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宅茲中國》：

現實生活中，王朝的範圍縮小，凸顯了帝國的邊界，
過去漢唐那種睥睨四方君臨萬國的心理，在周邊的壓迫下開始發生變化，
由於知道「中國」不等於「天下」，面對異邦的存在，
趙宋王朝就得在想方設法抵抗異族的侵略之外，
凸顯自身國家的合法性輪廓，張揚自身文化的合理性意義。

但是自己的文化合理性意義究竟在哪裡？
有人相信或者堅信這種文化的血脈嗎？
這使得很多士人開始擔憂道統的失墜，尤其經過唐代中期的變亂，
經過五代的紛爭，歷史記憶一直困擾著士人，
使他們開始認真考慮如何確認「正統」，以抵御「外患」，重建「道統」，
以對抗包括蠻夷戎狄之文化侵蝕的問題，
這是《中國論》和《正統論》撰寫的大背景，
也是宋代道學或者理學產生的大背景，這當然要另文詳細討論。

杉山正明《大漠：遊牧民族的世界史》（三五九）：

普遍來說或許是以日本邪馬台國爭論之「放射狀學說」支持者
而聞名的已逝學者榎一雄，是戰後日本東洋學術界領導者之一，
也是罕見的精通古今東西文化的博學多聞、才華洋溢之人士。
在他眾多實績之中有個看似不怎麼引人注目的卓見。

該卓見就是認為具有濃厚哲學性及思辨性色彩的「宋學」之所以
會於西元十至十一世紀間在中國突然興盛，
其背景應該是來自於穆斯林藉自海洋往來於中國的大波潮之時代狀況。
也就是對於在觀察「宋學」興起這個歷史現象時，
至少可以多些考量其產生是否受到外界的影響後再進行討論之提問。

……若是只有中國內部的情況或理由，
是無法解釋最重要的「此時，為什麼？」之面向。
尤其是在思考南宋國時代「道學」（所謂的「朱子學」）之盛行時，
也確實不能忽視與福建、浙東等地區的關聯。

另一方面，在中東世界以及正在進行伊斯蘭化的中亞大陸，
從西元九世紀左右開始，就已經可以見到哲學、神學之高漲。
所謂「伊斯蘭律法」（Sharia law）之體系化也就是其一種產物。

此種具有深刻明顯哲學性及思辨性色彩的伊斯蘭教義及學說，
就隨著商人流傳到東方，
而成為讓到當時為止較缺乏思辨性及教義性的中國思想產生變化之契機，
此種可能性是無法被完全排除。

在歷史現象之說明中，尤其是關於思想及學術之發生、傳播方面，
要盡可能地放寬視野及深刻地洞察。
是否要運用這個只有榎學者才能提出的想法，就交由未來後代自行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