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碧鏘的回憶」讀後感

                                              一兼談二二八事件的是與非一

李碧鏘先生，台灣彰化人，一九二三年生，台中商業學校畢業，成績甲等，被校長推薦進入日本海軍第六一航空廠員林分廠服務，台灣光復後因辦理交接，表現負責盡職，受接收長官賞識，被留用派任台中市郊的「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簡稱「空軍三廠」），擔任經理股准尉股員。

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台中市警察局」、「台中縣警察局」丶「台中市憲兵隊」、「台中團管區司令部」（第八部隊干城兵營）、「七五供應部第四支庫」、「空軍第六被服廠」、「台中軍械庫六處」（教化會舘）、「台中廣播電台」、「台中電信局」及「台中專賣局」等，都被吳振武的「治安維持隊」及謝雪紅的「作戰本部」等勢力佔領，「惟獨座落在市郊的『空軍三廠』則尚未被民軍控制。」

三月二日上午「空軍三廠」雲姓廠長，召集李碧鏘丶莊春風與許子哲等三名台籍軍官，以及數名外省籍軍官與「陸軍警衛隊長」等人，商討如何解決「如此重大問題」。當時雲廠長曾憂慮地說：「他們知道我們有槍、有兵，怕我們打出去會傷害台中市民，所以他們要打進來的目的是要解除我們的武裝，他們才能放心。⋯各位你們若有方法，或有其他更好辦法請提出來。」

警衛隊長説:「這個辦法，我想不出來。但是他們真的要打過來，我有辦法把他擊退，然後再進攻台中市，把他們的據點消滅。」

李碧鏘先生看大家沈默不語，於是站起來說：「本次事件基因是陳儀長官以貪污、腐敗丶獨裁來壓搾台灣人，台人憤而起來反對，要求政治改革，實施民主憲政，主張高度自治而已。並没有革命，打倒政府，倡言『台灣獨立』的事情。至於接收武器之事，起因是台北查緝私烟人員亂開槍打死了毫無關係的市民，又長官公署屋頂守兵又機槍向市民掃射，因而認為外省人軍警持有武器是危險的事，不如取下來，自己來維持治安，就是這麼一個單純的觀念。所以對我們的廠而言，他們該不會去掠奪軍用物資、對我們的官兵而言，也該不會去攻打才是。」

李君見廠長對他的報告，「似乎很有興趣」，於是繼續發言，提出一個「三條件和平解決案」，其要點如下：

「一丶現在處於非常敏感的情況，雙方無論那一方，打一槍就發生衝突。『空軍三廠』警衛，由穿著『阿三仔兵服』的士兵警備是不行的。那兵服不但很刺眼，而會引起反感，因而打起來的話，就不可收拾了。所以，我建議『空軍三廠』警衛，於二二八事件未解決以前，由學生來警衛，代替陸軍警衛隊之任務就是換班而已。並將警衛用之步槍交給他們就好了。至於我們庫存的武器彈藥，一樣的放在倉庫不必動，也不必交給他們。這樣台中市民就放心了，因為有學生隊在護衛『空軍三廠』，就不會有『阿三仔兵』打出去台中市的憂慮了。為何要起用學生警衛呢？因為我也是『台中商業學校』的畢業生，我知道他們是純潔丶天真丶正直丶善良丶服從的人群。」

「二丶住於外面的軍眷家族，全部搬進廠內居住，以策安全。糧食由我們台籍軍官負責供應。」

「三、學生警衛隊之任務是防備不良分子丶流氓的侵入及保護『空軍三廠』的軍用物資丶外省官兵的生命財產。」

報告完之後，雲廠長說：「李准尉，你真了不起！想出這麼一個高明的辦法，好極了！我現在任命你為『空軍三廠』代理廠長往台中市與他們談判，希望你能達成使命。」於是，李碧鏘先生在當(二)日下午帶著「三條件和平解決案」先後去台中師範學校及作戰本部，拜見吳振武及謝雪紅二人。吳振武説:「但是擁有相當軍方（力）的貴廠動向不明，對台中市民的威脅很大，有一部分激進派的學生，正計劃攻進貴廠要解除武裝，以策台中巿民之安全。現在你來了，可以和平解決了，由學生來警衛『空軍三廠』真是好辦法，我舉雙手大贊成。」謝雪紅也說:「甚麼！由學生隊來護衞『空軍三廠』啊！這是求之不得的事，從此無戰事，大家和平相處，握手言歡，真是做得好。感謝！感謝！」

三月三日下午二時李碧鏘先生驅車前往台中市接載吳振武、謝雪紅以及台中農學院與台中師範的學生，前往「空軍三廠」參加警衞的移交儀式，完成了他的「三條件和平解決案」任務。

三月十三日國軍廿一師進駐台中市以後，「空軍三廠」學生隊急忙將步槍繳回，自動解散。十二日左右，廠長雲將軍也「說是要去南京空軍總部述職飛往大陸去了」，而且一直沒再回到台灣來。三月二十日李碧鏘先生在台中公園遭情治人員誘捕，翌（二十一）日被送到台北警備總司令軍法處，後來轉送空軍軍法處監禁偵訊，兩個多月後獲判無罪具保釋放，並回到台中「空軍三廠」復職。

上述各節「括弧」部分都是摘自李碧鏘先生「親自執筆敍述，委由本書（指張炎憲、李筱峯合編、稻鄉出版社於民國八十二年（三刷）出版的《二二八事件回憶集》）編者李筱峯文字整理校訂」的「李碧峯的回憶」乙文。李碧鏘先生自始認為「由於有那一次的『和平解決」，台中地區才免除一次血腥的爭鬥。但是，令我感到納悶的是，我這位代表官方立場的談判代表，竟然在事件之後也遭到牢獄之災，實在不可思議。」又說「我擔任和平解決的任務，是站在國軍的立場出面去和李振武丶謝雪紅的民軍談判的，最後竟然與吳振武和謝雪紅同列於暴動的叛亂各單中，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並說「我回到『空軍三廠』，我第一位想要見的人就是雲廠長，但如我所料，雲廠長依然杳如黃鶴，不見人影。我奉他之命行事，受到災難，他卻溜之大吉，不負責任，置我於不顧，實在是一名懦弱的軍人。」

誠如李碧鏘先生所說的，他「是站在國軍的立場出面去和李振武和謝雪紅的民軍談判的」，而且「由於有那一次的『和平解決』，台中地區才免除一次血腥的爭鬥」。照理說，他的功勞如此偉大，應該像他同事說的，「你一定位昇二級」，怎會反而「也遭到牢獄之災」，又「同列於暴動的叛亂名單中」呢？其實，李碧鏘先生如曾考慮到下列各節，必定就能清楚理解事件後「遭到牢獄之災」以及「同列於暴動的叛亂名單中」是必然的：

一、軍警是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力量，槍械則是軍警的靈魂，軍警一旦自我解除武裝或被外力解除武裝，勢必無法保障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李碧鏘先生建議「空軍三廠警衛，在二二八事件解決以前，由學生來警衛，代替陸軍警衛隊之任務」、「並將警衛用之步槍交給他們」，無異是自我解除武裝，舉手投降，因此吳振武和謝雪紅等都説「舉雙手大贊成」及「這是求之不得的事」。儘管李碧鏘先生一直認為「是站在國軍的立場出面去」談判，且係「奉他(雲廠長)之命行事」，實則他建議「由學生來警衛」，「並將警衛用之步槍交給他們」，是否有通匪或附匪之嫌，已足使人生疑，其事後被逮捕、監禁與調查，自屬必要，豈有任何寃枉可言呢？（按二二八事件後，各地紛紛成立所謂「處理委員會」，並要求政府軍警自動解除武裝。事後很多「處理委員會」委員被逮捕、監禁與調查，應該也是出於相同的原因！）

二丶李碧鏘先生認為「外省人軍警持有武器是危險的事，不如取下來，自己來維持治安，就是這麼一個單純的觀念」，李碧鏘先生確實太「單純」了，他似乎沒想到吳振武和謝雪紅部眾竟能徒手佔領「台中市警察局」、「台中縣警察局」丶「台中市憲兵隊」、「台中團管區司令部」（第八部隊干城兵營）、「七五供應部第四支庫」、「空軍第六被服廠」、「台中軍械庫六處」（教化會舘）、「台中廣播電台」、「台中電信局」及「台中專賣局」等單位！民軍既能徒手佔領政府機關，「將警衛用之步槍交給他們」後，他們不是更能為所欲為嗎？古今中外許多軍人戰敗被俘後遭受凌虐屠殺的，斑斑可考！三月三日「將警衛用之步槍交給他們」以後，至三月十三日國軍廿一師進駐台中市期間，「空軍三廠」能沒發生意外慘案，確是萬幸！事後事實證明謝雪紅是台共分子，倘當時國軍廿一師未能迅速趕抵台中，真不知會醞釀出何等重大禍害！

三、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二二八事件參與者的動機當然各有不同！根據研究分析，涉及二二八事件者，除了各地方官員及軍警外，有企圖復辟的殘留日裔及解甲返鄕的失業台籍軍人、有趁火打刼的地疪流氓、有要求自治或獨立的知識分子，有滲透潛伏的共黨分子，當然也有不滿陳儀失政，只是要求政治改革的人士。動機不同，手段也各異，其意圖顛覆打倒政府者，當然希望各級政府都能自行解除武裝，謝雪紅說: 「由學生隊來護衞『空軍三廠』啊！這是求之不得的事」，不就是這個道理嗎？李碧鏘先生完成了他的「三條件和平解決案」，使「空軍三廠」得到「和平解決」，不只消除了「空軍三廠」對吳、謝部眾的威脅（吳振武說：「擁有相當軍方（力）的貴廠動向不明，對台中市民的威脅很大」），不是也使吳、謝部眾更加肆無忌憚嗎?

四、廠長雲將軍「任命你為空軍三廠代理廠長」去跟他們(吳振武及謝雪紅）談判，有無通匪或附匪之嫌？又他在國軍廿一師推進台中市時，突然「說是要去南京空軍總司令部述職飛往大陸去了」，而且一直沒再回台灣來，是否畏罪潛逃？誰能知曉？

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已近七十年，身為台籍人士，又是二二八事件部分場景的目擊者，撰寫此文，絕無苛責李碧鏘先生的意圖，只是希望國人身處危逆之境時，千萬不可只顧自身、自家或各自社區及單位的安危，而完全忽視國家的安全及社會的安定！

                              吉伯特105/04/12 寫於淡水紅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