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權力和責任：經驗和教訓

[鄭永年] (2012-06-26)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所能產生的力量並不難理解。人們往往把媒體視為是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之外的一個獨立的權力極。不過，就其本質來說，媒體之所以產生力量，主要是其背後的知識。在很大程度上，媒體只是知識的其中一種表達和傳播方式罷了。從總體看，隨著媒體表達和傳播技術的發展，知識的力量也越來越強大。

應當首先說明，我們這裡並不想討論科學知識。對科學知識的責任問題，科學家已經有很多的討論。例如核武器。核的發明是科學史上的一大貢獻，但核武器可以對人類帶來無窮的災難。在核武器發明之後，英國哲學家羅素等有個激烈的爭論。科學知識的社會責任，也表現在今天人們對科學研究的倫理問題的爭論，人們對很多科學研究活動例如復制人類並不存在共識。這種情況的存在至少說明，人們（尤其是科學家）對科學知識的責任和倫理是有認知的。這裡要討論的是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生產者。在這個領域，人們生產的是社會知識。歷史地看，社會知識對社會的影響非常之巨大，甚至遠較科學，但是對社會知識的責任問題，很少有人去討論。

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知識的產生分不開，在一些歷史的節點上，知識甚至起了決定性的影響。當16、17世紀之交的英國哲學家培根說出“知識就是力量”這一名句的時候，他是在描述這樣一個客觀事實，即知識在當時歐洲歷史上所扮演的決定性的影響。當時，歐洲通過文藝復興運動，擺脫了中世紀宗教神權主導的“愚昧知識”時代的陰影，確立了理性主義的知識體系。在中世紀的歐洲，宗教神學掌控了人類的精神領域，壟斷了知識領域，宗教教義成為解釋和衡量一切的標準。文藝復興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把人類從宗教神學解放出來，把人類的目光從“形而上”的宗教神學，轉向“形而下”的人類理性。文藝復興的物質動力，在於當時的社會經濟面的實際變化，主要是商業活動帶來的人類的理性精神。現實商業生活中所發生的並不是宗教神學所能解釋的。商業實踐的發展，促使人們對宗教神學的懷疑，觸發了人們對世俗理性知識的追求。理性主義是一個和傳統宗教神學全然不同的新的知識體系，或者知識範式。

宗教、商業、政治和知識，這四個主要社會角色的互動，決定了歐洲近代以來的歷史。其中知識和商業之間的聯盟和合作，扮演了決定性的作用。知識首先從教會分離開來，在商業階層的支持下，爭取到一個較為獨立的地位。歷史學家一直強調政教分離的作用，這並沒有錯。如果沒有政教分離，歐洲的歷史就會改寫。但他們往往忽視知識和教會分離的作用。無論是世俗政權還是商業，如果沒有知識階層的合作或者競爭，歷史同樣會改寫。在知識和宗教分離之後，並不是說宗教就不再從事知識創造了。宗教仍然從事其有關精神和靈魂的知識，繼續為社會提供這方面的需要。但從教會分離出來的知識群體則轉向“形而下”的知識體系創造，或者社會知識體系的創造。自此之後，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的變化，或好或壞，都和社會知識體系相關。

　　知識和商業造就西方歷史

如果把西方的歷史和中國的歷史作一比較，人們就會對知識群體所起的歷史作用看得更清楚一些。簡單地說，知識和政治權力的結合造就了中國歷史，而知識和商業的結合則造就了西方的歷史。在中國，知識領域沒有任何獨立性和自治性。知識不僅是政治權力的一個內在組成部門，而且是高度依附於政治權力的。政治的最高目標是秩序，創造秩序和維持秩序。秩序就是要保持現狀，不但不追求變化，反而阻礙變化。很容易理解，作為傳統中國社會知識群體的主體，儒家發展出了世界上最為發達的統治哲學。

在學術界，學者一直在討論中國和西方社會的“大分叉”現象：為什麼中國沒有發展出類似於歐洲的資本主義體系，儘管中國的歷史上也出現過諸多資本要素？為什麼中國沒有演化出近代商業製度，儘管中國歷史的不同時期也有相當發達的商業活動？為什麼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儘管中國傳統上也曾經擁有發達的技術？這些問題當然不是單一因素決定的。不過，在回答這些問題時，人們過多地強調客觀的生產要素，在中國和西方的不同組合，而忽視了知識體系在其中發揮的關鍵作用。

一些學者觀察到，在其他任何社會，技術知識一直是一個積累的過程，不斷地積累，積累到一定的程度，產生一個突破口，技術就會發生飛躍式的進步。但在中國則相反。很多技術不僅沒有積累性質，反而會倒退。中國的王權和知識一體化，把政治秩序看得比其他任何東西都重要。當一種技術被王權和士大夫階層視為是會對現存社會政治秩序產生負面影響的時候，他們選擇的是抵制、放棄甚至毀滅技術，而維持政治秩序。

這和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西方，知識走的是一條和商業合作和結合的道路。商業首先促成了知識和教會的分離。商業和知識的合作在文藝復興運動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商業需要世俗知識，而知識界則滿足了這個需要。此後，商業也促成了政治和知識的分離。商業需要能夠支撐其商業運作的知識體系，尤其是法律體系。再者，商人也擔心政府的力量過分強大，知識和政治權力的分離能夠促成商業利益的最大化。知識界爭取和政治權力的分離，其背後的力量又是商人。很多西方國家，大量的教育機構，尤其是大學，都是私立的。這完全是商人的功勞。沒有商人在背後，很難想像西方能夠發展出如此獨立於政治權力的知識體系。

　　知識與社會的互動轉型

很顯然，和以追求秩序和穩定的政治不同，商業所追求的就是永無止境的變化，甚至是革命性的變化。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經把資本主義定義為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近代以來，伴隨著西方社會自貴族專制社會，到資產階級民主，到大眾民主等社會結構的轉型，就是知識體系的轉型。就是說，不同的社會形態產生不同的知識體系。這兩個轉型是互相關聯的，在很多場合是互為因果的。權力、商業和知識之間互相獨立，互相競爭，從而構成一種動態的平衡。

創新和變化是商業的永恆特徵，正如秩序和穩定是政治的永恆特徵一樣。而這裡，知識是關鍵，知識既可以成為秩序的一部分，也可以成為變化的一部分。中國和西方的這種格局到今天仍然在繼續。

知識既可以為社會帶來積極的變化，也可以為社會帶來毀滅性變化。就是說，知識既可以是進步的來源，也可以是悲劇甚至是災難的來源。對知識為人類帶來的災難，在西方的歷史上不勝枚舉。例如法國大革命前的抽象的“人民主權理論”，導致了後來的多數人的暴政。當然，最極端的就是德國二戰前的“種族優越論”，導致了希特勒時代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甚至很多直到今天為止仍然被人們歌頌的知識體系，也始終對人類社會產生著負面的影響。例如近代歐洲產生的“絕對主權學說”，在歐洲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此後，絕對主權的概念不斷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造就了各種形形色色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儘管生產出這一知識體系的歐洲開始拋棄它，但它仍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產生著巨大的負面影響。

經濟知識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古典經濟學對人類社會知識體係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中，其所張揚的市場經濟，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當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則為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其背後無疑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裡應當指出的是，當知識分子群體失去了其獨立性，而演變成商業的一部分、高度依附商業之上的時候，知識可為社會帶來毀滅的影響。西方（尤其是美國）大量知識分子（經濟學家）依附於商業，代表資本的利益，大力提倡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從而結成了商業、知識和政策的利益聯盟，這個利益聯盟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製度根源。沒有知識這一方，這個聯盟不僅難以形成，而且也不可能釋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在發展中社會，一個社會發展的成功與否，與知識精英所承擔的知識責任是相關聯的。在亞洲，成功的例子有日本和“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首先是經濟發展。這些經濟體在很短的數十年時間裡，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的歷程，造就了國際社會公認的“東亞奇蹟”。“東亞奇蹟”就是對西方模式的偏離，其背後當然是知識體系的偏離。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政治領域，尤其是民主化進程。西方學者和東亞社會接受西方知識體系的學者，都把東亞社會的民主化，視為是西方民主化模式的一個部分，而沒有看到東亞民主化的成功之處就是其和西方的不同。

日本被視為是西方式民主，但大多數了解日本民主的學者不會否認，日本民主只是在形式上和西方類似，在實質上是不同的。韓國和台灣也在很短的時間裡，走完了西方民主一百多年的歷程，其成功之處並不在於​​這些民主具有了西方民主的形式，而在於民主化之前成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例如，除新加坡之外，“四小龍”在民主化進程中也發生了社會抗議運動，但這些抗議運動都具有和平性質。為什麼和平？主要是這些經濟體所造就的龐大的中產階級。如果沒有這一條件，這些社會也會不可避免地陷入很多發展中國家所經歷的劣質民主陷阱。簡單地說，東亞社會的成就，在於它們沒有濫用西方的知識體系，而是在努力學習西方的同時，抵制了那些不適合於它們自身社會的知識體系，通過知識的創新來建設自己的社會。

　　照搬西方知識體系導致失敗

亞非拉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和政治的失敗，和照搬西方知識體係有關。這些國家大多數都是在二戰之後，在反殖民地浪潮中取得國家獨立地位的。國家從西方殖民地獨立出來了，但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知識精英的思想，則仍然處於被西方殖民的狀態，並且是主動殖民。在這些社會，反殖民統治的往往是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知識精英，他們嚮往西方社會的發達，希望在獨立之後很快成為像西方那樣的國家。因此，在獨立之後，他們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問題在於，西方模式並不適合他們自己的社會。結果怎樣呢？很多社會在經濟上陷入低度發展陷阱，政治上陷入劣質民主政治陷阱，讓社會處於不發展、無窮的腐敗、無秩序甚至內戰之中。一些社會表面上也不缺西方形式的憲政、三權分立、多黨制、私有製等等，但實際上則是“失敗國家”。

即使是人人都譴責的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也和濫用西方知識體系分不開。應當強調的是，紅色高棉的主要領導人，是在法國接受西方式教育，他們回到柬埔寨之後，看到了國家的落後，看到了社會大眾和西方民眾之間的巨大差異，因此他們要用所學到的知識改造柬埔寨社會，造就一個全新的新社會。而造就一個全新的社會，則是從改造人開始的，就是先造就“新人”，而後造就“新社會”，結果導致了數百萬人被屠殺。今天儘管整個國際社會都在譴責紅色高棉，但有誰去尋求其知識的起源呢？

中國的情形又是怎樣呢？在數千年曆史上，因為作為知識生產主體的儒家依附王權，中國的知識掌握在王權手中。農民革命只是簡單的改朝換代。除了為了造反的需要而產生的一些有關造反者的神話之外，沒有任何新的思想出現。如果造反成功，掌握了政權，掌權者必然全盤接受儒家的知識體系。

但是自從和西方接觸之後，情況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隨著西方思想的進入，給中國的知識體系的變化帶來了巨大的動力，對推動社會的變遷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中西方兩個思想體系的混合，也造就了對中國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甚至是毀滅性影響的“新”知識。這裡，最典型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革命，其所營造的思想知識體系，提供了一個人們嚮往的“天國”，吸引了眾多的信徒，對當時的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是眾所周知的。類似這樣的事例非常之多。就連梁啟超這樣的思想大家，也曾經提倡通過培植“新人”來改造中國社會，只不過是沒有成功罷了。

即使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逐漸形成的科學主義知識體系，直到今天也對中國社會產生著負面的影響。在西方，科學主義是近代理性主義的產物。但西方科學主義是有其邊界的，就是說科學主義是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的，它並不否認有很多現象並不是科學主義所能解釋的，因此把這些領域（例如宗教領域）讓給了其它的主義。但當科學主義進入中國，就變成了檢驗和衡量一切的標準。例如，人們往往把情感、宗教等等不能用科學來解釋的事情，視為是“不科學”或者“迷信”。在此基礎上，再把這些東西視為是非道德的、落後的、政治上錯誤的等等。更為重要的是，今天一些遭到人們批評的東西，例如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和當代的“GDP主義”，支撐這些政策實踐的知識體系，其實就是科學主義。

當然，對中國社會具有最長遠負面影響的，莫過於“階級鬥爭”的知識體係了。馬克思根據對資本運作和歐洲工業化的分析，發展出了“階級”的概念，也看到了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對社會的推動作用。在馬克思那裡，“階級”是可以加以客觀衡量的經濟概念。但是到了中國那裡，這個概念則變成了經常加以主觀定義的“政治階級”。“政治階級”加上“階級鬥爭”，可以說是現代中國歷史的變化動力。階級鬥爭一方面構成了人為推動歷史發展的有效武器，另一方面也讓人類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舉了那麼多例子，主要是想要說明幾方面的問題。第一，知識就是力量，一旦產生，知識可以對社會變遷產生巨大的能量。第二，所以，知識需要承擔責任。一種不負責任的知識，會對人類社會帶來毀滅性的影響。第三，知識既需要負責，也需要保持獨立性。一旦知識成為政治權力或者和經濟權力（商業）的附庸，知識也會給社會帶來毀滅性的影響。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們有充分的理由，對今天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思想狀態，尤其是左派和自由派越來越激進的思想、它們各自和政治權力、經濟利益越來越密切的關係感到擔憂。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本文是作者“知識、力量與責任：中國的知識群體向何處去？”研究報告節選的第三部分。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