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庚堯〈南宋的社倉〉：

南宋社倉在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吸收其他制度的長處，
和其他組織相結合，而沒有完全喪失本身民間組織的性質，
即使政府對社倉的控制加強，卻始終沒有因此而取代民間組織。
南宋社倉所以能繼續發展，保持其扶助農民的功用，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社倉的民間組織性質之所以能夠維持不墜，
就其本身組成而論，實繫於負責主持管理的鄉居士人。
這些士人，以家鄉為根基，出則仕宦，退則居鄉，
由於生活在鄉累之中，復加以受儒學的薰染，自必關心其間的一切，
於是以他們的學識能力，在家鄉主持各項事業，造福鄉里。

具體的代表，如在鎮江府金壇縣設立社倉的劉宰，
劉宰於舉進士之後，入仕十餘年，以不樂仕進，歸隱鄉里，買田百畝以自給，
在家鄉中聯結鄉人，設社倉，倡義役，修橋補路，
普及醫藥常識，遇災荒則設粥賑濟災民。
由於民間有這一類士人存在，所以社倉才不必完全依賴政府的管理。

儒家思想便是在這種社會結構中，
轉化成為社倉此一制度，而發揮其穩定社會的力量。

梁庚堯〈南宋的社倉〉：

青苗法雖為農民而設，
但常平倉（源於漢代）、廣惠倉（僅行於宋代）均設於州縣，而非鄉村，
其根本缺陷與義倉（源於隋代）相同，「常平賑糶，其弊在不能遍及鄉村」，
青苗法對農民的澤惠自然也受同樣的限制，
因此青苗法難免有坊郭戶亦可借貸的規定，而授反對者以攻擊的口實。

捨此點不論，
朱熹所創設的社倉無疑取法於青苗法，
社倉也是一種以抑制農村高利貸為目標的農貸措施，初設置時同樣收息二分。
由於王安石以推行新法而獲聚斂的惡名，
所以賞識社倉者斤斤於辨別社倉與青苗之異，
但是朱熹本人不僅不否認二者之間的關係，而且極力為青苗法辯護。

朱熹採用青苗法借貸收息的方式，去其偏於城邑之弊病，
於鄉里中創設社倉，使扶助農民的功用得以確實發揮，
王安石制定青苗法的精神，也至此才得以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