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史研究應該要有的主體性

──日美學術霸權真的信實可靠麼？

本文是筆者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教育史，瀏覽各種資料之時，順手錄下的資料與思考所得；恰巧有網友提供「時論廣場」上的涂前立委大作與攻擊他為騙子的兩位旅美醫師教授署名的文章；看到我們優秀的國人如此互相攻擊，實在頗為遺憾；細查雙方都是醫生背景，尤其，涂醫師更自報「我是 UCLA 流行病學博士，也是 UCLA 傑出校友???也曾擔任過疾病管制局局長、衛生署長。」，而兩位醫師的大文，也引用所謂的「美國有句話」──顯然，兩方都以美國經驗為傲。

筆者沒有任何留學背景，不過，研究台灣史多年，又正好注意過關於日據下種種數據的問題；我個人相信兩方的醫師都不是騙子，但是它們可能都太重視美國經驗了，所以不約而同地犯了某些似乎引美國學界背書的錯誤，而不自知。

首先，筆者要指出的是，數據如果離開了複雜的史實脈絡，確實很容易迷惑人，無論我們的研究者是博士或是署長，例如，就個人所知，美國學者研究日據台灣史，總是相當讚許日據之統治，然而，他們是否真的深入了當時複雜的史實脈絡，已經考察了日本當局所公布的數據都是真的麼，到該數據是否在根本論述設定時就有扭曲或混淆？例如，在教育史料中，日人盛稱我台人的就學率，然而卻沒有說明該數字的子數，就學人口的組成，是異於他國的──在 1943 年以前，它是由有權威的警察與台籍教師至鄉間要求學童家長給予子女入學的──為求漂亮的數字，不僅該子數的學齡在 1904 年，由 8~14 歲，曾改為 7~16 歲；並且，其他殖民國由於接受「可以拉牛到河邊，不能勉強牛喝水」的教育理念，罕有那樣強求者，所以，他國學齡人口的形成，當然偏低；相對的，我們台人就學率因多勉強成分，各年級的出席率與升級率偏底，前者使得，整班學生上課時，往往每天都有半數新面孔；每學年開學時，座位都會又多空出幾個，通常到六年級整班畢業人數僅剩半數左右；這樣宣揚著的高就學率，除了給外國看之外，有什麼意義？此外，到 1943 年號稱「義務教育」，這個到處威壓的統治者，此時所推行的卻反而是沒有強制性的所謂「義務教育」，真是可笑！這種情況，就像在涂前立委所論述的資料中，獨漏了「痢疾」一項，已有學界的劉廣定指出，原來日人處理疫病的方式是那樣隔離，然後殘酷地為患者補上送死一針；就個人瀏覽資料所見，著名小說家鍾肇政也曾在其回憶錄中提及他的大姊罹患傷寒，也是被類似處置而死，其母則雖罹病避開該處置，由中醫治療而得活；這樣粗率得跡近殘酷的防疫方式，在漂亮的防疫數據上是絕對看不到的。

更不要說，涂前立委所提的防疫資料，巧妙地把 1943 年到 1945 年的部分，都根據一本粗疏的研究性小書，說是「 因1943-1945年太平洋戰爭資料缺失。 」；難道美國大學裡，教導學生對於所使用資料的責任，都可以推給乏權威性的資料來源嗎，筆者見過當年的一項史實──那是在著名的文學家呂赫若日記中，在 1943 年八月十日項下，有一「 報紙報導說高雄州境內霍亂甚為猖獗 。」的紀錄；「 這霍亂甚為猖獗 」，已曾見諸於報紙，何以居然可以推給「 戰爭資料缺失 」！此外，知道麼， 光復後，1946 年的霍亂疫情加重的原因為何？身兼博士醫師與署長的涂前立委，是否曾經研究其理由？這可以由當年的吳新榮醫師的回憶中可以見到當時的實況是 「一般的人都誤信光復是復古，把科學和醫生都放在另一邊，而捧木偶和乩童都來作老祖公。例如北門鄉蚵寮一村，因拒絕打預防針，反對灑消毒水，而為霍亂一時斃命達數百人 。」 ，原來是我們先民由於受日人荼毒，不信任日人說詞，在戰後拒絕消毒的緣故──以上是筆者順手記下的資料，這樣的資料在您們的論爭中，具有怎樣的地位？

最後，我想說的，是美國曾經是菲律賓的殖民主，與日本有可說狼狽為奸的地位；當年羅斯福總統曾經公開稱許日人在台、韓的殖民統治；然而，當年，日本名記者神田正雄曾在我「台灣民報」上發表其受羅斯福總統誤導的經驗，直稱：「 留美之學生時代……曾謁美大統領羅斯福……該氏感日本之殖民政策，除武力之外且有堂堂政策，極讚嘆不已。當時余……因……信日本之治台，時舉良好成績。……及到台灣所見所聞，則與前大統領羅斯福所述，大有相反。……彼官憲之報導為實在歟？ 」〈「台灣視察談」，台灣民報， 1923/8/15 〉；由於曾經有這樣的史實，今天我們論述問題，只是看當年日人的數據，既使加上美國學界的背書，其證據力是否可能仍太薄弱？

因而，敢請各位高級知識份子份子三思；如果真的關心我們自身曾經被殖民的真相，除了日本這個統治者所公布的資料，當然不可輕易接受外，看來似乎是客觀中立的第三者的美國的學術研究，其實也不可輕易相信的──因為真是它們也有它們因國家利益而造成的盲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