鬚髮展出符合其自身特殊性的自治方式。

第三、聲望，專業團體成員因為其所擁有的知識一般享有崇高的社會聲望。這個特點也表明，知識領域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因為社會對知識群體的信任，這個團體較之其他群體更有能力對社會造成影響。

第四、和聲望相關的是專業的權力相關性。權力包括兩方面，一是內部的，即專業團體對其成員進行管理的權力；二是外部的，即專業人員對其他社會領域的人們的行為施加影響。（在人類歷史上，知識既為人類帶來福利，也為人類帶來災難。知識的權利和責任的關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當另文論述。）

所有這些特徵是從知識的認同和邊界衍生而來的。正如政治人物追求權力，商人追求利潤，教育界或者知識界追求的是知識的創造和傳授。儘管這些社會領域也是互相關聯的，但每一領域都有其獨有的產品，通過其產品和其他領域發生“交易”，即關聯。很顯然，每一領域總有一種自然的傾向性去影響其他領域，追求影響力。

中國無法回答錢學森之問

專業主義很顯然是“專業”的產物。專業主義的唯一目標就是把教育者和知識者每一個人的專業水平發揮到極致。如果從專業主義的角度，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教育哲學的核心弊端在哪裡。今天的中國，中國教育界和知識界，除了專業主義，什麼都不缺。中國的大學以權力為本，以培養了多少政治人物為榮。看看中國的大學，有太多的領導職位為退休下來的政治人物和官員所擔任。中國的大學以利益為本，以培養了多少億萬富翁為榮。唯獨缺少的就是規定大學本質的專業主義。所以，中國無法回答錢學森之問，即“中國為什麼出現不了大師？”。道理很簡單，中國的大學的目標不是培養大師。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發生了一場有關“社會主義異化”的討論。這場討論對中國的改革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為討論使人們明白了什麼是社會主義，至少促使中國脫離了毛澤東式的貧窮社會主義。今天，把“異化”這一概念應用到教育和知識界最也合適不過了。如果要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教育改革，那麼首先必須回答教育界和知識界一些最基本的哲學問題，例如“什麼是大學？”、“大學的目的是什麼？”和“什麼是大學應當做的，什麼是不應當做的？”等等。在大學的本質是“異化”的條件下，不管什麼樣的改革都會無濟於事。

今天，最令人悲觀的是，因為有權力和利益的支撐，大學裡面甚至教育界裡面的很多個體（無論是官員還是教員）感覺到自己都在發展和上升。但是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所處的整體教育制度正在快速地衰退，並且這種衰退的速度和大學（教育結構）所獲得的權力和利益是成正比的。就是說，大學（教育機構）所獲得的權力和利益越多，它們被“異化”的程度就越高，離專業主義就越遠。如果今天人們還可以討論“中國為什麼培養不出大師？”的問題，總有一天，人們就會失去資格來提出這個問題。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本文是作者在“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研討會”（北京，2012年4月21日）上發言的第一部分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