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評述之三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係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於民國九十五（2006）年二月出版，該研究報告結論是蔣介石為二二八事件「元兇」。茲就該報告所述論點加以評述如下（以下【括弧】內之文字係摘自上述報告）：

七丶歷史學者不諳經濟又不細察，僅只引據當年楊亮功和何漢文之評語，就把二二八事件當時臺灣【民眾失業與民生困苦之狀】，完全歸咎於【陳儀及其接收集團採取的經濟統制政策】，洵難令人信服！

1、【就經濟統制而言，如同政治上的壟斷一樣，陳儀及其接收集團採取的經濟統制政策，也就是經濟管制、金融壟斷、物品專賣，然而其後果卻造成民眾失業與民生困苦之狀。】(請詳閱第028頁第2行）

2、【其實，早在陳儀主持福建省政時，即已開始推行「統制經濟」，設省銀行，發行閩省鈔票，另外又成立貿易公司，大搞省營企業。由於初嚐甜頭，以致在台如法炮製。】(詳請參閱第028頁第5行)

3、【戰後臺灣經濟，因戰時遭受盟軍轟炸，部分城市的道路、水道、工廠、民房等皆受到相當嚴重的破壞，一時之間百廢待舉。諸如恢復生產、恢復建設、安排日籍人士遣返等問題，皆亟待國府派人來臺解決。】(詳請參閱第028頁第11行)

4、【然而陳儀接收臺灣後，似乎未能看清問題癥結，反而仍舊以其統制經濟的經驗，重新實施於不同閩省問題的臺灣經濟。首先，陳儀將日本人所留下的237家公私企業，六百餘個單位，統統納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各處局所設的27家公司來經營。⋯其次，有鑒於日治時期專賣制度成效卓著，陳儀亦將專賣局加以保存，並將樟腦、火柴、菸、酒、度量衡等物品納入專賣。其他民生物資，如塩、糖、石灰等， 則以專賣局以外的機構來統制。】(詳請參閱第029頁第1行)

5、【凡是能營利的出口產品，則設置貿易局來全盤統籌，也藉此壟斷全島農工產品的產銷與輸出。】(詳請參閱第030頁第2行)

6、【又由陳儀認為應維持臺幣與臺灣金融機構使自成體系，這樣才不致於使臺灣像大陸各省一樣法幤氾濫成災，物價暴跌的現象。因此在臺灣成立臺灣銀行並排拒當時中國的4行2局，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丶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丶中央信託局及郵政總局來臺籌設分行，以推展臺幣發行政策。】(詳請參閱第030頁第4行)

7、【從上述來看，陳儀所推行的經濟統制政策似乎無所不統，亦無所不包，造成與民爭利，營私舞弊的問題，以及爭議不斷的發生。根據當時奉派來臺調查的楊亮功和何漢文在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即提出：「以工商企業之統制，使臺灣擁有鉅資之工商企業家不能獲取發展餘地；因貿易局之統制，使臺灣一般商人均受極端之約束；因專賣局之統制，使一般小本商人無法生存。」】(詳請參閱第030頁第14行)

8、【陳儀接收臺灣之後，由於厲行統制經濟，造成公營事業獨占問題嚴重，與民爭利；再加上官場貪污舞弊風氣，以及外行領導內行，以致經營不善，經濟秩序頓時一團混亂，民眾怨聲載道，生活困難，不滿情緒隨時可能引爆。】(詳請參閱第030頁第1行)

9、【當時經濟惡化，首先是通貨膨脹、物價暴漲。由於許多公營企業不僅已無資金，而且所擴充生產設備、購買原料、週轉所需資金，均以銀行貸款是賴，對於應繳盈餘亦以貸款還款，繳納政府。】(詳請參閱第031頁第5行)

10、【戰後許多生產工廠，在戰爭中遭受盟軍轟炸破壞，唐賢龍在《臺灣事變內幕記》中説道:許多工廠在老遠地方看起來好像煙囪林立，但實際上裡面空空如也，僅有十幾人守住沒有煙火的鍋爐」。而根據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資料顯示，當時臺灣各種不同性質的工廠，被毀於美機轟炸之下者，約佔20％左右。在原356個工廠中，未開工的共有124個，修復中的46個，正在修復而已有一部份開工者有20個，合起來共計有120工廠沒開工，超過臺灣整個工廠的二分之一。而部分已開工之工廠，則因接收管理者佔居要職且不善經營，大部分臺籍或日籍員工亦無心工作，以致生產停頓或減產。再加上部份物資如糖、米等大量輸往中國，造成臺灣島內可用物資因而大為短缺。其中以米糧的不足最為顯著，亦間接促成物價上漲。】(詳請參閱第031頁第16行起，至第032頁第7行止)

【評述】：戰後臺灣【民眾失業】、【民生困苦】、【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各種不同性質的工廠，被毀於美機轟炸之下】、【戰後臺灣經濟，因戰時遭受盟軍轟炸，部分城市的道路、水道、工廠、民房等皆受到相當嚴重的破壞，一時之間百廢待舉】、【官場貪污舞弊】、【外行領導內行】、【經營不善】、【經濟秩序頓時一團混亂】、【民眾怨聲載道】、【生活困難】、【接收管理者佔居要職且不善經營】、【大部分臺籍或日籍員工亦無心工作】、【生產停頓或減產】、【糖、米等大量輸往中國】、【臺灣島內可用物資因而大為短缺】、【米糧的不足最為顯著】、【間接促成物價上漲】等現象應該都是事實，但是何者為因？何者是果？因果是否循環？果是否又成因？再造成更惡劣結果？經濟學者專家應該較有能力予以解釋！

【戰後臺灣經濟，因戰時遭受盟軍轟炸，部分城市的道路、水道、工廠、民房等皆受到相當嚴重的破壞，一時之間百廢待】，【恢復建設】和【恢復生產】，在在需要資金和時間，工廠無法運作，或修復進度緩慢，必然導致工人失業和生產不足，進而引發物價波動或上漲，最後造成通貨膨脹，使人民生活更加痛苦。

【戰後臺灣經濟，因戰時遭受盟軍轟炸，部分城市的道路、水道、工廠、民房等皆受到相當嚴重的破壞，一時之間百廢待舉。諸如恢復生產、恢復建設、安排日籍人士遣返等問題，皆亟待國府派人來臺解決】，因此【陳儀及其接收集團採取的經濟統制政策】，應非戰後【民眾失業與民生困苦】之唯一原因！

任何經濟政策施行之成敗，至少取決於「天時」、「地利」與「人和」；又「天時」至少包括施行「時機」是否適當以及施行「時間」之長短。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廿五日陳儀接收臺灣，卅六年二月廿八日爆發不幸事件，前後僅只一年四個月，【陳儀及其接收集團採取的經濟統制政策】是否正確，施行時間是否足夠，並能發揮效果，自仍待經濟學者專家加以檢視評論。

【早在陳儀主持福建省政時，即已開始推行「統制經濟」，設省銀行，發行閩省鈔票，另外又成立貿易公司，大搞省營企業】，既有先前【主持福建省政時】之成功經驗與自信，【在台如法炮製】，誰說不宜？

【日治時期專賣制度成效卓著】，陳儀只是蕭規曹隨，【將專賣局加以保存，並將樟腦、火柴、菸、酒、度量衡等物品納入專賣。其他民生物資，如塩、糖、石灰等， 則以專賣局以外的機構來統制】，又【凡是能營利的出口產品，則設置貿易局來全盤統籌】，上述經濟統制措施是否正確合宜，固然可加以考證評論，但是遽而評斷【藉此壟斷全島農工產品的產銷與輸出】，未免過於武斷！

陳儀為【不致於使臺灣像大陸各省一樣法幤氾濫成災，物價暴跌的現象。因此在臺灣成立臺灣銀行並排拒當時中國的4行2局】，把台幣與法幣隔離，使當時台灣的物價指數控制在戰前的20倍，相對於上海的物價暴漲到1萬3千倍。由此可見【陳儀認為應維持臺幣與臺灣金融機構使自成體系，在臺灣成立臺灣銀行】，對於管制金融、抑制物價與通貨膨脹是正確有效的。

【在原356個工廠中，未開工的共有124個，修復中的46個，正在修復而已有一部份開工者有20個，合起來共計有120工廠沒開工，超過臺灣整個工廠的二分之一。而部分已開工之工廠，則因接收管理者佔居要職且不善經營，大部分臺籍或日籍員工亦無心工作，以致生產停頓或減產】，由此可知，戰後【生產停頓或減產】，【民眾失業與民生困苦之狀】，原因錯縱複雜，非僅【陳儀及其接收集團採取的經濟統制政策】所致！

【部份物資如糖、米等大量輸往中國】，或如日本搾取臺灣物資輸出日本或支援前線一樣，或如當前政府為賺取外匯，鼓勵外銷一樣，是對是錯，難加一一評述，但是【造成臺灣島內可用物資因而大為短缺。其中以米糧的不足最為顯著，亦間接促成物價上漲】，與戰時農田、工廠遭到破壞，戰後資金不足，生產停滯，產量不足，豈能毫無關聯？

日據時期，臺灣237家重要企業都由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掌控，戰後【經濟惡化，首先是通貨膨脹、物價暴漲。由於許多公營企業不僅「已無資金」，而且所擴充生產設備、購買原料、週轉所需資金，均以銀行貸款是賴，對於應繳盈餘亦以貸款還款，繳納政府】，戰前臺灣人工商企業家畢竟是少數，戰後渠等是否真正【擁有鉅資】？又是否因【工商企業之統制，使臺灣擁有鉅資之工商企業家不能獲取發展餘地】，都難令人置信！至於是否【因貿易局之統制，使臺灣一般商人均受極端之約束；因專賣局之統制，使一般小本商人無法生存】，更是令人懷疑！

御史大夫楊亮功與何漢文，是當時社會賢達，但是畢竟不是社會學家或經濟學家，而且渠等來臺短期考察，未必深入了解，何況他們都是政治人物，難免不具主見與立場，渠等考察報告對於【陳儀及其接收集團採取的經濟統制政策】之批評，豈可全然採信，並引據為證？

盡信書不如無書！歷史學者不諳經濟，允宜從當時經濟或社會學者專家之著作評論中，努力去挖掘找出真相，亟不宜僅只引據楊亮功和何漢文二氏之言，就把二二八事件當時臺灣【民眾失業與民生困苦】，完全歸咎於【陳儀及其接收集團採取的經濟統制政策】，更不宜主觀妄加論斷，予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譏！

八丶歷史專家學者肩負傳道授業解惑使命，引據村野鄙夫潑婦之惡言惡語，污蔑醜化日本人是〇、外省人是X，分化種族和族群，確實欠當。

1、【由於雙方文化差距甚大，當權者又未予重視與疏導，因而產生誤解，造成彼此互相醜化的情形。例如部份接收官員批評臺灣人受到日本的奴化教育，或認為臺灣人沒有文化，［臺灣人］胸襟狹窄，感情容易衝動，致遇事欠考慮，難免盲從，［臺灣人］受不住氣」，［臺灣人］侷促在小天地中，致容易養成視力短淺和心胸狹隘，於是通常急於提出要求，求答案丶口直心快、不愛拖泥帶水」等，藉此矮化臺灣人的地位。】(詳請參閱第041頁第11行)

2、【相對的，臺灣民眾在看破來臺接收官員的貪污分贓、營私舞弊的作風後，也毫不客氣的指出，臺灣人把日本人叫做〇，因為〇是凶惡的動物，日本人很凶惡的壓迫臺灣人，如〇很凶惡的咬人一樣。但是口能替主人守門防賊，所以叫他們是〇。】(詳請參閱第042頁第1行)

3、【臺灣人起先很尊敬來臺的中國人，後來看透了其中部分人士的行為，有點像X，因為X 是不潔不 淨，光吃不做事的動物；不潔不淨就是貪污，光吃不做事就是做事不負責，沒有責任心都的意思。】(詳請參閱第042頁第5行)

4、【因而民間有人用「〇去X來」，來表達內心的不滿和失望；也有人 拿「X官」、「X標」來 形容陳儀及其不肖官員。或以諷刺口吻形容陳儀來臺接收的弊端，如「實行三民主義」被 改成「實行又三民取利」及「慘民主義」，或是流行所謂的「五天五地的口語」等。】(詳請參閱第042頁第8行)

【評述】：凡人都有善有惡，有優點有缺點。人非聖賢，誰無缺失？誰能無過？任何種族丶任何族群亦然！因此不應該因「部分」人的缺失或過錯，而究責整個種族或族群，更不可部分人一時的缺失或過錯，而認定他們永遠不會悔改或變好。

舉例來說，「張三」不喜或不滿「李四」和「王五」，怒駡「李四」是〇，又駡「王五」是X，難道「李四」真就變成〇、「王五」也就變成X嗎？再者，如果引據「張三」怒駡李之言語，而認定「李四」是〇丶「王五」是X，不是太幼稚、太可笑了嗎？

日本發動八年侵華戰爭，造成數百萬外省人生靈塗炭，日本專制統治臺灣五十年，也使臺灣人痛苦不堪，二二八事件中抗暴與鎭壓活動，以及後來的白色恐怖統治，外省人和本省人更都深受其害。無論外省人或本省人，都不會丶也不應該忘記那些痛苦的往事，但是更重要的是，應該避免重蹈覆轍與苦難，因此，對於過去部分「日本人很凶惡的壓迫臺灣人」、部分「來臺接收官員的貪污分贓，營私舞弊的作風」，甚至臺灣人被批評「受到日本的奴化教育」丶「心胸狹窄，感情容易衝動」等等，都應該抱持「哀矜勿喜」的態度，相互諒解勉勵，並增進彼此了解，而不應該繼續互揭瘡疤，加深仇恨！

歷史專家學者是讀書人，肩負傳道授業解惑的使命，理應知道文字之輕重利害，亟不宜浪費時間筆墨篇幅，更不應該引據村野鄙夫潑婦之惡言惡語，污蔑日本人是〇、外省人是X，去醜化種族和族群形象，並分化種族和族群感情，以免有損自身考證專業之形象，並傷害自己的道德修為！

九、把臺灣光復後，「軍(警)民衝突」完全歸咎於「部分來臺軍警紀律敗壞，作威作福」，又將戰後「流行疾病立即復發」，簡單說是「由於長官公署接收人員疏於防範與重視」，未免草率偏執！

1、【就社會動盪而言，由於部份來臺軍警紀律敗壞，作威作福，加上與臺灣民眾的文化隔閡，造成彼此間的衝突對立，使得社會治安惡化，騷亂事件層出不窮。】(詳請參閱第036頁第1行)

2、【當時，除了長官公署的行政人員來臺接收之外，又有陸軍第70軍丶第62軍、第95師、特務團、通訊連、憲兵第4團等部隊。由於來臺軍人素質𣎴高，軍紀不嚴，又多抱持優越感，造成部分軍人作威作福，輕者偷盜搶奪，重者開槍滋事。】(詳請參閱第036頁第1行)

3、【根據統計，從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因軍紀敗壞導致軍(警)民衝突就有52之多，亦即1946年每月就發生3到4件的軍人違紀事件。】(詳請參閱第038頁第13行)

4、【根據長官公署行政紀要報告來看，在1946年一年中，全臺刑事䅁件高達20,984件，其中又以臺南縣3,476件最多。《民報》在1945年10月到1947年2月所報導的危害治安事件，則有221件，其中又以盜竊丶強盜為多。】(詳請參閱第036頁第1行)

5、【然而到了戰後，由於長官公署接收人員疏於防範與重視，衛生狀況頓時惡化，流行疾病立即復發。以1947年為例天花即發生4193件，5個月內死亡率達38％；霍亂的流行更是猖獗，至該年7月12日止，臺灣南部死亡三百餘人。】(詳請參閱第39頁第11行)

6、【就文化隔閡而言，自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臺灣被割讓給日本，兩岸之間即分別走上不同的命運。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卻在日本的統治下逐漸走向現代化，而中國則長久處於戰亂動盪之中，兩者之間的分歧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加大，也因歴史的分歧而導致文化的隔閡，並因驟然交會的誤解，而產生不可彌補的衝突與傷痕。】(詳請參閱第040頁第3行）

7、【戰前，在日本有心的「歸順措施」與「同化政策」下，臺灣民眾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在食、衣丶住、行、語言及生活方式逐漸日本化，因而思想觀念也漸有所轉變，與當時的中國人有明顯的差異。】(詳請參閱第040頁第9行)

8、【其是生活習慣問題。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臺灣民眾大多透過日本接收西方近代文明的薰陶；又因為經濟的逐漸發達，臺灣人已在新式的工商都市社會裏生活了一段相當長時期，較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剛從中國内地出來的官員與軍隊所未曾見過的。因此從中國來臺者，除了不習慣臺灣充滿著東洋風氣，彼此在生活習慣上也有落差。】(詳請參閱第040頁第18行)

【評述】：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臺灣光復後，隨同陳儀來臺接收的官員（公務人員、教師與警察），加上學者、觀光旅客和商人，教育程度素質應該不會比當時臺灣同胞的平均値差（按日據時期，1926年臺灣漢人兒童的平均就學率為28.4％，其中男生43％，女生12.3％；1943年雖然提高為71％，在當時的亞洲僅次於日本，已接近歐美國家的水平，但是升讀初中以上學校者仍不多(詳請參閱【註一】、【註二】與【註三】)。

臺灣光復後，國軍初來乍到，語言不通，又不諳本地習俗，本省同胞也絕大多數不懂國語，因言語溝通或習俗不同而產生誤會，以致【從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因軍紀敗壞導致軍(警)民衝突就有52件之多】，固然令人遺憾，相信當時違紀軍警必都已遭到應有懲處。但是把【軍(警)民衝突】案件，完全認定是因「軍紀敗壞，作威作福」，亦有失公允！俗云：「沒有兩個銅板不會嚮」！如果軍紀確實敗壞，臺灣同胞【在日本有心歸順措施與同化政策統治五十年之後，難道完全全忘却中國人「以和為貴」的古訓和【透過日本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薰陶】下追求法治精神？此外，據日時期臺灣同胞在日本軍警嚴苛統治下，只能表面服從，不敢正面反抗爭論；反之，光復後獲得自由解放，並且當家自主，遇事據理力爭，豈不也是軍(警)民衝突原因之一？

臺灣光復後，工廠尚未修復，導致嚴重失業與生產不足、物價高漲、甚至導致通貨膨脹，人民生活痛苦，【在1946年一年中，全臺刑事䅁件高達20,984件，其中又以臺南縣3,476件最多。《民報》在1945年10月到1947年2月所報導的危害治安事件，則有221件，其中又以盜竊丶強盜為多】應該都是事實，但是，竊盜罪犯不應該全是軍警，難道不是一般平民「飢餓起盜心」？

流行性疾病的發生、預防和治療跟季節氣候丶環境衛生丶科技醫藥、人民衛生常識與習慣，以及政府財政與政策息息相關，民國36年【天花即發生4193件，五個月內死亡率達38％】與【霍亂的流行更是猖獗，至該年7月12日止，臺灣南部死亡三百餘人】，難道跟季節氣候、環境衛生丶科技醫藥和個人衛生常識與習慣無關，而完全是【由於長官公署接收人員疏於防範與重視】？

政府來臺後根絶天花丶瘧疾丶小兒麻痺和霍亂等流行性疾病，全賴科技醫藥進步丶環境衛生的改善、全民衛生健康常識增進，以及強制接種預防政策。但是，最近幾年來登革熱、流行感冒經常橫行肆虐全臺，甚至民國八十二年突發的SAS惡疾，難道也完全是由於政府官員【疏於防範和重視】？

【註一】：1926年（昭和元年）， 日本人、台灣漢人、台灣原住民兒童的就學比例如下：

類別             男子      女子     平均

日本人           98.3%     98.1%    98.2%

台灣人（漢人）   43.0%     12.3%    28.4%

台灣（高山族）   74.3%     69.4%    71.8%

【註二】：1926年（昭和元年）， 中等學校以上，日本人、台灣人就學人數的比較表：

類別  小學／公學校  中學校   高等女學校   實業學校  師範學校  醫學校

日本人 24,733 2,      242      1,227        996        135       93

台灣人 210,2721,     718       607         682       1533       343

（原始資料：矢內原忠雄著《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引自葉榮鐘著，《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冊）

【註三】1919年以前，日本在台灣實施的教育情況大致如以上所述。優秀的台灣子弟從「公學校」畢業後， 除了赴日本留學以外，在島內的主要的升學管道極為有限，一是進入「國語學校」師範部（後來改稱「師範學校」）， 畢業後擔任公學校的教員（例如台灣作家吳濁流）； 二是進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成為醫生（例如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台灣民眾黨的創立人蔣渭水，都是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1930年代，台灣教育制度最值得一書的是實施了國民義務育。當時全台各地兒童就學率逐漸提高，全面實施義務教育的時機已成熟，於是總督府於1939年（昭和14年）制定《義務教育實施要綱》。1941年，總督府廢除「公學校」、「小學校」 的差別待遇，一律改稱「國民學校」。

1943年，總督府正式實施六年國民義務教育，屆齡學童強制必須接受義務教育。至1943年底，全台共有1099所國民學校，小學生932,525人，兒童就學率達71%，在當時的亞洲僅次於日本國內，已接近歐美國家的水平。

日本統治台灣，所有的教育投資固然是基於殖民統治利益的需要，其高等教育明顯地排擠台灣籍學生，造成台灣人受教育機會的不公平待遇。然而在初級教育方面，由於國民教育的普及，消除文盲，提高人民素質，也為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奠定了相當的基礎，這是不可否認，且應予肯定的歷史事實。

                                      （民國一○六年三月十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