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與權力

[鄭永年]　(2012-03-27)

　　本欄上週討論了傳統社會的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係。這裡轉而討論當代中國的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係。令人們非常驚訝的是中國傳統的根深蒂固和強大。即使從孫中山先生發動的辛亥革命算起，到現在也已經有了一個世紀的時間了，但知識分子和權力之間的關係，竟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化。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仍然可以用分類傳統知識分子的方法，對當代的知識分子作分類。可以發現，知識分子和權力之間的關係的本質沒有變，但名稱和內容則有變化。

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知識分子

　　和傳統知識分子一樣，當代知識分子仍然可以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類。根據前面的順序，我們先來看體制外的那些對權力不感興趣的知識分子群體。傳統上，這個群體是道家。當代中國也存在著“道家”，他們對知識感興趣，自願邊緣化。和傳統“道家”不一樣，除了在宗教意義上的當代道家外，這個群體的很多人不得不關注社會現實。不過，這個群體不大。下面會強調，商業化已經完全改變了知識分子的生態環境，傳統道家所擁有的生存環境，現在已經不復存在。

　　體制內依附型知識分子還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主體。這個群體傳統上是儒家，但現在則比較複雜。這裡有幾個變化。第一個大的變化就是傳統儒家裡面的“規範”“忠誠”派已經接近消失。傳統儒家有強烈的“忠君愛國”思想。儘管人們可以批評說“忠君”和“愛國”應當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君”並不是“國”呀！但這個思想太過於現代，因為無論中外，歷史上的很長時間裡，人們把兩者是等同的，即“君”就是“國”，至少“君”代表“國”。實際上，在一些忠誠的儒家那裡，這兩者也是有區分的。有時，儒家對“國家”的忠誠連“君”也接受不了。說真話是有很多代價的，一些儒家為了“國家”而批評“君”導致生命的喪失。這裡，不管是為了“君”還是“國”，很多儒家的忠誠是絕對的。從秦始皇帝的“焚書坑儒”到毛澤東的“反右”，長達數千年，儒家的這種忠誠精神從未消失。這也就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所說的“良知”。知識分子和權力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非常重要。傳統中國的王權所受的制約不多，由知識分子的這種“良知”所產生的道德對帝王的影響算是相當重要的。正因為如此，這些忠誠者（“忠丞”）一直為後人所尊敬和仰望。

當代知識分子面對更多誘惑

　　但是，這種知識的“良知”在很快消失。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面臨外在世界的無窮的壓力和誘惑。傳統上，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壓力和誘惑只來自權力。物質和經濟利益對傳統知識分子的影響即使有，也不具實質性。在“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裡，知識分子把自己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人們稱知識分子為“清高”，也就是說，他們和經濟利益不是一體的。“不為五斗米折腰”是知識分子的信念。現在呢？現在的知識分子面臨權力和物質利益雙重的壓力和誘惑。中國知識分子在數千年農業社會裡一直堅持的“良知”精神，在現在商業革命的衝擊下很快就解體了。失去了這個“忠誠”的群體，中國體制內知識分子裡面只剩下“依附型”知識分子了，要不依附權力，要不依附利益。

　　體制內依附型知識分子現在也很複雜。傳統上只有儒家這個群體，但現在有很多群體。依附類型的多元化至少有兩個條件。首先是當今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了，掌權者需要相應多元的支持和依附者。其次，這也說明了權力這方面正統意識形態的衰落這個事實。儒學是傳統王權的意識形態，數千年不變。但是今天的政權已經沒有像儒學那麼強大的意識形態了。在此情況下，掌權者就會到處尋找多元知識的支持，什麼有用就借用什麼。所以，即使是“依附型”知識群體中，不同的次群體之間是互相矛盾，甚至互相衝突的。

　　各個次群體拿什麼來依附和支持權力的呢？簡單地說，有二。一是從西方輸入的知識，二是從中國傳統承繼的知識。輸入的知識包括馬克思主義和各種版本的新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民族主義等等。承繼的傳統知識主要還是儒家學說。在改革開放之後儒家學說有了很快的復興，主要體現在所謂的“國學”運動中。無論是西方輸入的還是傳統承繼的，都是為現存政權辯護的。當然，人們很容易發現這兩者之間的深刻矛盾。不管怎樣，這兩者都希望自己能夠影響權力，並且成為權力者的意識形態。辯護者對他們所持學說的信仰，並不亞於歐洲中世紀教會對宗教神學的信仰。

體制外知識分子也要權力

　　體制外的權力反對者又如何呢？應當再次強調的是，反對權力者也是為了權力。問題是這個群體拿什麼來反對權力呢？實際上，和“依附型”群體一樣，這裡面也有兩個次群體，一是輸入的西方知識來反對權力，二是拿中國傳統，主要是儒家傳統來反對現存權力。

　　其中，第一個次群體是主流。清末以來，中國傳統類型國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西方類型國家所擊敗。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對中國傳統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們開始從西方尋找“真理”。“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所謂“百家爭鳴”。但所有這些百家都是從外國輸入，沒有一種屬於中國自己的。當然，當時也有知識分子堅持中國傳統，但並沒有佔主導地位。各種外國的主義在中國互相競爭，非常激烈。早期，自由主義佔據主導地位，因為很顯然西方強大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五四運動”把西方的成功概括成為“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並不難理解。但是，辛亥革命失敗之後，自由主義在競爭中退出，勝出的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當然，這裡還有一個外在的條件和一個內部條件。外部條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俄革命的成功。在當時中國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表明西方自由主義的失敗，西方資本主義的失敗。而蘇俄革命的成功，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成功。因此，知識分子很快就轉向後者。內部條件就是在像中國那樣的落後國家，要實現西方自由主義制度並沒有什麼現實可能性。很顯然，西方制度是西方社會經濟數百年發展的產物，很難移植到其它文化。

　　自由主義並沒有演變成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但西方的價值則生存下來。除了蔣介石時代也就是上世紀30年代，掌權者試圖恢復中國傳統（也就是新生活運動）之外，在中國的土地上，歷來是各種外國觀念的競爭。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掌權者的意識形態之後，西方自由主義就成為其競爭者和反對者。不過，接受了西方自由主義觀的人，和傳統儒家的思維有驚人的一致性。上面已經提到，依附性知識分子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升為政治意識形態，來論證政權的合法性。同樣，反對者也試圖把西方自由主義上升為一種“反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來論證政權的不合理性。我們可以說，中國並沒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中國也沒有自己的自由主義者，中國所有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和西方自由主義者。在批判者當中，也有人試圖把西方和中國傳統兩者混合在一起，例如儒家和西方自由主義。

對解釋世界並不感興趣

　　很顯然，和“依附型”知識分子一樣，反對權力的知識分子也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就是上面所強調過的，兩者都是為了權力，非常類似於執政黨和反對黨一樣。反對權力的目標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自己擁有權力。第二，反對者也同樣不是解釋事物的知識體系。他們對解釋世界並不感興趣，他們的興趣在改造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不是知識產生者和擁有者，而是知識的使用者和應用者。第三，公平地說，和“依附型”知識分子一樣，反對者也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目標也是建設一個他們想像中的國家。不過，他們的知識想像並不是基於他們對客觀現實的認知和理解，而是借用業已存在的知識想像。不同的主義就是他們從各種借用來的知識體系中所作的想像。第四，也和“依附型”知識分子一樣，反對者同樣是各種說教。他們用各種西方的價值或者道德來評判人、制度、文化。他們沒有能力來解釋世界，但有巨大的動機來批判現實。

　　在西方，儘管也有為權力辯護或者反權力的知識分子，但其主體是那些解釋事物和世界的知識分子。中國沒有這個以解釋事物和世界為使命的知識群體，因此知識分子如果要得到權力，就會傾向於求助於權力。依附權力和反權力者因此具有同樣的思維和行為邏輯。

對知識分子的幾點啟示

　　我們已經從“知識就是權力”的概念出發，討論了西方的傳統、中國的傳統和中國的現實。從這個簡要的討論中能夠獲得什麼樣的資訊呢？也就是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會有什麼樣的啟示呢？如下幾點是很顯然的。

　　第一，現實地說，不管人們喜歡與否，中國的傳統還會繼續。這不僅是因為傳統根深蒂固，已經演變成為一種深層次的文化，而且也是因為“依附型”知識體系背後是其龐大的利益，這塊利益不會放棄。而“依附型”知識體的存在，也表明反對者的存在。他們之間是有機的對立，缺一不可。

　　第二，知識分子要對文明的進步負有責任。對中國文明最大的考驗是商業革命。中國這個文明數千年是農業文明，沒有經歷過商業文明的洗禮。現在在商業文明面前，中國文明如何發展，這是人們需要考慮的一個大問題。作為文明內在部分的知識分子，也面臨商業文明的考驗。

　　第三，知識本來就是力量和權力。誰生產出新的知識，誰就會擁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表明，誰說思想不能產生物質呢？中國的鄧小平在上世紀70年代末就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思想產生物質的另一種說法。在任何社會，知識分子都是想改造社會的。但如何改造社會呢？首要的任務是生產能夠解釋社會的知識體系。沒有這樣的知識體系，就不會有改造社會。

　　第四，中國的變革和社會進步，需要一大批獨立但同時關心社會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前面所說的能夠投身於解釋中國社會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努力並不是為了權力或者其他利益，而是為了理解和解釋事物（也包括任何社會現象）。儘管解釋世界也可以產生力量或者權力，但這裡力量和權力只是副產品。但不管怎樣，只有在把世界解釋好之後，才能把世界改造得更好。

　　第五，對任何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應當認識到人類的思維能力是沒有邊界的，就是說，誰都具有潛力來構造知識體系。不過，一旦人的思維受製於權力和利益，思維就有了邊界，知識就沒有了想像力。中國社會的進步，取決於獨立的知識體系的出現。超越權力和利益之外，這是中國未來知識體系建設的最低條件。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