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建設一種安靜文化？

[鄭永年] (2012-06-05)

隨著中國的快速轉型，整個社會和生活於這個社會之中的個人，顯得越來越躁動不安。儘管人們的生活等各方面都在改善，但沒有多少人是感到幸福的。和其他社會相比較，中國人的幸福指數非常低，甚至遠遠低於那些經濟發展水平沒有中國那麼高的社會。今天的中國社會有幾個階層是滿足的、快樂的和幸福的？可能所有階層都不滿意。缺乏幸福感是導致社會不滿，甚至抗議潮崛起的一個心理因素。

極端的貧窮不會導致老百姓的幸福感。這就是為什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方都在拼命追求GDP。但到今天，人們也明白過來，並不是說GDP越高，人們就越幸福。實際上，當社會的一切由GDP來引導的時候，社會的一切價值都是由GDP來衡量的時候，這個社會的悲慘故事就開始了。由GDP主義產生的很多結構性因素，例如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和各階層社會關係的緊張等，都與中國的低幸福指數有關。但是，缺少有效的文化建設，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甚至是更為重要的因素。對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各方面也不是沒有意識。改革開放以來，也不能說不重視文化建設；不過，文化建設的功效顯然非常有限。

文化建設的問題在哪裡？簡單地說，就是缺少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安靜文化”的東西。無論是社會的和諧還是社會成員的幸福，創造一種安靜型文化最為關鍵。任何一種文明中，都有使大多數社會成員安靜下來的安靜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

中國傳統也如此，但進入近代之後，中國很快就失去了文化的安靜因素。要重建一種安靜文化，人們必須理解中國傳統的安靜文化是如何建立的？近代以來這種文化是如何被破壞的？今天如何批判性地借用傳統文化中的安靜因素？如何克服傾向於導致社會躁動不安的文化？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數千年，其深厚的文化中積澱了豐富的安靜文化因素，有哲學人文的，還有宗教的；但最為成功的就是數千年不變的階層文化。傳統中國，最頂端的是皇權，之下就是“士、農、工、商”。這種階層文化有幾個重要的特點。首先，每一個階層都具有自己的邊界。這個邊界很重要，有了邊界，邊界之內的社會成員才能產生和發展其職業和專業認同。其次，每一個階層都有其特定的行為規範和社會責任。例如，做“士大夫”的人應當想的事情是如何為政權服務，而不應當想著發財；商人應當想的是掙錢，不可以想著政治權力；同時，商人因為取之社會，也應當善待社會成員，做慈善等。再次，各個社會階層之間是流動的。這是中國社會階層的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在大多數傳統社會，社會階層是固化的，不流動的。例如印度的種姓制，一個人出身在哪個種姓，就一輩子屬於這個種姓。在歐洲，社會階層也相當固化，連貴族都是可以繼承的。與這些社會相比較，中國傳統社會非常開放和具有包容性。

儘管皇權是壟斷的，但相權是開放的。皇權屬於皇帝個人，具有高度的壟斷性。皇親國戚儘管也是有權有勢者，但這些人都不具有繼承性。只有皇帝這一職位具有繼承性。較之歐洲，中國的家族世襲性範圍較小。更為重要的是相權的開放性。用今天的話來說，皇權是統治權，而相權是國家管理權。就是說，傳統社會，管理權是向整個社會開放的。皇帝通過各種機制，例如選拔制度和科舉考試制度，把社會上優秀的人才吸取到政權裡面來。管理權的開放性和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有很大的相關性。在中國，社會成員只有受過教育和沒有受過教育之分，或者文明人與野蠻人之分，但同時中國的教育哲學也假定任何人不僅有權利接受教育，並且也是可以被教育好的，這就是“有教無類”的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人人都可以成為“士大夫”這個階層的一部分。就是說，“士大夫”這個階層極其開放。事實上也是這樣的。任何社會階層，無論是農、工還是商，其子女都可以通過考試而成為士大夫階層的一部分。

毛澤東階級革命顛覆傳統秩序

中國文明數千年，儘管皇權不斷轉換，但社會階層的這個秩序始終沒有變化。中國文明沒有被中斷過，這個社會階層秩序是關鍵。皇權因為革命和造反而不斷轉換，但一旦新皇朝確立，原來的社會階層秩序就會得以恢復。

但是，這個社會秩序自近代以來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近代以後，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中國傳統國家形式在帝國主義面前屢屢失敗。當時，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知識精英，都對中國傳統國家政權形式失去了信心。中國進入了一個漫長的轉型時期。孫中山先生起初想學西方自由主義來改造中國，建立多黨制基礎之上的議會制，但很快就失敗了。之後，中國走上了一條革命的道路，通過革命來建設新形式的國家政權。這條路線從孫中山後期到蔣介石到毛澤東是一致的。

不過，“革命”的概念和方式在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那裡是很不一樣的。無論是孫中山還是其繼承人蔣介石，都還是想保留原來的階層結構。或者說，孫中山和蔣介石進行的只是一場政治革命，只是建立一個新政權，而不是社會革命，對中國社會進行徹底的改造。因此，在建立新政權之後，蔣介石很快就想恢復傳統社會價值，這可從其發動的“新生活”運動中看出。

毛澤東所從事的不僅僅是一場政治革命，而且更是一場社會革命。在同時進行這兩場革命過程中，毛澤東所依靠的是從西方引入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概念，既“階級”。“階級”是馬克思理論的核心，但在馬克思那裡，“階級”指的是“經濟階級”。不過，“階級”的概念到了中國之後就有了激進的轉型，從歐洲的“經濟階級”轉型成為中國的“政治階級”。從“經濟階級”到“政治階級”的轉型極為關鍵，因為前者是個客觀現象，而後者則是一個非常主觀的判斷。就是說，“經濟階級”是可以用客觀經濟數據來衡量的，但“政治階級”則更多的是用意識形態、道德標準、正確與錯誤等主觀性的指標來衡量的。

當“政治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概念結合起來時，階級就成為了最有效的革命武器。毛澤東領導的以“階級鬥爭”為工具的革命最具有徹底性。在動員社會力量參與革命過程中，“階級鬥爭”的方法用到了極致。革命就是一個階級“革”另一個階級的“命”。“階級鬥爭”的方法促使政治動員延伸到了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歷史地看，無論是數千年期間不斷發生的農民戰爭還是孫中山、蔣介石的革命都從來沒有觸及到中國社會的基層，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革命是第一次。

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變成唯一的執政黨。本來共產黨就應當迅速從革命黨轉型成為執政黨，“階級鬥爭”應當停止，而應當被“階級和諧”所取代。但毛澤東並沒有這樣做。相反，他提出了“繼續革命”的政治理念。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因此得以延續。“階級鬥爭”在文化大革命到達了頂峰。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僅不同的政治階級之間的鬥爭達到了狂熱的程度，就連父子、兄弟等關係也被徹底破壞。中國數千年積累起來的階層和諧至此徹底摧毀。

新的社會階層身份仍未建立

現在的情況又怎樣了呢？1978年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執政黨把工作重點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經過30多年的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建設，中國從一個毛澤東時代建築在意識形態之上的社會，轉型成為一個建築在經濟利益之上的社會。從社會階層的角度來看，中國正在快速地出現當初歐洲（馬克思）意義上的經濟階級概念。

一方面，儘管執政黨已經不再強調傳統的“政治階級”，但這一充滿政治和意識形態味道的概念，還在很多人頭腦裡根深蒂固，他們中的一些人（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知識分子）還不時地試圖訴諸於政治階級，來分析社會問題和解決社會問題。一旦當這些人看到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的時候，他們有意無意地就想回到政治階級的概念。政治意識形態仍然主導著很多人的思維。在一些社會群體中尤其是知識分子當中，意識形態式的思維不僅表現在左派，也表現在自由派陣營。各派觀點不同，但思維模式非常類似。

另一方面，當中國的市場經濟造就了經濟階層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出現能夠使得各社會階層和諧共存的機制和規則。從政府方面來看，還沒有確立一整套保護社會的機制來調和階層​​利益。從社會階層來看，各社會階層還沒有發展出自身的認同及其責任感。這尤其表現在政治階層和資本階層。作為統治者的政治階層，並沒有明確的概念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政府失效現象非常普遍，也就是說，應該做的沒有做，不應該做的則做得過分。同樣，資本階層也沒有確立其社會責任感。當這兩個階層只想社會汲取資源，而對社會缺失責任的時候，他們和其他社會階層的衝突不可避免。

有人說，階級鬥爭造就的是一種“狼文化”。政治鬥爭是一個階級針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同樣，改革開放之後引入的“市場經濟”文化，因為缺少社會建設，也演變成一種“狼文化”。因為缺少社會保護，市場經濟表現為馬克思所說的“弱肉強食”的社會關係。“政治階級”鬥爭文化的遺產還沒有清算，中國又迎來了“市場經濟”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階級鬥爭文化，不能應對和解決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狼文化”因素，中國很難造就一種安靜文化。

如何在新的環境下建設一種安靜文化呢？這裡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但人們可以從多個層面入手來努力。

首先是對官方的意識形態進行調整甚至轉型。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理論上馬克思主義仍然是官方主導意識形態。要建設安靜型文化，需要對馬克思主義作進一步的中國化式的改造。馬克思主義仍然是分析社會問題的科學方法。這部分應當堅持，有助於人們對市場經濟發展，對社會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有深刻的認識，從而在避免政府政策錯誤的基礎上來保護社會。

不過，必須在兩個方面大力改造馬克思主義。第一就是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儘管馬克思主義科學地分析了市場經濟對社會的影響，但其提倡的以消滅資本和市場經濟為導向的解決方法，已經被證明為失敗。貧窮社會主義不是社會建設的一部分。第二就是馬克思主義提倡的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一個完全人人平等的社會只是理想，更不可能通過階級鬥爭的方式來實現這個理想。在重塑官方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必須去除階級鬥爭因素，而確立階層妥協、和諧的價值觀。

同樣，在重建大眾文化過程中，也必須去除​​階級鬥爭觀念。現在的大眾文化教育過於理想主義，顯得空洞無物，並且裡麵包含有太多的“狼文化”因素。在各知識分子群體中，這種現象尤其顯然。儘管左、右派的價值觀不同，但他們都傾向於通過鬥爭的方式來實現其價值觀。這和近代以來中國所接受的“階級鬥爭”的觀念有關。在很大程度上，“階級鬥爭”的觀念已經深深植根於中國社會的行為方式裡面。要進行社會建設，必須花大力氣來總結近代以來“政治階級鬥爭”的歷史遺產。如果對這份遺產沒有清醒和深刻的認識，“階級鬥爭”觀念會繼續主導人們的行為方式，不管其以何種方式表達出來。

要消除政治階級鬥爭的近代文化傳統，就要找到替代文化。經濟意義上的階級不可避免。只要有經濟發展，社會就會在經濟上分化，也就是利益的多元化。但經濟階級是可以改造成為經濟階層的。馬克思強調“階級”的概念主要是為了革命。可以說，“階層”是客觀存在物，而“階級”需要被塑造的。也就是說，“階層”觀不見得一定要轉變成為“階級”觀。要建設社會文化，人們必須在這方面做文章，努力建設新的階層文化。

中國傳統上的士、農、工、商階層文化，從社會治理和統治的角度來說塑造得非常成功。儘管中國現在的階層關係遠較傳統複雜，但仍然可以從傳統學到一些階層文化建設的經驗。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每一個階層都必須確立自己的行為規範。官員、專業人員、教授、技術工人等等都必須建設和其職業和身份相適應的行為規範。這些行為規範就是專業文化。第二，各社會階層之間都必須是開放的，就是說保持社會的高度流動性。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是保障社會成員的機會平等。任何社會是具有等級性的，但等級的階梯必須是開放的。通過社會流動來達到社會的等級性和人人平等這一理念之間的妥協。社會成員在流動性中看到希望，也可以通過社會流動來實現希望。實際上，這是中國傳統社會和諧的關鍵。

在建設階層文化過程中，更可以向傳統文化尋找資源。近代以來的“階級鬥爭”文化，儘管已經持續一個世紀之久，但中國傳統文化則已經生存了數千年。較之近代文化，傳統文化中的很多因素仍然植根於中國社會。再者，近代“階級鬥爭”文化從西方輸入，對中國來說只有工具作用，即為了建設一個可以抵禦西方力量的新型國家。現在這個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無論是執政黨還是社會都可以拋棄這個工具文化，而轉向體現價值的階層文化。

一旦階層文化得到確立，傳統文化資源就可以發揮巨大的效應。包括佛教、道教、儒教在內的中國文化，都包含有巨大的安靜型文化因素。儘管這些文化在改革開放之後也有了復興，但因為階層文化沒有得到確立，它們仍然沒有發揮應有的效用。當然，從更高層次看，我們也可以考量如何吸收和消化其它宗教因素的問題。傳統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世俗文化，具有開放性、包容性。歷史上，它消化了佛教文化和猶太教文化。相信中國的世俗文化也能消化其它已經傳入中國的宗教。當然，這是中國文化的長期的歷史任務。提出這一點，主要想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需要一種安靜文化，中國也有條件和能力來建設這樣一種安靜型文化。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

“政治階級”鬥爭文化的遺產還沒有清算，中國又迎來了“市場經濟”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階級鬥爭文化，不能應對和解決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狼文化”因素，中國很難造就一種安靜文化。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