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須巧妙應對“美國特殊模式”

[譚中]　(2012-03-29)

　　兩次幫助小布希勝選總統的智多星軍師卡爾‧羅夫（Karl Rove）和前白宮同僚、共和黨戰略專家吉爾斯丕（Edward Gillespie）聯名在最新一期（3－4月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上撰文，建議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從外交政策上抓奧巴馬的小辮，長美國志氣，當“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國特殊模式）的鼓吹手與振興者。

　　“American exceptionalism”這個名詞的意思是：美國從一開始就是例外的、特殊的、提倡自由的國家，兩百多年來推行了這一模式因而全球一枝獨秀。人們把它譯成“美國例外主義”或“美國卓異主義”，我看最好稱之為“美國特殊模式”。

　　羅夫與吉爾斯丕文章認為奧巴馬貶低美國國際形象，使得美國變成“有缺陷的巨人”（a flawed giant），奧巴馬說：“我認為有美國特殊模式就像英國人認為有英國特殊模式、希臘人認為有希臘特殊模式那樣”，豈不等於美國並無特殊之處！

　　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學家華爾德（Stephen Martin Walt）教授一貫批評“美國特殊模式”理論。他說美國歷史上喜歡和外國打仗，視別國生命如草莽。1899-1902年美國征服菲律賓的戰爭，曾使20至40萬菲律賓人喪生。

　　他還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戰敗主要原因是在對蘇戰場上有生力量消耗殆盡，美國從西邊空襲、濫炸德國城市等於無故殘殺平民。德國死於美國轟炸的有30萬平民，日本更多，達33萬。負責轟炸日本的美國將軍勒梅（Curtis LeMay）說：“如果美國在大戰中輸了，我們都會變成戰爭罪犯而被處決。”

　　但“美國特殊模式”並非毫無根據。思想理論保守反共的邱吉爾說他不恨共產黨，因為是英國人創造的。英國人也好、法國人也好，不管做了什麼都不會是“非英國”或者“反法國”。唯獨美國輿論對美國人發出“非美國”或“反美國”的譴責，因為“美國”是強調意識形態的，不能容忍公民反其道而行。

　　美國創造了“自由世界”，蘇聯卻沒造成“共產世界”。今天的全球化實質上是“Anglobalization”（盎格魯全球化），是以英文聯絡交流、以美元為國際貨幣，資訊網路更受美國控制，“盎格魯”種的大英帝國從來無此輝煌，現在也只當配角。

　　經常有人問：中國和印度同時“崛起”，為什麼只有“中國威脅論”而沒有“印度威脅論”呢？主要答案在於：印度是在“盎格魯全球化”內部崛起，中國的崛起和“盎格魯全球化”是擦邊，自然也是擦“美國特殊模式”的邊。

　　中國正被各方面的因素推上“老二”甚至“老大”位置，《環球時報》3月23日“社評”有趣地把中國“改革”與“崛起”比作“兩個深水區”，又說中國人對“崛起”的深水區“沒有主導權”，“中國是在內部凝聚力不斷損耗的情況下走上崛起之路的”“中國確實在摸著石頭過一條人類歷史的大河”，如果不“改革”、不“崛起”都沒有退路，“必須走向對岸”。

　　中國崛起這“深水過河”免不了與“美國特殊模式”發生摩擦。很有可能出線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的羅姆尼，由於在保守派選民中支持率不高而企圖爭取中間派，特別想爭取那些每況愈下的藍領階層的支持，極力鼓吹採取比小布希與奧巴馬更嚴厲的對華貿易政策，前駐華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形容他這樣做是在美國不處於“蕭條時期”所不需要的、不明智的對華“貿易大戰”（trade war）。

　　《華爾街日報》也站出來反對羅姆尼“反華”，警告他說，美國選民是不會積極投票給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候選人的。它同時指出：是由於美國企業要繼續“在全球保持競爭力”（stay globally competitive）而主動向中國進行工業輸出，雖然就業機會“外包”卻對美國經濟發展有利，對華貿易摩擦卻對美國自己不利。

　　羅姆尼大唱“美國特殊模式”時夾雜著“反華”調子，其實是為了確保自己“到達彼岸”，如果他真正進了白宮，也會變成識時務的俊傑。

中美必須和諧相處

　　前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前美國駐華大使普理赫（Joseph Prueher）去年召開研討會並發表報告倡導“與中國同行的前路：掌握與中國交往的正確路線圖”（A Way Ahead With China：Steering the Right Course with the Middle Kingdom）。

　　這一“正確路線圖”的具體建議值得注意：一、美國先在經濟上齊家治國，二、美國從軍事領域外調整對台灣的政策、釜底抽薪，三、美中兩國以平等地位對話，四、加大民間文化交流與結構性外交及半官方對話，五、美國摒棄“共產中國異己”概念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態度與中國交往，六、鼓勵兩國經濟整合。

　　親民主黨的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中國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3月22日在香港科技大學作“China's rise: The view from Washington”（從華盛頓看中國崛起）講演，談到“中國老二”飛速發展呈超越“美國老大”之勢是值得歡迎的，雖然會引起美國緊張，但兩國和諧相處絕對必要。

　　李侃如在美國不斷發表的言論以及最近新書立論中觀點與普理赫相似。他一面擔心美國大選年辯論可能對美中關係產生“比些微危險更嚴重”（more than a little danger）的後果，也勸下屆總統先把國內經濟整頓然後增進美中互信，關鍵在於兩國對“在亞洲的軍事信條”（military doctrines in Asia）展開深入與持續的討論。

　　從前面這番討論看出，不完美的“美國特殊模式”正在自我調整改善，正逢中國崛起而設法達到美中和諧相處，即使最反華的美國政客都不敢鼓吹與華“大戰”。從中國方面來看，實際上也在摸索一種“中國特殊模式”，它是不能跳過“美國特殊模式”而平安到達彼岸的。

　　《孫子兵法》說：“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這也是中國式的“巧強力”內功。怎樣在中美關係中“雜于利”而建立互信，“雜於害”而避免患難，將是對下屆中國領導梯隊的嚴峻考驗。

　　作者是從印度退休的華人學者，現居芝加哥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