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會導致中國國家權力危機嗎？

[鄭永年] (2012-05-08)

不難發現，近年來，在西方，人們很快在對發展中國家盛行的國家資本主義形成這樣一種共識：國家資本主義是這些國家的權力經濟基礎，並且正在對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和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國際經濟體系構成了威脅。其中，中國更是被視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因為和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存在著一個無比龐大並且日益擴張的國有經濟部門。西方現在普遍地把中國視為“國家資本主義主導”下的權威主義政治體系。這種新概念正在形成，很多國家也開始針對這種情形制定對應的中國策略。很顯然，這種概念也已經開始表現在西方政府的對華政策，從而對中國產生直接的影響。例如，西方的這種認知已經對中國的“走出去”戰略構成了嚴重的阻力，中國的國企在拓展海外市場的過程中，頻頻遭遇西方政府強大的政治上的和意識形態上的抵制。

那麼，中國的國企真的如西方所認為的那樣會成為國家權力的基礎？中國政府真的可以把國企當作工具而對西方經濟和整個世界經濟體系構成威脅嗎？西方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認識也已經使得中國內部一些人覺得飄飄然，覺得國企已經成為中國應付西方經濟的有效武器。尤其是在2008年之後，中國政府充分使用國企這一經濟槓桿有效地應付了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國的衝擊，這使得一些人覺得國企是國家權力的支柱，是中國模式的內核。這種認知不僅存在於一些社會群體中間，而且也存在於各級領導層。近年來，國有企業大擴張和這樣的認知是有緊密關聯的。

但是，現實是嚴峻的。如果一些既得利益集團在國企大大擴張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好處，那麼中國社會的大多數並不僅沒有感到國企存在對他們的意義；相反，他們感受到了國企擴張對他們的利益的巨大威脅。國有企業實際上早已經成為中國各方面抱怨的對象。如果國企照此發展下去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社會後果？簡單地說，它會釀成一場國家權力危機。為什麼這樣說？

國企發展下去的後果

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政府通過諸如“抓大放小”改革戰略使得從前​​計劃經濟下的國有企業很快擺脫了大虧損的困境。今天，龐大的國企已經成為中國所說的“舉國體制”的工具。對外界來說，它是中國國家權力的象徵。不過，“國家資本主義”一旦成為主導經濟形態，對中國的內部發展的影響不可忽視。民富才能國強，這是世界經濟歷史的經驗。在西方，儘管在國家和市場之間也存在著競爭，但政府從來不會把市場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政府規制市場，但不是控制市場。市場創造財富之後，政府才會有能力進行社會改革，保障社會成員的經濟權利。西方國家從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福利資本主義，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發展的結果，而是政府在社會力量的壓力下規制市場的結果。但後​​來國家主導的福利制度，導致了國家空間的大擴張和市場空間的收縮，尤其在經濟領域，於是就有了私有化運動，特別在美國里根總統和英國撒切爾首相期間。總之，保持市場和政府之間的均衡，一直是西方經濟體能夠有效運作的首要條件。當然，一旦政府對市場失去規制能力，西方必然發生經濟危機。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能夠在很短時間里達到“國富”的狀態。就國家財力來說，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但代價是“民弱”。“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國家或者國家的代理者通過各種機制包括政治、行政、市場等等，有效地把財富從“民”轉移到“國”。但是，從長遠來看，民弱必然導致國弱。應當看到，國富並不必然導致國強，在中國尤其如此。在中國的體制環境下，國企並不屬於國家，而是屬於國家的代理者。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所積累的財富並不能為政府所支配，而是為少數代理者所支配。在很多情形下，這些代理者的行為已經大大超越了政府的控制。或者說，這個領域的存在不但沒有使得政府更強大，反而是有效地制約著政府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國家資本主義”正在快速地導致社會資源枯竭。社會資源一旦枯竭，政府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進而是政治基礎。

如果政府(尤其是國有部門)無限擴展，市場空間繼續萎縮，財富繼續從社會流向國家(或者國家代理者)而不是相反方向，那麼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艱難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部門必然會在一定的時候突然解體，釀成大危機。

這種擔心並不是一點也沒有道理，這方面中國是有深刻的歷史教訓的。1949年建國之前，中共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把此確立為建國路線。應當說，這一理論從經濟結構上看，是一個混合經濟體，包括私人企業、公私合營企業和國家資本主義。建國初期，這三者共存，並且比較平衡。但是，為什麼沒過幾年，形勢急轉直下，私人資本和公私合營體系全面解體呢？很多人說，這是執政黨的改造舊經濟結構的成功。但從現在看來，這是一次大失敗。如果中國能夠長期堅持“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路線，中國很可能走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路線，而可以避免日後的蘇聯式的貧窮社會主義路線。可惜的是，“新民主主義”經濟路線很快就演變成僅僅是轉型的策略，即向國家資本主義轉型。隨著國家資本主義很快控制私營資本賴以生存的物質供應和市場，這個部門的死亡成為必然。與其說是執政黨改造資本主義的成功，倒不如說私營資本主義失去了生存空間而“和平”地投降了。一旦私營部門死亡，計劃經濟的經濟基礎也就得到了確立，國家就再也沒有回頭路了。

今天的中國，有關部門為了替國企擴張辯護，否認國企的擴張和其所產生的問題，他們所使用的資料主要是國企和非國有部門佔總體GDP(國內生產總值)上的比例等數據。但這種簡單的比例毫無意思。現實的情形就是，非國有部門現在面臨各種嚴重的問題，例如很難從政府控制的銀行得到貸款、民間融資機構缺失、投資空間收縮等等。這些都和這些年的國有部門的急劇擴張有直接的關聯。在很長時間裡，民營企業和國有部門的競爭處於交織狀態。民營企業有一定的能力來抵抗國企的擴張。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這種局面得到很快的改變。政府所推出的4萬億“救市”資金大多流入國有企業部門。國企從此大擴張。這里政策的失誤是很顯然的。政府利用國有企業來救市，可以理解。但政府沒有明確告訴國企，哪些領域可以去，哪些領域不可以去。結果，國企流向一切可以掙錢的領域，尤其是那些往日由民營企業所擁有的空間。這很快就導致了經濟結構的失衡，即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因為中國國企往往是大型企業，而民營企業是中小型企業，國企的擴張也導致了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失衡。當然，最終是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失衡。在國企和政府相結合的情況下，市場無能製約前者的任何行為。

就像上世紀五十年代一樣，中國的民營企業開始“投降”了。有兩個已經發生和繼續發生的現象值得我們關注和深思。一是民營企業開始抱國企的“大腿”。連浙江那樣民營企業高度發達的地區，民營企業紛紛和國企“聯姻”。有的是自願的，有的是被迫的。為什麼作此選擇？為了活命，或者活得長一些。抱國企“大腿”就是以很高的經濟價格買一個政治上的保險。沒有一套有效的法律體係來保護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們就覺得很不安全。實際的情形是，不管民營企業做得多大，如果被權力盯上了，就會被搞得很狼狽，傾家蕩產的例子有，坐牢的例子也有。第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民營企業部門大量的企業家連同他們的資本迫於國內每況愈下的環境開始外流。這個群體的人中，一些人感覺到抱國企“大腿”的代價太高，一些人抱不上大腿，於是選擇出走。中國會不會重複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情況？如果目前的趨勢不能扭轉，那麼歷史必然重複。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一旦出現，中國經濟必然遭遇大危機。

國企改革有三步

所以說，如果美國的問題是華爾街，那麼中國的問題便是國企。怎麼辦？很顯然，必須深化國企改革。如何改革？

就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國企改革來說，目前爭論中的政策思路有二。一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思路，即全盤的私有化；二是具有中國傳統社會主義色彩的思路，即對國有企業進行“分紅”。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經濟自由主義一直在提倡私有化，因為他們把私有產權視為是最重要的經濟發展要素。這里當然不討論這一理論的得失。要指出的是，全盤私有化並不是中國的選​​擇。有幾個因素的存在使得國家資本主義會繼續在中國存在下去。第一是，全盤私有化沒有政治可行性。也就是說全盤私有化的思路過於理想化，並不具有操作性。國有企業已經像美國的華爾街一樣，“過大而不能倒”。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和經濟結構下，一旦龐大的國企被私有化，必然是“內部私有化”，即國企落入有錢有勢的少數人手中，從而不可避免要成為葉利欽時代俄國的寡頭經濟。第三是，目前國際經濟格局和國際形勢。中國總體上仍然處於後發展中國家，國家仍然需要繼續在提高中國企業在國際​​經濟中的競爭力過程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就是說，國有企業可以強化中國的國際競爭力。第四是，國有企業存在的“國家理性”，即國企在國家內部經濟運作過程中的作用。自漢代《鹽鐵論》以來，人們對國企的功能已經形成了諸多的共識，國企要在一些關鍵領域扮演關鍵作用，包括國防、基礎設施建設、應付危機、平準市場等。這些功能在當代仍然在繼續。

“分紅”的思路反映了中國社會近年來對國企的憤怒之情。根據這種思路，國企仍然可以繼續發展壯大，但其所得的利潤必須和社會分享。這是一種簡單的“分蛋糕”的思路，也不是國企改革的出路。其一，這是向國企既得利益作完全的妥協，因為這樣做不會觸碰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出讓一部分利益是有可能的，但並不能有助於社會整體的利益公平分配。其二，這樣做不能有效改善中國的經濟結構，就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平衡。其三，因此，這一思路最終會演變成貧窮社會主義模式，即國企的擴展和動力機制是成反比的。國企越大，其壟斷功能就越強，其轉移財富的能力越大，其越沒有動力機制來通過創新來創造財富。

那麼，如何對國家資本主義引入一系列的改革防止其成為經濟危機的重要根源呢？這裡還有另外一種思路可供參考，也就是東亞模式的思路。首先，可以對其實行1980年代陳雲所說的“鳥籠經濟”，也就是說，要給國有企業一個邊界。九十年代中期之後“抓大放小”戰略的設想就是在對國家具有重要戰略的領域搞國企，主要是向學習日本和韓國的企業集團戰略。但這一設想現在消失了。必須把國企設定一些“籠子”（戰略領域），把應當讓民營企業做的讓渡給民營企業，把那些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能做的領域也讓渡給民營企業。其次，在國企領域引入競爭機制。中國很大，一些領域內部要進入多個國企，鼓勵國企之間的競爭。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再次，引入市場化。這方面，中國可以學新加坡的經驗。國企必須接受市場化的考驗。實際上，中國的“國資委”本來就是試圖根據新加坡的“淡馬錫製度”而建立的，但中國祇學了構架，沒有學到精神，包括企業化、市場化、開放性、企業監督等等方面。更為重要的是要防止國有企業的內部私有化。今天的國有企業已經不再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今天，國有​​企業更多的是屬於管理層。國企贏利了，他們可以自主地分配；但虧損了，他們可以向國家要錢。同時，國企內部的收入分化過於嚴重。管理層儼然和華爾街沒有什麼區別，而一般工人的工資過低。這是典型的內部私有化。在這個意義上，要對國企進行“分紅”。簡單地說，國企改革有三步，先要對國企實行“鳥籠經濟”，再對國企進行市場化改革，然後再進行社會監管，實行社會“分紅”。

國家資本主義並不必然成為國家權力的基礎，它也有可能成為經濟危機的根源。要國企成為國家權力的基礎的同時，避免其成為經濟危機的根源，那麼，就要對其進行深刻的改革。這需要人們既要跳出西方自由主義的思路，即簡單的私有化，也要求人們跳出傳統社會主義的思路，即簡單的“分紅”。要有效改革國企，中國要從各方面學到經驗和教訓，包括自己的經驗（從計劃經濟到後計劃經濟）、俄國和其他東歐國家的教訓、西方市場失敗的教訓和新加坡成功的經驗等等。只有在思想不被教條左右、改革不被利益集團挾持的情況下，中國才能找到有效的國企模式。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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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