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羅奇]　(2012-03-29)

　　我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關注中國時，學到的第一項原則就是，在中國，穩定壓倒一切 不管是經濟、社會還是政治穩定。

　　中國飽經上千年動亂，因此，今天的中國領導人會竭盡全力維持穩定。每當我對中國可能出現的潛在政策變化有疑慮時，我都會用穩定性來探討中國的選擇，這個方法屢試不爽。

　　在3月17－20日於北京舉行的年度中國發展論壇（China Development Forum）上，穩定是每個人所關注的問題。論壇由溫家寶總理主持，多位國務院部長出席，是中國最重要的國際會議。然而，就在會議召開前兩天，備具爭議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免去職務。薄熙來本是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有力競爭者，他的突然去職令人震驚。我們在釣魚臺國賓館開會的時候，明顯地感覺到暗流在湧動。

　　會議的正式部分按部就班地進行，著重強調了中國增長模式即將出現的結構性改革 從過去32年依靠出口和投資的強大增長，轉向更依賴消費的模式。中國高層領導對這樣的再平衡已經形成了廣泛的共識。正如一位與會者所言：“辯論已經從做什麼轉變為如何與何時開始進行。”

　　許多其他主題都是圍繞著這一結論展開的。向服務拉動增長的轉變，及以創新為根本的發展戰略也被突出。與此同時，最近強勢復現的國有企業也引起了相當多的關注，這使國民收入的分配從勞動力傾向資本 是中國轉向消費的再平衡目標的主要障礙。世界銀行和中國發展研究中心（論壇主辦單位），剛剛發布了一份如何解決這一關鍵問題的方方面面的詳細報告。

　　但論壇的正式進程，對釣魚臺國賓館內的另一受人關注課題，卻沒有給予任何暗示。會議對薄熙來與他在今年 領導層過渡的關鍵之年 被免職，對中國國內政治的影響只字未提。人們很容易被這起事件的宮廷鬥爭流言所迷惑。然而，我認為薄熙來的免職應該具有更深遠的意義。

　　中國官員面臨著政治和經濟不穩定相互影響的風險。過去三年，中國經歷了兩次外部需求的打擊 先是美國次貸危機，然後是現在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此時爆發任何內部政治動盪，將產生比一般時候嚴重得多的威脅。

　　薄熙來就是這一風險的象徵。他體現了所謂的“重慶模式” 一種近年來在中國頗為得勢的國家資本主義，即將權力集中在地方領導人和國企手中，由政府引導的城市化和經濟發展。

　　去年夏天，我在重慶呆了一段時間。這是一個有著3400萬人口的超級都市。重慶市計劃之宏偉令我頗為吃驚。計劃由市長黃奇帆主導，他也是上海浦東開發項目的主要工程師。重慶計劃的目標，是將重慶兩江地區打造為中國首個內陸城市開發區。這將使兩江區與已有的兩個沿海示範區 浦東和天津濱海區並駕齊驅。

　　然而，這同樣屬於國家主導發展模式的計劃，卻在今年的論壇上受到口誅筆伐 它與中國高層領導人已經普遍認同的市場導向替代模式相悖。換句話說，薄熙來不僅被認為是政治穩定的威脅，也同時被視為經濟不穩定模式的主要代表。如此突然地免去薄熙來的職務，實際上凸顯了中央政府對穩定的堅定不移立場。

　　這也與另一讓人費解的中國謎團相契合。五年前，溫家寶發出中國經濟正面臨“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危險的警告。我一再強調，溫家寶的“四不”警告，對促進消費的“下一個中國”戰略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溫家寶的批評為中國掃清了再平衡的障礙。

　　但在今年論壇的正式講話中，中國高層領導人 包括未來總理人選李克強 並未明言任何中國經濟“不穩定”的風險。簡言之，四不已經變成了三不。

　　在中國，這種用語的變化絕非偶然。最有可能的解讀是，高層再也不會在穩定課題上做出任何妥協了。通過促進消費的再平衡，來解決經濟不穩定問題，以及免去薄熙來的職務，來解決政治不穩定問題，穩定已經從一個風險因素，轉變為鐵板一塊了。

　　中國領導層的核心資訊已經再無可疑了。是他們先承認中國的增長和發展戰略正處於關鍵的十字路口。他們擔心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有失去動力的危險。通過消除經濟和政治風險相互影響給穩定帶來的威脅，中國政府已經為下一波非凡發展階段鋪平了道路。在我看來，質疑他們能否達到這一目標是不明智的。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魯大學教授，曾擔任摩根士丹利亞洲非執行主席。

英文原題：China's Stability Gambit

版權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12.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