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建設一個負責任的知識體系？

[鄭永年] (2012-07-03)

中國目前所呈現的多元思想格局，一方面符合中國思想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又體現出其特殊性。歷史地看，民間的思想解放會發生在如下幾種情形。第一，當中央權力衰微，其對思想的控制不再那麼有效，民間的思想空間遽然增加，思想自然表現活躍。第二，社會處於轉型期間，利益多元化必然導致思想的多元化。第三，國家的開放帶來了大量的外來思想，使得社會的“思想市場”多元化。

中國當代的思想多元同開放政策、社會轉型、利益多元、民間思想活躍等因素都分不開。不過，造成這種格局的還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政府對思想的控制仍然很緊，甚至很嚴厲，但政府已經不再有能力提供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往往是代表政府利益的儒家提供社會世俗生活的思想和知識，但現在中國則不存在這樣一個能夠扮演傳統儒家的思想供應者。同時，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對思想的需求急劇加大。一方面是不存在思想提供者，另一方面是社會的需求，這就必然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各方面大量進口思想和知識，或者來追求自身的利益，或者來滿足社會的需要。

在全球化時代，無論是限制思想的流通還是思想的創造不僅不可能，更包含著巨大的代價。在這方面，中國現在面臨一種困境。因為不可能限制思想的流通，政府方面已經完全放棄了外來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的限制。儘管進口的思想既不能解釋中國，也和中國的實踐不相關，但它們在中國競爭，競爭對政策和社會的影響。隨著各種思想尤其是左派和自由派的激進化，其對中國各方面的政策和社會所帶來的衝擊也在加大。問題在於，諸多進口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擔負起知識的責任呢？從“五四運動”到當代改革開放的經驗告訴人們，可以確切地說，傳播和販賣這些思想的知識分子少有負責者。負責的知識分子是少數，而多數只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個人利益，或者個人所屬的組織利益，對社會的責任無從談起。

放棄對思想流通的限制，這是一大進步；但更大的問題是，中國還不存在能夠解釋自己、和自己的實踐緊密相關、並能對實踐具有指導意義的思想或者知識體系。有關方面不僅自己沒有能力來創造這種知識體系，而且也限制民間來擔當這個責任。不過，實際上，正如前面所討論過的，因為整個知識群體（無論是官方知識分子還是社會知識分子）處於思想被殖民的狀態，中國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創造這樣一種思想或者知識體系。很顯然，儘管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會巨大轉型，但思想和知識體系一片空白。

當代中國是什麼？

這就導致了無窮的惡果。正如前面所討論過的，現在的局面是執政黨意識形態急劇衰落，國家缺失核​​心價值，無論是執政者還是社會群體，對中國本身的發展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感。更進一步，外在世界對中國的意識更糟糕。人們只看到中國在崛起，影響在增加，中國做什麼、不做什麼都可以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但他們看不到中國崛起的方向和意義。於是，人們感覺到恐懼，各種“中國威脅論”從來就沒有間斷過。這些年裡，針對這種情況，中國有關方面開始花大力氣，向外推廣所謂的“軟力量”。但問題是，在沒有自己的思想和知識體系的情況下，哪裡去尋找軟力量呢？是數千年之前的孔子嗎？但孔子能代表中國嗎？孔子回答不了人們心裡的有關當代中國的問題。人們要知道的是，當代中國是什麼？

各種進口思想和知識體系既不能滿足內部的需求，對外更是毫無吸引力。無論從內外需求來看，中國迫切需要建立負責的知識體系，解釋和說明中國的現實，指導中國的實踐，並且也能“出口”到外國，以中國“軟力量”的身份，出現在國際思想和知識市場上。

要生產出負責的知識體系，首先就需要造就一大批負責的知識生產者，也就是知識分子。如何才能造就出這樣一大批知識分子呢？這裡，最重要的就是要確立政府和知識之間的邊界。政府應當做什麼、不應當做什麼？知識分子應當做什麼、不應當做什麼？這些最基本的問題迫切需要回答。

在傳統中國，提供知識的是儒家。因為儒家被整合進政治權力的一部分（即士大夫階層），政府一直是知識的主要提供者。今天的情況如何呢？儘管政府也同樣養著一個龐大的知識分子群體（或者政府知識分子），但這個群體已經沒有任何能力，來提供社會所需的知識了。（實際上，這個群體必須為官方意識形態的衰落負起主要的責任。）

即使政府能夠擔負起傳統社會那樣的提供知識的責任，政府所提供的知識，仍然很難滿足現代多元社會的多元需求。因此，要承認政府本身很難再扮演知識提供者的角色，更不用說知識的創造者了。不過，政府可以是知識的使用者。意識到這一點，政府就要在自己和知識分子之間確立一個邊界，要容許知識分子在獨立的天地裡自主地創造知識。換句話說，政府必須主動負責，為知識分子搭建一個有效的創造平台，那就是自由。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依附政府的傳統不改變，知識分子創造知識的使命感無從建立。

同樣重要的是，知識和經濟之間的邊界也必須得到確立。前面討論過，歷史上，在西方，知識和經濟（即商業）結成了聯盟；而在中國，知識和政治結成了聯盟。但這個局面正在急劇地改變。中國數千年“士、農、工、商”的文化根深蒂固，知識分子一直遠離商業。在傳統意識形態下，知識分子和商業之間的關係，沒有任何合法合理性。也就是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沒有經歷過商業革命的大潮。但改革開放以來的商業大潮，已經徹底改變了知識分子和商業之間的關係。

知識分子獨立於權力和商業利益

今天，知識分子不僅繼續依附政治權力，而且也很快依附在商業利益上，並且非常緊密。從西方的歷史看，如果知識分子失去獨立性，過度依附商業，也會產生不負責任的知識體系，例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實際上，這種情況在中國也已經非常顯然。例如人們一直在提問，為什麼窮人沒有自己的經濟學家？也就是說，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學家，要不為權力說話，要不為利益說話？不過，這並不難理解。為窮人說話，無利可圖；而為權力和利益說話，有利可圖。為權力和利益說話，已經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常態。在這樣的情況，知識分子所生產的知識很難是負責任的。

中國知識分子麵臨的這種雙重依附情況，又涉及到另外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即使他們得到了自由，他們能夠創造負責的知識嗎？答案是否定的。今天，除了在少數敏感領域不能批判政府和涉及政治之外，中國的知識分子（教授、研究員等等）可以說是世界上享受最大自由的一個群體。中國的知識生產者最缺少的，就是規定其存在之本質的專業主義。除此之外，還缺少什麼呢？人們已經形像地指出，中國的教授很像政治人物，很像商人，很像社會活動家，或者很像人們能夠想像出來的任何社會角色，但就是不像知識分子。這並不難理解。專業主義是規定知識分子本質的東西，沒有了專業主義，社會就自然失去了對這個群體的認同。專業主義必須在一定的邊界之內才能生長出來。

從這個角度看，界定知識和政治、經濟之間的邊界為第一要務。有了這個邊界，知識分子才有可​​能在這個邊界之內，專注於知識和思想的創造。有了這個邊界，知識分子也才能呈現出其獨立的品德，培養其獨立的精神價值觀。

除了和政治、經濟等領域的邊界，知識分子如果要創造負責的知識體系，還必須具有國家和社會認同。在社會科學裡，知識的創造沒有邊界，但知識是有邊界的。毫無疑問，到目前為止，所有社會科學知識，都是知識分子研究特定社會的產物。沒有古希臘政治實踐，就不會有亞里斯多德；沒有市場交易實踐，就不會有亞當斯密；沒有西方資本主義，就不會有馬克思；沒有官僚體制，就不會有馬克斯韋伯，等等。

顧名思義，社會科學，這里社會是主體，科學只是方法。當然，因為我們所說的社會都是人類社會，只要是人類社會，必然就有一些共同性。這就是人們在談論自己社會的時候，也可以討論其他社會。客觀地看，任何一個知識或者思想體係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結合。特殊性，就是說這個知識和思想體係是針對特定社會的；普遍性，就是說這個知識和思想體系，和其他社會具有相關性。

如果意識到這一點，中國知識分子首先要意識到，自己的思維和思想被長期殖民這個事實。有了這種意識，才能去自覺地擺脫這種被殖民的意識，才能確立自己的國家和社會意識。

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中，我們不難找到西方經濟學家、西方政治學家、西方社會學家，但則很難找到中國經濟學家、中國政治學家和中國社會學家。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問題。因為近現代社會科學為西方所創造，西方也仍然繼續主導社會科學的所有方面，知識分子受西方影響不可避免。同時，學習西方也屬必須。只有了解西方之後，才能理解自己所處這個社會的特殊性；也只有了解西方之後，才能了解自己所處這個社會的普世性。

對待西方學術的正確態度

從方法論上說，中國知識分子更是需要學習西方。正如在科學和工程，大部分方法論是普遍的工具。儘管中國知識分子也需要在創造新研究工具方面努力，但對西方已經發展出來的工具則可以大量“進口”。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區分作為方法論的工具，以及應用這些工具所產生的知識和思想體系。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幾乎所有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都是西方社會科學家應用他們的科學方法，觀察和研究他們所處的社會而發展出來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少有這個意識，大量接受西方的概念和理論，視其為普世的，簡單地把它們應用到中國，來解釋中國，或者試圖影響中國的實踐。這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知識行為。

當然，無論從文化交流的角度還是知識傳播的角度，知識進口仍然會繼續，也屬需要。但是，如果要創造負責的知識和思想體系，中國知識分子必須首先解決自己的知識認同問題。沒有這個認同，就很難去理解自己身處的社會。

在方法論層面，人們還必須指向培根時代就已經開始發展出來的實證和實驗傳統。知識不負責任，和創造知識的方法論有很大的關聯。在文藝復興之前，神學對社會的毀滅性影響在於其規範性、不可證實性。當一種不可實證的規範性知識體系，被用來改造人類社會的時候，就經常會給人類帶來悲劇。很顯然，這樣做，會演變成一種“削足適履”的局面，就是改造人類社會，使之符合某一個想像出來的價值（理想狀態）。

在中國，這種傾向性尤其嚴重。中國傳統以儒家為核心的主導知識體系，就是一種規範哲學，它強調的是“應當怎麼樣？”的問題，而非“實際上怎麼樣？”的問題。直到今天，中國還沒有真正確立這個實證哲學傳統。大多數知識分子對中國的關切仍然是規範性的，而非實證性的。馬克思強調，哲學家的兩件任務，第一是解釋世界，第二是改造世界。這裡，解釋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條件，因為只有在懂得世界實際上是怎麼樣的之後，才能去改造世界。很顯然，解釋世界是實證哲學的任務，而改造世界是規範哲學的任務。如果沒有解釋世界這個前提，改造世界很可能會對世界帶來毀滅性的影響。

專注於規範研究而忽視實證研究，也容易導致知識分子對自己、對其他事物的道德化。不難發現，在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人們往往搶占道德高地，把自己無限道德化，而把不同意自己的觀點、不接受自己的價值的他人無限妖魔化。今天中國社會左派和自由派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是雙方從“規範”看自己、看他人的結果，是知識領域的“階級鬥爭”。

概括地說，如果中國知識分子要創造負責的知識和思想體系，知識分子的“去三化”是前提，即去政治權力化，去經濟利益化，去思維被殖民地化。這“三化”也是中國真正確立自己的社會科學的前提。這個任務很艱鉅，但必須完成。只有完成了這個任務，中國才能在確立自己的核心價值的基礎上，找到具有普世性的共享價值。只有核心價值和共享價值統一起來之後，中國才能崛起於世界強大民族之林。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本文是作者“知識、力量與責任：中國的知識群體向何處去？”研究報告節選的第四部分。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