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從 1977 年 ，我在當時的《仙人掌》雜誌發表〈墳地哪裡來的鐘聲〉，無意間開出「鄉土文學論戰」的第一槍，我就開始質疑台灣學者、作家的庸懦、怠惰與媚俗。

這一疑惑，還不止針對台灣的學界、文化界，乃至我轉而向西方，赫然驚覺近代世界的哲學思潮，竟至齊克果、卡缪、沙特的存在主義，嘎然而止。

事實證明， 1970 和 80 年代，中華民國的文學黃金二十年，果然「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的風華卓絕，只能是落日餘輝。而在西方，諾貝爾文學獎自賈西亞‧馬奎斯以後，也隨之黯然的逐年衰敗，我們再也讀不到結構雄偉、氣勢澎湃的感人文學作品。

哲學，一轉而為嘮嘮叨叨的後現代主義，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固然吉光片羽，卻只是在文字間遊牧，穿梭語言縫隙的迷霧，終不悔。

結構主義，興焉。

這可能是一種在宇宙大尺度──渺渺洪荒的探索，始終未能窺得全貌，又轉而向小尺度的「量子論」一探究竟吧。

雖然如此，有一件事是斷然無疑的，人類在 20 世紀的哲學建構，終究難以超越黑格爾，乃至康德《倫理學》的理性思辯範疇。於是台灣的知識界，只能在兩位西方結構主義者──傅柯的《教訓與懲罰》，與李維史陀《熱帶的憂鬱》間徬惶來去。

拾人牙慧，無能創新。

可嘆的是，因為無能創新，就只好轉而搞破壞；又為了替這種愚行自圓其說，遂美其名曰「破壞性的創造」。李登輝和陳水扁在台灣政治舞台的捲起千堆雪，當時的媒體和多少文化學者就是如此為之造神的。

破壞性的創造？

這不但是句廢話，也是台灣學者把英語怠惰的搬轉成為中文的「外來語」，渾然忘記咱們中國的《易經》，早就有「革故鼎新」這句成語。

自家的中華文化，不肯傳承，卻去偷學西方，乞靈於西方，現買現賣的傲諸國人，乃至如南方朔這種不入流的文人，還很高蹈的以「文化評論大師」自居，卻不見有具備膽識的學者敢於直率批判。

不能創新，就只好邯鄲學步；只會東施效顰，整個台灣知識界，就只好一意媚俗，終究淪為理盲濫清，完全不知理性為何物的一起墮落，終至於僵化、死亡。

不是如此嗎？我們現在就連 1980 年代愛德華‧薩依德的在美國帶動的，哪怕多少具有爭議的理性辯證思潮，都難以望其項背。

薩依德 ，何許人也？

他生於 1935 年的巴勒斯坦，少年時代即隨著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籍父母，移民美國，終其一生都是巴勒斯坦的難民之子。平心而論，他很有可能成為賓拉登那樣的恐怖主義份子，更可能在 911 的紐約攻擊事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會成為巴勒斯坦狂熱崇拜的愛國英雄。

然而，薩依德捨此而不為，選擇的是以「理性之劍」，雄辯滔滔的，向自希臘以降就存在的西方文化霸權思潮，不斷挑戰。

一位當代的阿拉伯裔唐吉訶德，敢於以長矛攻刺西方龐然風車的偉大武士。

與其說在他 1978 年出版的《東方主義》書中，或者晚年熱衷討論的《音樂的極境》，一再建構當代後殖民論述，區隔「我們 / 他者」的壁壘分明，毋寧講，他對於語言、文字、符碼不得不存在的虛妄性，更提出嚴厲的批判。

然則，他有無可能受到古印度佛教思想，乃至中國禪宗的啟發？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這是釋迦牟尼佛早於 2600 年前，在靈山會上對著學生摩訶迦葉所做的開示，從此也成為禪宗的圭臬。所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者，正是洞穿語言會滲透、污染，相互干戈、糾葛的偽存在性。

難能可貴的是，薩依德儘管一生都為巴勒斯坦難民，卻在美國求學的「局外人 / 他者」身份所困擾，終能脫繭而出，贏得東西方當代學界的敬重，所憑恃的，正是這種返照內心的理性思辯精神。

讓我問問台灣的文化界，乃至自稱是學者的那些綠營教授們，你們比得上薩依德嗎？你們寫得出薩依德的堂皇論述嗎？有的話，請拿出一篇作品，讓我們拜讀，一篇就好？

我相信，沒有一位可以拿得出來。但凡他們所寫的，實在難登大雅之堂，只能在課堂上唬唬，必須仰賴他們給予「及格」評等的大學生，以及越來越懶得思考的大眾傳媒。

什麼是台灣的悲哀，何者是台灣的悲情？

正是這幫大學教授，乃至被稱之為學者的文化人，得過且過的集體墮落與媚俗心態啊，尸位素餐的能不可恥？！

這是當代青年學子的挑戰，有人敢爬這座文化思潮的大山嗎？有的話，請跳出來答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