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濁流《無花果》和《台灣連翹》有關二二八事件記述和評論之評述〉之十

十、吳濁流先生對「二二八事件遇害者」的描述不盡然正確屬實：個人對於「二二八事件遇害者林茂生、李萬居、吳金鍊、阮朝日、吳思漢、蔡瑞欽、王燿勲、施部生、徐瓊二、呂赫若、孫萬枝、駱水源、張東房、吳鴻麒、陳欣、施江南、王育霖、藍澄波、李瑞潢(漢）、李瑞峰、林連宗、黃朝生、王添燈(灯)、林旭屏、王石定、張七郎父子、蔣渭川的千金、林忠賢、馬瑞等、王孚國、陳遜桂、文野、蘇春楷、宋斐如、李上根和陳炘等人的生平背景不盡了解，但是吳氏對他們遇害的原因和經過，好像也不是很清楚（詳請參閱【註十】壹、拙作〈林茂生、林宗義父子王添灯等九人之死因〉，貳、拙作〈王添灯等九人之死因〉和叄、拙作〈吳新榮先生的「回憶」與「日記」讀後感，兼談二二八事件的真.偽〉）：

1、林茂生：

(1)、「民報方面，社長林茂生生死不明，有一種說法是林氏的失踪並非由於民報的關係，而是因為林氏與美國駐臺領事卡氏有關係，涉嫌參加台灣由美國託管的運動。」(《台灣連翹》第182頁第15行)。

(2)、「(民報)社長是林茂生，只掛名，很少露臉。林氏為人稍稍大而化之，日本時代當過皇民奉公會的動員部長。」(《台灣連翹》第170頁第13行)。

2、李萬居：

「社長李萬居還因此受到軍人和警察襲擊，可是由於他具有參謀軍籍的頭銜因而得以無事。」(《台灣連翹》第183頁第4行)。

3、吳金錬、阮朝日：

「但是(民報)總編輯吳金鍊與總經理阮朝日則被撲殺。」

「不可加害外省人因為外省人都是同胞。」(《台灣連翹》第183頁第5行)。

4、吳思漢、蔡瑞欽、王燿勲、施部生、徐瓊二、呂赫若、孫萬枝、駱水源和張東房：

「二二八事件後，逮捕新聞記者事，還繼續了好久好久，。我知道的記者同仁之中，有吳思漢、蔡瑞欽、王燿勲、施部生、徐瓊二等人，都是在吳金練被殺之後好久，才被捕槍斃。據云呂赫若逃匿山地，被蛇咬死。孫萬枝逃到香港躲了一段時間之後，才出來自首。駱水源也自首，並被監禁了兩百天才開釋。張東房到處逃亡，死於悶之中。」(《台灣連翹》第183頁第8行)。

5、吳鴻麒、陳欣、施江南、王育霖、藍澄波、李瑞潢(漢）、李瑞峰、林連宗、黃朝生、王添燈(灯)、林旭屏、王石定以及張七郎父子：

「以外，我認識的人中，有法官吳鴻麒、台灣信託的陳欣、醫生施江南；知名人士有檢察官王育霖、畫家藍澄波、律師李瑞潢(漢）、李瑞峰、林連宗、醫生黃朝生、省參議員王添燈(灯)、林旭屏、王石定等，都被處決。另有我的同鄉前輩張七郎醫生，在花蓮鳳林開業，事件時父子四人被逮捕，其中一個兒子在滿洲待過，入了國民黨，出示了黨證後免去大難，其餘三人被殺，半埋在海岸砂灘上。」(《台灣連翹》第183頁第12行)。

6、蔣渭川的千金：

「不料事件當中於二月八日夜裏遭到襲擊，女兒代替父親被擊斃，父親趁混亂中後門逃難。」(《台灣連翹》第184頁第3行)。

7、亞細亞經濟研究所刊行的台灣綜合研究資料編第九十二頁有如下記載：

「三月八日台北「民報」被封，社長王添燈(灯)(原註：民報社長是林茂生，王氏為省參議員)被捕；同日「中外日報」被封；社長林忠賢被捕；同日「大明報」被封，逮捕總編輯馬瑞等、主筆王孚國、編輯陳遜桂、文野等；同日「重建日報」被封社長蘇春楷被逮捕；同日「人民報導」被封，社長宋斐如(教育處副處長)槍決；又台中「和平日報」因向國民黨三中全會建議懲戒陳儀，突遭停刊，社長李上根被捕。」(《台灣連翹》第184頁第6行）。

8、王育霖：

「事件發生時，據稱(新竹)市長(郭紹宗)差了警察到台北，把這位前檢察官逮捕處決，棄屍淡水河。」(《台灣連翹》第185頁第5行)

9、謝雪紅：

「這裡頭的政治主張，毫無共產色彩，不過日本時代，她曾參加共產黨。」(《台灣連翹》第192頁11行)。

10、駱水源：

「一個駱姓民報記者，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逮捕令發出來，照常跑到長官公署東晃晃西晃晃，⋯。看到官報，才大吃一驚。其後，一連監禁了兩百天才開釋。其間未曾審訊一言一語，究竟犯了什麼罪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有一種說法是：可能因為事件時，他經常以記者身份出入於事件處理委員會開會時的會場上之故。」(翹203頁8行）

11、吳新榮：

「寫了『亡妻記』，文名籍籍的吳新榮也出了逮捕令便去自首，也是監禁了兩百天。」(《台灣連翹》第203頁第10行)

12、王白淵：

「由於他在日本時代被視為赤色份子，光復後也屢次遭檢舉下獄。」

13、陳炘：

「根據內幕的透露，陳炘所以會被捕，是他從南京回來的時候，在某宴會席上，不小心把淅江財閥獨佔橫暴，以及浙江財閥的可怕情形揭露出來。因此，光復後，他所創立的大公企業公司的目的就被認為是對抗浙江財閥的。於是觸怒陳儀長官，這是否真實，雖然不知道，但陳儀長官終不放過陳炘是事實。不管如何，假使像陳炘這種民族主義者，應該表彰而相反的却和御用紳士一塊兒加以檢舉那後來的台灣人的大半都會入獄的了。這種胡亂的做法比對付曾經是敵人的日本人還要慘酷。」(《無花果》第155頁第4行)。

【評述】：

(一)、林氏生前擔任「皇民奉公會的動員部長」，渠失踪是否「因為林氏與美國駐臺領事卡氏有關係，涉嫌參加台灣由美國託管的運動」，自應進一步追查。另據林茂生之公子林宗義陳述，林茂生被特務人員從其家中帶走之前，台大日籍教授曾請林宗義禀告其父，建議林茂生暫時離家走避，但未說明理由。由此可以推知，至少該日籍教授已有側聞，或認為林茂生教授已做了逾越法律或常情的行為。因此，林茂生被特務人員帶走絕非「無故」或「無因」！又是否確由真正的「特務人員」帶走，仍須深入查證！

(二)、如果《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四章撰述人陳翠蓮教授所陳各節屬實，則黃朝生、王添灯、李仁貴、廖進平、陳屋、徐春卿和林連宗等七人都是「4月18日警備總司令陳儀發佈「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主犯」，而且黃朝生、廖進平、陳屋、王添灯、李仁貴、施江南等六人都是「公開徵調日本時代退伍軍人，及當地暴徒背反國家」的「臺灣政治建設協會」重要幹部，因此國大代表林連宗、省參議員王添灯、市參議員黃朝生、林桂端、李瑞峰以及「臺灣政治建設協會」廖進平、李仁貴、施江南等八人被捕殺，應該是涉嫌「叛亂暴動」或「背反國家」！

(三)、綜合上述可知，王添灯、林桂端、廖進平、徐春卿和施江南等五人既是涉嫌「叛亂暴動」或「背反國家」而被捕(殺)，則王添灯和林桂端二人與「得罪高雄市警察局長童葆昭有關」，徐春卿與「迎婦產科事件」以及施江南「曾經得罪一位前來求診的軍人」，應該都無太大關連。

(四)、此外，廖進平與「參加（2月28日）抗議活動」及「遭到一名流氓的密告而被捕遇害」，應該亦無關連！

(五)、至於「臺灣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的遇害，根據鍾逸人的回憶，是因為得罪當時的臺北市警察局長陳松堅所致」，或「由於吳法官(鴻麒)判決醫生無罪，招致(「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或是「駐臺七十軍參謀長(？)怨恨而受到報復了」？或與上述兩案陳、史二者都有關係，抑或都毫無關係？陳翠蓮教授似宜進一步查證！

(六)、臺北市律師公會理事長李瑞漢是否因「軍方尤其是參謀長（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等人對之深表不滿，可想而知，連帶對李瑞漢等人懷恨在心亟思趁機報復」，或與其弟臺北市參議員李瑞峰涉嫌「叛亂暴動」有關？抑或涉及其他事故，都應該可進一步查證！

(七)、《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作者藍博洲，l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有限公司2008年3月初版)第264頁第四行述稱：「(三月十一日)清晨五丶六點多左右，十多個憲兵來到王添灯家，說張慕陶有事找王添灯。⋯王添灯於是隨手披上一件西裝，穿上拖鞋，匆忙走下樓梯，從後門出去。可他一出去，立刻就被逮捕了」，同頁第十四行又述稱：「沒多久，大約八點多，又來了一批十幾個拿著武器，帶著搶刺刀的憲兵，也說要抓王添灯」。為什麼先後有兩批憲兵到王添灯家去逮捕他呢？那兩批人都是憲兵嗎？都奉團長張慕陶命令去的嗎？

(八)、同書第282頁第十二行述稱：「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王添忊的哥哥王水柳在新店大化佛堂接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口述歷史》採訪時，也根據蘇新的說法提到：『添灯聽說是被用火燒死的。一個衛兵曾轉述當時的狀況：當日有人問王添灯是不是有意當臺北巿長。添灯回答說：「我哪會説這些話！不過，以後若用選舉方式選市長，那我也敢出來競選。」那人馬上說：「那你到陰間當市長吧！」旋即將汽油潑在他身上，放火將他燒死』。另第275頁第六行則述稱：「四月十一日，陳儀在致電蔣介石『呈復臺變時並無逮捕無辜情事』的電文中又提到：『臺北王添燈(灯)張晴川為倡動叛亂煽惑暴動之主犯。自二八晩策動襲擊總部等機關不逞，本部九日下令戒嚴後，即已逃避無蹤，惟王添燈(灯)有於混亂中被擊斃命消息』。」王添燈是「被用火燒死的」呢？或「於混亂中被擊斃命」呢？

(九)、《臺灣二月革命》(編者：林木順，前往衛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第五刷)第43頁倒數第四行述稱：「因四畫夜大屠殺，無人敢出外了，於是自十三日起就開始大逮捕，市民一卡車兩卡車的捕，學生、浪人也捕，士紳也捕。處委會的委員、大部分都被捕了。林連宗、王添燈、宋斐如、林茂生、施江南、黃朝生、陳忻等，被捕以後，竟慘遭滅屍」。另《二二八民變  臺灣與蔣介石》(楊逸舟著，陳良澤譯，前衛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第八刷) 第121頁第八行：「三月八日起，政府追查與處理委員會多少有點關係的編輯者、律師、實業家等。處理委員會委員長王添灯於三月十三日被處刑。」王添燈是「被捕以後，竟慘遭滅屍」？或「被處刑」呢？有無具體事證呢？

(十)、台灣光復後，吳新榮曽當選擔任台南縣參議員，二二八事變件發生後，即到處打聽各把地活動，並積極參與所謂「時局對策擴大委員會和「事件處理委員會」，三月八日國軍抵台後，他立即到處躲藏，後來託人說項，向台南憲兵隊投案「自新」，嗣經轉送台北警備總司令部偵訊調查，軍法官以其早年赴日留學期間曾參加共產黨，以及學成返台工作期間曾侵佔日產等等節相詢。最後無罪獲釋回家。由此可知他並非「無故」被監禁訊問！(詳請參閱【註十】叁 、吳新榮的回憶錄〉和《吳新榮的日記》，以及拙作〈吳新榮的「回憶」和「日記」讀後感〉）。

【註十】、吳濁流先生對「二二八事件遇害者」的記述並未正確屬實：

壹、拙作〈林茂生、林宗義父子〉：

「林茂生在日本時代即抗拒日本統治嚮往『祖國』（中國），卻於二二八中受害」，「林宗義則在黑名單的列管中，長年旅居海外，但也熱愛『祖國』（臺灣）」。

奇怪！林茂生的『祖國』是（中國），為什麼他兒子林宗義的『祖國』會是（臺灣）呢？這不是（臺灣）是（中國）的最好證明嗎？

「1947年3月11日林茂生被身份不明之私服特務，以「大學校長有請」為由載走，隨後即失蹤」，固然必須查明其真相，但是，「日本教授透過林宗義勸告林茂生不應留在家裡，會有危險」，原因何在？似亦應深究！

「日本教授透過林宗義勸告林茂生不應留在家裡，會有危險」的原因至少可做下列幾項推測：

其一、林茂生教授擔任臺大校長，又兼任報社社長，日本教授可能認為林茂生校長當時的某些言行已超越政府當局所能容忍的程度，並認為政府可能對林校長採取不利行動，故出於善意勸他離家走避。

其二、該日本教授可能聽聞政府當局將對林校長採取不利行動的風聲，故勸林校長離家走避。

其三、該日本教授可能得知某人或某集團將對林校長採取不利行動，以嫁禍政府當局，故出於善意勸他離家走避。

其四、該日本教授可能是對林校長採取不利行動的計劃者之一，事先虛情假意對林校長提出忠告，以免林校長及其家人對他生疑。果是如此，則「身份不明之私服特務」極可能是其同路人！

大學校長被以「『大學校長有請』為由載走，隨後即失蹤」，雖事隔七十又一年，政府應仍須努力找出真相！

註：據坊間著作述稱，二二八事件中另一失蹤者省議員王添灯，被一批憲兵到他家將他帶走後不久，另一批憲兵又到他家要逮捕他。上述二批所謂「憲兵」是否都是真正的憲兵，尚待政府及史家繼續努力釐清！

貳、拙作〈王添灯等九人之死因〉(《《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評述第85頁)：

一、如果《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四章撰述人陳翠蓮教授以上所述各節屬實，則黃朝生、王添灯、李仁貴、廖進平、陳屋、徐春卿和林連宗等七人都是「4月18日警備總司令陳儀發佈「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主犯」（詳請參閱《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216頁〈名冊〉說明欄），而且黃朝生、廖進平、陳屋、王添灯、李仁貴、施江南等六人都是「公開徵調日本時代退伍軍人，及當地暴徒背反國家」之「臺灣政治建設協會」重要幹部，因此國大代表林連宗、省參議員王添灯、市參議員黃朝生、林桂端、李瑞峰以及臺灣政治建設協會」廖進平、李仁貴、施江南等八人被捕殺，應該是涉嫌「叛亂暴動」或「背反國家」！

二、綜合上述可知，王添灯、林桂端、廖進平、徐春卿和施江南等五人既涉嫌「叛亂暴動」或「背反國家」而被捕殺，則王添灯和林桂端二人與「得罪高雄市警察局長童葆昭有關」，徐春卿與「迎婦產科事件」以及施江南「曾經得罪一位前來求診的軍人」，都應無太大關連。此外，廖進平與「參加（2月28日）抗議活動」及「遭到一名流氓的密告而被捕遇害」，亦應無關連！

三、至於「臺灣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的遇害，根據鍾逸人的回憶，是因為得罪當時的臺北市警察局長陳松堅所致」，或「由於吳法官(鴻麒)判決醫生無罪，招致（「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或是「駐臺七十軍參謀長」？）怨恨而受到報復了」？或與上述兩案陳、史二者都有關係，抑或都毫無關係？陳翠蓮教授似宜進一步查證！

四、臺北市律師公會理事長李瑞漢是否因「軍方尤其參謀長（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等人對之深表不滿，可想而知，連帶對李瑞漢等人懷恨在心亟思趁機報復」，或與其弟臺北市參議員李瑞峰涉嫌「叛亂暴動」有關？抑或涉及其他事故，似亦可進一步查證！

五、《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作者藍博洲，l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有限公司2008年3月初版)第264頁第四行述稱：「(三月十一日)清晨五丶六點多左右，十多個憲兵來到王添灯家，說張慕陶有事找王添灯。⋯王添灯於是隨手披上一件西裝，穿上拖鞋，匆忙走下樓梯，從後門出去。可他一出去，立刻就被逮捕了」，同頁第十四行又述稱：「沒多久，大約八點多，又來了一批十幾個拿著武器，帶著搶刺刀的憲兵，也說要抓王添灯」。為什麼先後有兩批憲兵到王添灯家去逮捕他呢？那兩批人都是憲兵嗎？都奉團長張慕陶命令去的嗎？

六、同書第282頁第十二行述稱：「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王添忊的哥哥王水柳在新店大化佛堂接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口述歷史》採訪時，也根據蘇新的說法提到：『添灯聽說是被用火燒死的。一個衛兵曾轉述當時的狀況：當日有人問王添灯是不是有意當臺北巿長。添灯回答說：「我哪會説這些話！不過，以後若用選舉方式選市長，那我也敢出來競選。」那人馬上說：「那你到陰間當市長吧！」旋即將汽油潑在他身上，放火將他燒死』。另第275頁第六行則述稱：「四月十一日，陳儀在致電蔣介石『呈復臺變時並無逮捕無辜情事』的電文中又提到：『臺北王添燈(灯)張晴川為倡動叛亂煽惑暴動之主犯。自二八晩策動襲擊總部等機關不逞，本部九日下令戒嚴後，即已逃避無蹤，惟王添燈(灯)有於混亂中被擊斃命消息』。」王添燈是「被用火燒死的」呢？或「於混亂中被擊斃命」呢？

七、《臺灣二月革命》(編者：林木順，前往衛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第五刷)第43頁倒數第四行述稱：「因四畫夜大屠殺，無人敢出外了，於是自十三日起就開始大逮捕，市民一卡車兩卡車的捕，學生、浪人也捕，士紳也捕。處委會的委員、大部分都被捕了。林連宗、王添燈、宋斐如、林茂生、施江南、黃朝生、陳忻等，被捕以後，竟慘遭滅屍」。另《二二八民變  臺灣與蔣介石》(楊逸舟著，陳良澤譯，前衛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第八刷) 第121頁第八行：「三月八日起，政府追查與處理委員會多少有點關係的編輯者、律師、實業家等。處理委員會委員長王添灯於三月十三日被處刑。。銀行家陳忻於病床上被拉出去。民報發行人林茂生於家中被帶走連睡衣都不准換下。私營炭鑛主顏欽賢也被捕。」王添燈是「被捕以後，竟慘遭滅屍」？或「被處刑」呢？有無具體事證呢？

叄、拙作〈吳新榮先生的「回憶」與「日記」讀後感，兼談二二八事件的真與偽〉：

一、吳新榮先生簡介：

吳新榮，別號夢鶴、史民，又號震瀛，一九O七年生，卒於一九六七年，台灣台南將軍鄕人，台灣總督府商業專校預科畢業，嗣赴日留學，畢業於東京醫學專校，一九三二年返台，在台南佳里鎮行醫，並參與文學活動。歷任台灣文藝聯盟執行委員、台灣新文學編輯委員、台灣文藝家協會隨筆部員、戰後出任台南縣參議會議員丶台灣省醫師公會監事以及台南縣文獻委員會編纂組長等。

二、吳新榮先生回憶錄與日記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記述摘要(略)：

三、吳新榮先生出面自新後被拘禁審問的必然原因：

吳新榮先生在回憶錄與日記中，說「一些朋友和家人…，都來勸告他不如暫時避離以待時局平靜」（三月十四日回憶錄），但始終未記述他「避離」逃亡的原因，而且「自信他對整個的國家並未做過壞事」（四月十五日回憶錄），又出面自新後被送到台北台灣警備司令部軍法處，黃法官問他「你真沒有犯罪的事實，為什麼要求自新？」時，他答稱「站在一個台灣人的立場，對整個的國家著想，那是應該的。」（五月十五日回憶錄），甚至被判無罪釋放後，他還說「受了這『百日災難』而歸來了，街上的朋友們都來祝賀他逃過這個『刼數』，但他們誰都知道這個『天數』是『人造』的，而且這個『災難』是『不應該』的。⋯這個『天數』製造人也太惡毒了。」（七月一日回憶錄）。可是，細讀吳氏的回憶錄與日記，並綜觀他在二二八事件期間以及後來的言行，對他自新後被拘禁訊問兩個月後才獲釋放，筆者不僅認為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

1、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吳氏到台灣警備司令部軍法處訪問黃堯山法官時，黃法官曾問他「你曾在日本為和左派來往而被拘？」、「你在地方和左傾分子某某相識？」、「光復後你曾對五藤郡守接收國民道場的財產？」、「你曾指導流氓脅迫沈（警察）所長？」、「你曾在事變中搶刼李光生的食米？」、「事變中命令李池田接收七股鹽田？」及「同事變中命令王圖治參加嘉義作戰？」（七月一日回憶錄）等指控，當時吳氏雖然都能避重就輕，從容答辯（請詳參二、39），但是由上述指控可以知到，當時情治單位以及台南縣政府，對吳氏早年留學日本以及台灣光復接收時與二二八事件期間的言行，都有相當程度的掌握，因此對他涉嫌參與左派活動以及涉嫌其他違法言行，當然有徹查並釐清之必要！

2、吳氏是醫生，在原台南縣佳里鎮執業，平素熱衷政治，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擔任台南縣參議員，他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參與和關注確實令人嘖嘖稱奇！從二二八事件發生次（一）日起，至三月十四日「一些朋友和家人看這樣前例，都來勸告他不如暫時避離以待時局平靜 ，所以他自十四日走到黃達雲家，做暫時的避難客」為止，前後約兩個星期，他幾乎放下醫生的本業，每天到處打聽並參加相關活動〈註一〉。此後則處處躲躲藏藏，至四月二十日經介紹安排，才到台南市警察局辦理自新手續，五月八日日被轉送台北偵訊，直到六月二十一日才交保釋放。他那分熱情熱衷的參與難道與「常聽三月政變説，或者真的也不一定」（三月一日日記）有關嗎？而對此「三月政變說」能不加徹查嗎？

3、吳氏自認「曾為熱誠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員，現在又是忠實的中國國民黨員」（五月二日回憶錄），但他自始把政府界定的「二二八事件」説是「二二八事變」，甚至把台北丶台中丶嘉義及高雄等地的「暴動」說成「起義」（請詳參二、3），更離譜的是「第二日就是三月一日，整日憂悶而興憤(奮)，憂悶國家的前途，興憤(奮)事情變的進展」（三月一日回憶錄）？又同日「晚上，和陳長發、陳天賜丶賴石成諸君會餐於吳敏誠宅，舉杯祝賀台北事件」(三月二日日記)，原因何在？「興憤(奮)」及 「舉杯祝賀」的什麼？幸災樂禍乎？

4、軍警是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力量，槍械則是軍警的靈魂，軍警一旦被解除武裝，勢必無法保障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三月二日台北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次（三）日晚上，吳氏立即響應，「召集鎮內的有志，組織『北門區時局對策臨時委員會』，接受警察局的軍器」(三月三日日記)，次（四）日「上午十時起開時局對策擴大委員會，⋯決議組織案(分七部)丶經濟案(各機關集五十萬元)、糧食案(由李耀星被封之米九十石撥用)丶防衛案(各鄉鎮自集志願兵待機)及接收案(接收各機關之兵器)」(三月四日日記)。當時謠言四起，人心惶惶，治安不佳，軍警力量又相當薄弱，成立所謂的「處理（或對策）委員會」或「治安組」或「青年組」或屬必要，並且可能不容刻緩，但是對某些「有心人士」而言，「解除軍警武裝」正是「取而代之」及「推翻接管」政權的最佳時機與最簡易的手法！二二八事件後，許多所謂「處理委員會」的「委員」，紛紛逃亡海外或大陸，或被逮捕訊問，最後甚至被判決槍殺或拘禁，大多與此相關。故吳氏從「避離」逃亡起，經自新後遭到拘禁訊問，至最後被判無罪釋止的「百日災難」，無論是「刼數」或「災難」，又無論是「天數」的或「人造」的，套句現代的用語，應該算是「剛好」而已！何足驚訝哀怨？

5、吳氏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擔任台南縣參議員，跟與縣長袁國欽以及北門區長高文瑞二君應屬同志，但志不同道似乎也不合！吳氏在回憶錄及日記中，對袁、高二君的輕蔑仇視之情處處表露〈註二〉！身為政治人物，又是政黨同志，既然認為「何必和那輩小人爭權奪利？」（七月一日回憶錄），無法做到「政通人和」的境界，至少應該潔身自好，小心行事，以避免「光復後你曾對五藤郡守接收國民道場的財產？」、「你曾指導流氓脅迫沈（警察）所長？」、「你曾在事變中搶刼李光生的食米？」以及「事變中命令李池田接收七股鹽田？」等等追訴與牢獄之災！（請詳參二、39）

6、吳氏自認是「進步派」（請詳參二、10），留學日本時曾因「和左派來往而被拘」，認為「那時候目本的左派最反對帝國主義日本，而同情殖民地台灣」（請詳參二、39），又是「一個熱情的分子」（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日記），和當時蘇新、張榮宗、楊貴（逵）、林兌等進步派人士〈註三〉過從甚密，並常聚首月旦政治人物（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日記），二二八事件期間，曾「向押他的（武裝部隊）首領」打聽「台中的楊逵近來不知怎樣？」及「嘉義的張榮宗怎樣？」（三月十三日回憶錄），甚至出面自新被解送到台北監禁時，「千萬都料不到那是楊馗(逵)丶葉綢丶林泰（林兌）三個舊友，他們相喜再會相慶安康。」（六月十一日回憶錄）。此外，吳氏熱心政治，交遊甚廣，但認為同鄉高錦德、高文瑞、張玉、郭秋煌、黃五湖及陳哮等人是「御用紳士、腐敗分子，表現反對態度或是對立意識」，並「以為後日的鬥爭目標」（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六日日記）。類此極端的愛恨情仇，誰能保證不會帶來強烈的反撲？

四、結語：

個人的「回憶錄」及「日記」和當事人的「口述歷史」一樣，只是治史的第二、三手資料，當然不能完全相信，但是從當事人的「回憶錄」、「日記」或「口述歷史」的行字間，或多或少可以揣摩當事人的個性與心態，甚至可以從中探得事實的真相！本文從吳氏的「回憶錄」及「日記」中，理出他自新後「被拘禁訊問」的必然且必要的元素，旨為釐清若干事實真相，以供作後人借鏡，絕無對已故者鞭屍或清算之意！事實上，吳氏及其令尊吳穆堂先生最後獲判及改判無罪，正如吳氏所說的：「政府以德政的方式從寬處理了事變，這台灣歷史罕有的大慘案也結束了」（九月十日回憶錄）！

〈註一〉：吳新榮先生參與二二八事件活動大要：

（三月一日）「恰巧呂英輝（應是呂榮輝）由台北回來」，即拋下工作「邀他同到台南看看情形」（三月一日回憶錄），並到處訪友打聽；

（三月三日）三月二日台北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三日他即「和各方面的友人交換消息得知『台中市民同情台北同胞，己起了行動，警察局、廣播電台丶電信局均被佔領，並組織防衛委員會以準備對來攻者戰鬥』、『嘉義廣播電台也放送要募集志願兵』，另『又傳來台南、高雄己發生暴動。』」（三月三日回憶錄）；同（三）日晚上，即「召集鎮內的有志，組織『北門區時局對策臨時委員會』，接受警察局的軍器，配置防衛鄕土，⋯自本晩起施行武裝防衛。」(三月三日日記)；

（三月四日）上午參加在區署會議廳舉行的「時局對策擴大委員會」，擴大參與人員，並確定成立宗旨。（回憶錄），下午前往新營參加縣參議會臨時會議」（四日回憶錄）；

（三月五日）「上午十時開時局處理委員會」（五日回憶錄）；

（三月六日）「委員會開會後決定組織『民眾自衛隊』，但要求警察供給武器，才能協助治安。同時決定副主任委員吳夢鶴和楊所長，共同引率自衛隊和警察隊，出巡區下宣傳治安。」（六日回憶錄）；

（三月七日）「下午又開了時局處理委員會」（七日回憶錄）；

（三月八日）參加縣民大會，通過「罷免袁縣長以下四十七名的外省官吏」，「最後通過建議台灣政治改革案四十多條，並決定明日成立台南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八日回憶錄）；

（三月九日）先後參加「台南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台南縣自治青年同盟」的成立大會（九日回憶錄）；

（三月十日）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北門區支會」成立大會，當選為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鄭梅本丶宣傳組長呂英飛⋯青年組長賴太田、副林白浪（十日回憶錄）；

（三月十一日）得知「正規軍的增援部隊到台，台北的情形勢必一變，高雄的狀態更加惡化。到下午台南市也宣布戒嚴了」（十一日回憶錄）；

（三月十二日）「街上處處都揚揚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以紀念偉大的革命家孫中山先生的逝世日。台南的情勢不再擴大，但聞嘉義和台中的主戰派相當強硬，也許這兩地方可為問題最後的關鍵。」（十二日回憶錄）；

（三月十三日）清晨被武裝人員強押到到警察所，「楊所長也已被押到那裏」，眼見「武裝部隊自己打破武器庫，搬走槍械上卡車；趁便「向押他的（武裝部隊）首領」打聽「台中的楊逵近來不知怎樣？」及「嘉義的張榮宗怎樣？」（三月十三日回憶錄）。

（三月十四日）「一些朋友和家人看這樣前例，都來勸告他不如暫時避離以待時局平靜 ，所以他自十四日走到黃達雲家，做暫時的避難客」。

〈註二〉：

1、「你們是政府的官吏，不可逃避責任。」（三月三日回憶錄）；

2、「數日前下見面的高區長也來出席，看樣子他一定想為(以為)時局可以好轉，他也要來白分一些功勞。」（三月七日回憶錄）；

3、「⋯總之今日的大會可稱成功，因為那輩自稱忠臣義子倒不受民眾的支持！」（三月八日回憶錄）；「本日的會議鬥爭，可稱吾人又獲得一個的勝利了，因此我們得了多數的新同志」（三月八日記）：

4、「可是只有一個不應該的人，待到亊件平靜後，才出來說自己是最賢最好的人，…他自負為北門區的最高負責人，但在事件發生後就萬般狼狽，赤著足，戴著笠，假裝為農民，而向篤加偏路匆匆逃亡去。」（三月十三日回憶錄）；

5、「但殊不知也有一派無恥之徒，竟欲掩飾自己的責任和無能，竞以借刀殺人的行動來除異己，以趁火搶刼的心情來報私怨。」（三月十四日回憶錄）；

6、「聞高家一派已有不切的行動，我們也應該設法對策；如他們的悪心毒行，實在使人寒心。」（三月十八日日記）；

7、「可是現在政府要捕的也不是『右派』的，也𣎴是『左派』的，尤其不是『中間派』的，他們要捕的恰巧是高區長的『反對派』。」（三月廿四日回憶錄）：

8、「翌七月一日的早晨，李維誠駛來一輛區長車說要送他歸里，…他想已有這樣舊江山，何必和那輩小人爭權奪利？」（七月一日回憶錄）；

9、「不久袁縣長寫信來叫夢鶴去談談，夢鶴想這也許是縣長要對他道好，但他對縣長這樣政治手腕已不感興趣，可是他想一味拒絕也沒有好處，所以他照時地去和縣長敷敷敷衍衍了事。」（七月一日回憶錄）；

10、「下午，到新營出席參議會，縣長如奸臣假笑，議員只默默然不語。會後縣長招待晩餐，説為節約計酒菜有差，但買心策魚肉不錯。」（九月十六日日記）。

〈註三〉：蘇新（1907~1981），台南縣佳里人，台共領導人之一，光復後曾任職於《政經報》、《臺灣評論》、《自由報》、《人民導報》、《臺灣文化》及《中外日報》，二二八事件後逃到上海；張榮宗（1908~1947），嘉義縣朴子鄉人，與「臺灣農民組合」、「臺灣文化協會」、「赤色就遠會」等關係密切，為「臺灣文藝聯盟」成員之一；楊貴，筆名楊逵，臺南縣新化鎮人，與趙港、簡吉等人創組「臺灣農民組合」，著名作家；林兌，台中市人，社會運動家，赴日就讀日本大學，1928年與林木順、陳來旺、林添進成立「臺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1930年與吳坤煌、葉秋墓、張麗鸠組織「臺灣左翼文化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