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戰爭、伊朗核爭議與美國的徵兵制度

于時語 　(2012-02-26)

　　美國軍方終於以多重謀殺罪，起訴在阿富汗屠殺17名平民的美軍士官貝爾斯。國防部長帕內塔公開宣布貝爾斯可能被判死罪。

　　貝爾斯屠殺阿富汗平民案件嚴重損害了美國和阿富汗的關係，擾亂了奧巴馬政府的計劃，也即通過與塔利班組織的談判，來結束美國歷史上這場最長的對外戰爭。更重要的是這一屠殺案暴露了美軍兵員質量和兵源缺乏的痼疾，對山姆大叔未來的對外政策舉足輕重。

　　雖然美國傳媒披露貝爾斯原來是個有欺詐行為的股票掮客，他從軍十年以來，已經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四上前線”，總共將近1200天，還曾兩次負傷。按照越戰期間戰場服役滿一年便調回美國的五角大樓舊規，這樣的沙場老兵早就該在大後方安享清福，如今卻被違背個人意願再次派往阿富汗前線，終於在高度壓力下做出令人髮指的血腥暴行。

　　美國論客紛紛指出，這裡的根本問題，是美國實施的志願兵制度，使得對外戰爭的負擔，落在佔美國人口不到1%的職業軍人身上。長年累月的“反恐”，迫使五角大樓不得不把總數有限的部隊反覆派遣到海外戰場。

　　阿富汗屠殺平民案因此促使《紐約時報》就美國是否應該恢復全民義務兵役制度展開討論。這場討論揭示兵役制度牽涉到廣泛和深刻的社會問題，要想恢復談何容易。

美國軍隊與社會主流的異化

　　從歷史角度講，美國立國以來，繼承了歐洲上層人士“好男必當兵”的文化傳統。開國英雄華盛頓將軍不計，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四個兒子、肯尼迪權貴家族兄弟、以及聯邦參議員公子老布希，無不都是二次大戰的戰場英雄。

　　自從越南戰爭以來，美國上層社會的這一風氣迅速改變，而演變成今天上層精英“好男不當兵”的世風。越戰時代中上階級到平民子弟的普遍反戰，終於迫使尼克松政府於1973年取消了義務兵役制度，而採納了實行至今的志願兵制度。

　　這一政策改變的一個長期結果，是軍隊與社會主流和精英階層的異化：一面是美國軍隊士兵低層化，主要由少數民族和下層白人（所謂“白色垃圾”）組成， 志願兵制度成為事實上的“經濟地位徵兵製”（《紐約時報》語）；另一面是上層精英領袖中軍人出身比例和行情大幅度下降。“越戰逃兵”克林頓先後擊敗兩位二戰英雄老布希和多爾，另一逃兵小布希擊敗越戰英雄克里，以及奧巴馬擊敗另一越戰英雄麥凱恩，都是例證。今年大選，兩黨主要候選人中，一個當過兵的都沒有。

　　在志願兵制度下，美國軍隊主體主要由來自社會下層的1%人口組成，使得中上階級躲避了從軍義務，在華盛頓顯著降低了戰爭決策的起點，以及美國社會其他99%人口對戰爭的承受能力（反正死不到我頭上）。這與維持了精英從軍傳統的歐洲，形成相當鮮明的對比，也是美國維持世界霸權的有利條件。

　　但是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日益暴露了美國志願兵制度的可持續性問題。近日阿富汗屠殺平民血案對美國國際政策的強烈負面效果，更顯示志願兵制度的弊端可能大於其好處。另一方面，徵兵制度下開展的越戰引起美國社會尤其中產階級強烈的反戰運動，提醒華盛頓政客們恢復徵兵製的巨大政治代價，特別是對養尊處優的中上階級安全感的心理衝擊，所以極不可能在目前的社會形勢下實現通過。

　　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充分證明，再是有高科技武器和軍力，最終還是離不開大量地面部隊的捲入，因而導致難以維持的巨大人力物力代價。不久前卸任的防長蓋茨因此警告：“今後若有防長建議總統向亞洲、中東或非洲派遣地面大部隊，那麼這位防長需要檢查一下自己的頭腦。”

　　蓋茨的警告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這便是伊朗核危機。五角大樓的反覆演習和模擬都表明，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攻擊會演變為區域戰爭，導致美軍不得不捲入，而最後要制服伊朗，必須出動地面部隊。即便不提奧巴馬的戰略重點向亞太東移的需要，美國目前的志願兵制度也難以承擔再一場這樣的地面戰爭。批判猶太勢力的《以色列遊說集團》一書合著者、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瓦爾特（Stephen Walt）近日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伊拉克戰爭的十個教訓》一文，也再次警告在穆斯林世界捲入另一場戰爭的巨大風險。奧巴馬能否防止以色列的“先斬後奏”，成為大選年的一個關鍵看點。

　　作者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