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

　　自1969年Fredrik Barth編輯出版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一書以來，當代研究族群現象與族群本質的學者大致都揚棄了以血統、膚色、髮色等體質特徵與語言、服飾、宗教、風俗習慣等文化特徵來區分族群的傳統論述形式，轉而將族群視為其組成分子主觀認定的範疇。這個範疇主要由其「邊界」來維持，族群成員便是透過此一邊界來排除異己，並強化內部的凝聚與連繫。

　　不過，族群「邊界」，不必是具體的地理邊界，而往往是由各類符號所建構的「社會邊界」。Clifford Geertz便認為族群認同主要靠族群成員之間的「根基性感情連繫」來維持，而這種根基性的情感則來自親屬傳承所衍生的血緣、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主觀認定的既定資賦。換言之，以往用來分判族群的各種體質或文化特徵，縱使並無相應的客觀實體存在，卻往往正是族群成員在主觀上用以界定本身邊界、強化內部凝聚的一套經過文化性解釋所建構出來的符號。

　　國族，一如族群，同樣也是利用各類「既定性」的文化符號來樹立邊界，凝聚認同，並以此激發國族成員犧牲奉獻、生死以之的熱烈感情。Liah Greenfeld便指出，「國族」作為一個超越階級、地域與性別等社會區隔，並具有獨特性質的同質性整體，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組成原則；領土、種族、語言、文化、宗教、歷史等要素，都可以被用作釐定國族成員資格的判準。透過這些符號所涵攝的「自然性」，國族遂得仿照「家庭」的形像，自我轉化成一個純粹而崇高的人群單位，進而要求其成員無私的奉獻一切──即使是數以百萬計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