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以價值觀讓世界信服？

[邱震海] (2012-08-01)

中國崛起導致了國際社會在相當程度上的警惕和猜疑。這種警惕和猜疑有傳統意義上對新興崛起國家的戰略敵意，也有對中國崛起的人性擔憂，這在中國周邊一些中小國家那裡表現得尤其明顯。這對中國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挑戰：中國能否以令人信服的價值觀讓國際社會真正對中國感到放心？

近期，敘利亞局勢使得中國外交至少在短期內陷入了較為為難的境地。中俄聯手否決了安理會的製裁決議；但俄羅斯卻同時又私下表示，不會一直支持阿薩德政權，這實際上又為中國未來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孤立和尷尬埋下了某種伏筆。中國的這種尷尬實際上在去年的利比亞問題上已經有過一次經歷。

只談戰略，不談價值

撇開敘利亞問題，無論是去年的比利亞，還是之前的蘇丹、緬甸，抑或是現在和以後的伊朗問題，中國一方面處於與西方國家的不可避免的抗爭之中，另一方面又處於在國家利益與價值觀之間的艱難徘徊之中。這些國家既是中國重要的能源和商業利益所在，同時在價值觀和內外行事方式上卻又體現出與國際社會和現代價值觀格格不入的地方，因此也就使中國外交更為頭疼。

稍推遠一點，最近幾年中國周邊局勢不斷緊張，南中國海、東海問題幾乎在同一時間爆發，令中國時常應對失據。更重要的是，在這過程中無論是地區國家還是國際社會，幾乎都會自覺地擇邊站到一起，從而形成“二元悖論”，即在經濟上繼續依賴與中國的交往，而在戰略上則選擇與中國對抗或抗衡。

再推遠一點，今日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似乎很少有真正可以信賴的朋友。這一方面當然由於“大國崛起的孤獨”，即任何大國在崛起過程中都會遇到周圍國家的警惕防範和猜疑。但另一方面，這也與中國在崛起構成中自身的一系列舉措不到位有密切關係。

所有這些現象，都慢慢推導出今天中國對外關係中存在的一些深刻問題。這些問題歸納起來就是：今日中國在對外關係上只有策略，沒有戰略；抑或只談戰略，不談戰略背後的價值觀。

而這些問題的根源，與其說在於中國的對外關係，還不如說在於中國的內政。而這顯然不是中國的外交官或戰略學者所可以解決的問題。

今日中國缺乏嚴肅理論研究

在對外關係的策略方面，必須承認，中國這幾年確實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在歐美經濟危機後中流砥柱，力挽狂瀾，在對美、對歐、對非和對東南亞工作方面都有令人矚目的積極進展。但從整體而言，中國在對外策略上給人的感覺，更多地像個“救火隊員”，亦即不能預知何時、何地將要起火，而只能在起火後被動地跟在大火後面，用一桶一桶的水去滅火。

更嚴重的是，今天的中國很多時候是一邊“滅火”，一邊“放火”，或者說這邊“滅火”，那邊“放火”；前腳“滅火”，後腳“放火”。這裡的原因在於對各種危機之間的關聯性和內在邏輯缺乏研究，因而同樣的一桶“液體”在一個危機上是“水”，而到了另一個危機那裡卻成了“油”。

讀到這裡，請不要以為我是在指責任何具體當事的部門或個人。今日中國確實發展太快，誰都沒有經驗。以上情況的發生，首先源於對形勢缺乏前瞻性的準確研判。或者說，形勢發生之快、之猛往往超出人們的預期和認知水準。同時，今天中國的大多數人們似乎都沒有潛心研究問題的習慣，同時也沒有勇於提出真實研究成果的勇氣。

這樣的主客觀狀況對中國而言，坦率講是充滿風險的。如果說，客觀形勢比人強似無可避免的趨勢，那麼在理論研究上的嚴重滯後，抑或缺乏真正獨立、嚴肅、負責的理論研究，則將使中國未來的發展充滿風險。

套用以前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沒有文化的軍隊，是一支愚蠢的軍隊”，稍加改寫後就可以成為“缺乏理論研究的國家發展，是盲目和充滿風險的發展”。

今天的中國，許多實際操作層面的問題，歸結到最後，其實是一個理論困惑的問題，無論是中國的外交戰略、內部轉型、執政黨建設和轉型，還是心靈的重建，甚至是民族集體精神世界的成熟，無不如此。

中國在策略問題上的進退失據，策略無法上升為戰略，同時所謂的戰略研究也只是局限於“大國平衡”或“利益博弈”的狹隘而陳舊的範疇，其根本原因皆源於此。

中國到底應成為什麼樣的國家？

今天中國的戰略研究，未能回答幾個根本問題：一、中國未來到底應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形態將發展成為一種什麼樣的狀況？二、中國到底應以什麼樣的價值觀贏得國際社會的尊敬和信賴？三、中國與西方的價值觀在心理和實際操作層面究竟應保持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必須承認，中國崛起導致了國際社會在相當程度上的警惕和猜疑。這種警惕和猜疑有傳統意義上對新興崛起國家的戰略敵意，也有對中國崛起的人性擔憂，這在中國周邊一些中小國家那裡表現得尤其明顯。這對中國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挑戰：中國能否以令人信服的價值觀讓國際社會真正對中國感到放心？

也許有朋友馬上會提出一個反駁觀點：凡是大國崛起都是實力的較量，只有當實力態勢真正奠定之後，外部世界才能對中國真正放心。這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為一國的軟實力和價值觀恰恰也是其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國際關係硬實力之外另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也許有朋友會提出另一個反駁觀點：中國最近十年來提出的“和諧世界”，難道不是一種價值觀？這顯然也是一個極大的誤解。所謂的“和平”、“和諧”充其量只是方法論，它們談的是相處之道以及一旦發生衝突的解決途徑，但卻不是價值觀。什麼是價值觀？那是一種不管男女老少、經濟差距、文化傳統乃至政治體制，一下子就能打動和照亮所有人的心的東西。美國的“自由”和歐洲的“自由、平等、博愛”就是這樣的一些價值觀。但今天的中國卻無法提出類似能打動人心的價值觀。

也許又有朋友會提出反駁意見：中國的傳統國學中有許多可供借鑒的價值觀，今天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似乎就是在傳播這樣的一些價值觀。這是一種似是而非，必須十分謹慎處理的觀點。中國傳統文化中確實有許多至今仍可藉鑑的價值觀，尤其是為人處世方面的一些價值觀；但由於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思想啟蒙的進程，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中有著相當成分是不符合現代文明精神的糟粕。崛起的中國若不加分析地全面採納傳統價值觀，表面上雖能自圓其說，但在更深的層面上無疑將使中國更為世界疑惑，更讓世界不安。

普世價值：中國應當有所貢獻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國在價值觀問題上，似乎有意無意地與國際社會處於某種對立狀態之中。這種情況令人想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與西方的關係。

其實，上世紀七十年代自從中美改善關係之後，中國與西方世界出於共同對付蘇聯的需求，無論在戰略利益還是在隨後的價值觀上開始趨近，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表現得尤為明顯。可見，戰略利益的趨近有時會導致價值觀的自然趨近。

但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冷戰結束和中國崛起，中國與西方逐漸由原來的伙伴成為對手，雙方在戰略利益和價值觀上都開始切割。價值觀的切割，在中國對西方的態度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其背後折射了一個深刻的背景：一方面由於中國和西方的戰略對峙，另一方面也由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與西方價值觀趨近而導致的政治不穩定，今日中國對於西方價值觀開始重新回歸拒斥和對抗的狀態。

這背後的詭譎在於：今天西方的價值觀只是源於西方而已，其中相當部分已經成為人類的共同價值（一如東方文明本身也是全球文明組成部分一樣）；但同時西方國家確實又會利用價值觀實現其本身的戰略目的。但對於中國來說，其挑戰在於：是否因為西方利用價值觀來實現戰略目的，就全盤否定已成為人類共同財富的普世價值？

一百年來，中國現代化始終面臨一個問題：西方之於中國，某種程度上既是強盜，又是老師；中國是否天真到因西方是老師就忽略其曾為強盜的一面，抑或固執到只看到其曾為強盜就否定其為老師的另一面？

對崛起的中國來說，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是：若執意與普世價值相抗衡，那麼中國能否或如何發展出源自東方文明，而也能為全人類共同接受的新的普世價值？

關鍵在於內部轉型

問題的本質還是歸結到中國內部轉型。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中國外部崛起與內部轉型之間存在著非常緊密的邏輯聯繫；今天中國在外部崛起上遇到的不少困擾，就其本質而言無疑來自內部轉型的艱難。繼續忽略這種內在聯繫，那麼人們對中國問題的認知和把握就會出現偏差。

坦率地說，1992年開始的市場經濟改革從第一天起，就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市場經濟不光是市場，也不光是經濟，而是一個包含“市場、政府、社會和法治”四位一體的系列組合。

筆者曾多次指出，今日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認真研究中國轉型的深層邏輯，其中首先就包括這四位一體的關係。將這四位一體背後的深層邏輯研究透了並逐漸體現在實務運作上，中國今天和未來應該遵循的價值觀也就呼之欲出了。屆時，不但中國內部轉型的技術層面問題可以得到解決，中國許多內部的紛擾和與外部世界的困擾（尤其是在價值觀方面）也就有望得到疏解。

作者是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