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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8/25 06:56:05瀏覽371｜回應0｜推薦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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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二爸把小兒子李國孝送到我家來，我們叫他五哥。五哥來我家是因為我們家只兩個女孩，父親就把五哥放在自己的名下，從此他和我們一同到實驗小學上學。五哥很聰明，寫得一手好字，下得一手好象棋，這些對幾歲的孩子來說，實在太難得了。他剛來成都時，聽我們唱歌就連聲說：“妙、妙、妙。”接著，用大邑腔怪聲怪調地學我們唱，全家聽了笑個不停。五哥比我大二十天，我們在一起時他總是事事讓著我，護著我，我很喜歡他。 五哥可能干了，他在花園裡，憑叫聲就知道蟋蟀的公母，憑叫聲就知道這支公蟋蟀會不會斗。他循聲音找蟋蟀，我和妹妹躡手躡腳跟在後面。有時他突然翻開一塊石頭，蟋蟀還沒來得及跳起來，就被他擒拿到手；有時，用腳震一下地，蟋蟀一跳出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扑過去，敏捷地捉住蟋蟀，再小心翼翼地用另一隻手把蟋蟀拿出來。捉到蟋蟀後，他把最會斗的選出來。他說：棺材頭的蟋蟀最能斗。然後，他選擇一段竹筒，在竹筒上面雕刻出一條條空槽，中間橫刻一個可以放一片薄木板的槽子，先把兩隻蟋蟀分別從兩邊放進竹筒並塞住進口，再拉起中間的隔板。開始兩隻蟋蟀蹲著一動不動地打量對方，不肯向前。五哥用草莖撥動蟋蟀的觸須逼它們朝前走，兩兵相遇，斗志驟起，一場精彩的搏斗開始了。它們一路勇猛沖殺向前，一會兒低頭角力，一會兒又抓又撞，打得難分難解，我和妹妹的尖叫聲則不停地響起。激烈的戰斗把婆婆、媽媽引來，大家饒有興致地觀看，直到兩隻蟋蟀斗得精疲力竭，以其中一隻的失敗而告終。這時，得勝的一隻彈彈須伸伸腿，威風凜凜地昂首震翅，大有得勝回朝地動山搖的味道。等五哥用木片把它們分隔在竹筒兩邊，戰事才告結束。 五哥還帶我們去花園，他在草地上挖一個長方形的小坑，用幾根竹條巧妙地編成一個支撐物，把一塊磚斜撐在坑上，坑裡放一些香香的食物。幾個孩子在離坑幾米遠的地方趴下來，大氣不敢喘，一動也不敢動。過不了多久，只聽見“呯”的一聲，磚塊倒下來蓋在坑上，五哥一躍而起飛快地沖過去，把手往坑裡一伸，突然拿出手來，手裡竟奇跡般的出現一隻麻雀！我和妹妹嚇得驚叫著逃開，過不了兩天，又要求五哥再玩一次這種捉麻雀的游戲。自五哥到來後，花園就成了我們的樂園。五哥一直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直到1952年我們窮得過不下去了，他才回到安仁鎮。 6 就象現在的高干周圍有很多服務人員一樣，我家也有幾個佣人。看門的孫大爺、作飯的周大娘、專管洗衣的魏奶媽、兩個男勤務員和一個車夫，還有個名叫朝霞的丫頭。和現在高干身邊的人不同的，除了稱呼外，就是這些人不拿政府工資，他們的工錢由我們自己付。 曾讓我在讀小學時感到最抬不起頭的就是家裡還有丫頭這件事。記得老師曾狠批買人家女兒當丫頭的做法，說：“二十世紀了，中國還有買賣奴隸的行為，真不能容忍。” 我聽了覺得很丟臉，為此質問過媽媽，媽媽只是搖頭不答。 朝霞每天的工作是做清潔和端茶送水，我們放學回家后她就和我們一起，既照顧我們又和我們一起玩。她說她原來名叫唐玉華，還有個姐姐叫唐玉芳，她們的母親早逝，父親是收荒匠（收賣破爛的）。她父親酗酒且好賭，每次喝醉了就把姊妹倆往死裡打口裡罵罵咧咧地說：“俩個討債鬼，我飬你們有甚麽用！”。為了還賭債又把兩個女兒賣給別人當丫頭。她幾歲時被我爺爺領回來，跟婆婆、媽媽後來還加上我們一起過了十幾年。每談及姐姐，她的眼裡就充滿淚花，然而人海茫茫，哪裡去尋找？ 解放前夕，一個開鞋店的老板來找媽媽提親，媽媽覺得他有手藝，唐玉華嫁給他將來生活有保障，征得她的同意，就答應了這門婚事。出嫁時，媽媽說她在我家那麼多年，象自己的干女兒一樣，為她准備了嫁妝，給她辦了個漂漂亮亮的婚禮，還叫她任意選了一個房間的家具，隨她一起帶到夫家，臨走時，媽媽給了她一些錢叫她留著對付急用。後來我們搬到窄巷子，她一直和我們有來往，她和丈夫吵了架就來找媽媽傾訴委屈。媽媽病重的時候，她還前來照顧過一段時間。 魏奶媽是個命苦的女人，剛懷上孩子丈夫就得急病去世，孩子生下來幾天又突然病死，為了生活，只好進城當奶媽。她的奶兒長大後，別人介紹到我們家。鄉下婦女從小就沒取過名字，大家按習慣仍叫她魏奶媽。她是小腳，在我家的任務是洗衣服，她力氣大，動作又靈敏，上午就能干完工作，下午便任由她自由活動。漸漸地，她和我家的勤務員劉子成產生了感情，她的生活裡才又有了快樂和希望。建政後他們結為夫妻，在我們的親戚家領養了一個男孩。聽說小日子雖窮卻過得很美滿。 周大娘是個性格內向的人，每天買菜作飯，在廚房裡忙碌。遇到宴請賓客，自有廚師專門操辦，她只是幫幫忙，反而比平常輕鬆。給她出難題的常常是我，我太挑食，又說不出具體想吃什麼，經常弄得她無可奈何，不知所措。她總是把工資小心地存起來，對媽媽說：“太太，你做生意的時候可以幫我把這點錢拿去捎帶賺點嗎？”媽媽說：“你怎麼還想做生意？”她卻默然不語，後來媽媽真還幫她賺了些錢。土改開始，我們賣了房子，她只好回老家。記得她臨走時流下了眼淚，才知道她的生活和魯迅先生筆下的“祥林嫂”相似，丈夫早逝，又沒有孩子，夫家的侄子不僅搶佔了她的房子和田地，而且個個對她如狼似虎。她說這次回去，不知能不能保得住存了多年准備養老的錢，也不知道將來的生活會怎樣。她是懷著絕望離開成都的。 孫大爺是個六十多歲的孤獨的老人，又是跛腳，在農村田無一畝，生活無著。父母偶然聽人說起他的情況，便叫他來我們家看門。每天上午前門一打開，他就坐在門裡的藤編躺椅上，有客人來，他便叫勤務員進來通報。他總是克盡職守一直坐到關門。放學回家，我常常看到他手握長長的煙杆坐在那裡吞雲吐霧，一副悠哉游哉的樣子。時間久了，媽媽怕他活動太少，叫他在後院一塊空地上種菜，收獲的菜蔬任他賣給別人，賣的錢也歸他所有。每當他的菜豐收時，他都笑得合不上嘴。建政後離開我們的家時，他是我們最擔心的一個，那時他已七十歲，又是殘廢人，一個人將怎麼活下去啊。 童年過去得很快，今天回想起來，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我的童年雖結束得太早，但我卻享受到最溫柔的父愛，享受到母愛的光澤，我有一個溫暖的家。這些永遠是我最珍貴的財富。 第五章 愛的力量 活下去 1951年初，父親被大邑縣“請”走。父親走了，媽媽沒有掉一滴眼淚，而且以後的幾十年，不管遇到多大的打擊和災難，媽媽都沒有掉過眼淚；父親走了，媽媽一如平常，平淡而冷靜，但她的笑容沒有了，話也變少了。我們聽說，父親一到安仁鎮就被關押起來。 父親被帶走一個月左右，一天黃昏，弟弟李國福大聲啼哭著來到人世。媽孤獨而衰弱地躺在床上，一臉憔悴；我和妹妹卻興奮異常。這粉紅色、柔軟的小東西，竟是我們的小弟弟！他那絲綢一樣細嫩的皮膚上，一根根藍色血管看得清清楚楚。我用一個指頭輕輕觸了一下他的小臉，他動了動嘴，這算是向我打招呼吧。從此，我多了一項任務---洗尿布，妹妹總要和我搶這工作，好像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六十多歲的婆婆則邁動著小腳從早忙到晚。我們卻沒有辦法把消息帶給被關押在大邑縣的父親。 弟弟還沒有滿月，土地改革運動已開始進行最后一個項目：賠償農民損失。理由是：幾千年來，農民祖祖輩輩受地主剝削，地主應該賠償農民世世代代的損失。我幼稚地想，過去，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不會叫我們賠賞農民幾千年的損失吧。可是，下達給我們的賠賞數目，簡直是天文數字。現在媽媽的肩膀不僅要擔起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擔，還要扛起父親偌大經額的陪賞任務。首先，媽媽被勒令交出1950年購買的公債券，然後我們上交了父親在各公司的股票，賣掉了所有的房產及家裡值錢的東西，卻無法湊足那巨大的數目。 父親以前辦的學校被說成是公益事業，按規定應無償上交國家；父親在西康、成都兩地辦的公司和工廠，早就歸屬了政府；轉存到香港銀行的錢，因為當時政府與香港的對立關系，根本就不能拿回來（而且這筆錢至今不知其下落）。沒有辦法，媽媽常抱著吃奶的弟弟，按要求去七縣聯合辦事處報到，但我們已經山窮水盡了，賠償的任務很久都沒有進展。 一天，媽接到通知，又去土改工作組。她被帶進了一個房間，房間中央擺著一張書桌，後面坐著一個的中年男人。媽媽抱著弟弟進去，他一邊慢慢喝茶一邊看報紙，好像完全沒有感覺到有人進到房裡。媽媽局促不安地站在他面前，不敢隨便開口。過了好一陣，這位干部抬起頭來，身子往後一靠，直起腰板，打了一個嗝。他的眉毛嘲弄似的糾結著，目光中帶著威嚴和不屑，拖著低沉而不耐煩聲音問：“你這些天干什麼去了，為什麼你不來交錢？” 媽媽說：“我們只剩幾間破房子了，賣掉就馬上把錢交上來。” “先把你們藏的錢拿出來！” “我們沒有藏錢呵。” 他猛的站了起來，目露凶光，一巴掌重重地打在桌上。 “胡說，誰不知道你們有錢？你騙得了誰呀，沒有藏，錢到哪裡去了？” “我怎麼敢騙你，確實沒有藏呵。” “是嗎？讓我來看看。”他走過來，一記耳光甩在媽媽臉上，說：“怎麼樣，錢藏在哪裡？” 媽媽抬起頭，說：“我不敢欺騙政府，更不敢藏錢。”並本能地把弟弟抱緊。 “你們這些狡猾的地主婆，個個頑固不化，你還敢說沒有藏！現在我來幫幫你，你就會想起來。”他一把搶過弟弟，扔在地上，弟弟“哇”的一聲哭得死去活來。 “怎麼樣，想起來了嗎？” “沒有做過的事情，我怎麼敢亂說啊。” 那人順手拿起一根板子，對媽一陣亂打，媽媽不敢動一下，怕他去打弟弟。板子啪、啪地響著，媽媽木然的站著，任他發一陣威風。打累了，他扔掉棍子，氣勢洶洶地說：“這下想得起來了吧。” “我還是那句話，沒有做過的事，我不敢欺騙政府。我只請求政府寬容幾天，讓我再去想辦法。” “哼！我這就再給你幾天回去想，你要再想不出來，看我怎麼收拾你。”說著，對准媽媽的額頭狠狠一拳，隨即揚長而去。 媽媽被打得暈頭轉向，仰面倒地，弟弟那嘶啞而斷斷續續的哭聲傳來，使幾乎喪失知覺的媽媽警覺起來，恍惚中只覺得頭很暈。媽媽忍著全身劇烈的疼痛順著哭聲爬到弟弟身邊，伸手抱過弟弟，趕快給他喂奶。不停地說：“寶貝，不要怕，媽來了，媽在這裡。”弟弟吃著奶，仍在不停地抽咽。母子倆就這樣躺在地上，過了好久，媽媽忍痛站起來，抱著弟弟一步一步走出工作組。 下午，原屯委會民政廳秘書長、父親的朋友李靜軒伯伯到學校找我。去到他家，李伯母正在為媽媽擦洗臉上的血跡，媽媽臉上毫無表情，任由李伯母為她拭擦，只有在酒精擦到傷口上時，她才不由自主地倒噓一口氣。媽媽滿身的血痕可以遮住，但臉上的傷必須擦洗干淨，盡量顯得不太嚴重。媽不想讓婆婆知道她被打。我看見媽媽耳朵後，臉上和額頭上都有傷痕；耳朵後的傷還好，不容易被發現，臉上和額上的傷隻只好向婆婆撒慌了。 這時，弟弟早哭得精疲力竭昏睡過去，我走到床邊，迷糊中的小弟弟還在不停地抽泣。弱小的孩子呵，來到人世還不到兩個月！我撫摸他稚嫩的小臉，輕輕拍著他的背，淚水禁不住奪眶而出……。 以後，媽媽仍不時被工作組叫去，每次回家總是疲憊不堪。一天，媽媽抱著弟弟又去了土地改革工作組，他們就沒有再回家。黃昏時，工作組來人告訴我們：大邑縣來人了，我們如再拿不出錢來，明天就把媽媽和弟弟送到大邑縣去。 婆婆頓時嚇得倒在地上，我和妹妹也哭了。來的人不耐煩地吼道：“嚎什麼，還不快去收拾東西！”我知道，媽媽這一去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可能會象父親一樣再也回不來。弟弟那麼小，他怎麼經受得住路途的艱難和牢獄生活的苦難？但我們哪有抗爭的權利，只好哭著為媽媽和弟弟整理行裝。 我鼓足勇氣，說：“我去把弟弟抱回家吧，他才只有幾個月啊。” “不行！必須帶上他。” “那麼，讓我來拿這些東西，順便去和他們告個別吧。” “少給我說那麼多，你要去就一起回大邑。” 他們拿著東西匆匆走了，我和妹妹再也忍不住，嚎淘大哭起來，直到哭得聲音嘶啞，眼淚象斷線的珠子不停往下掉。我越哭越怕，越哭越覺得沒有出路。我一邊哭，一邊心裡翻滾著無數後悔：後悔平時不夠乖，後悔沒有好好聽媽的話，後悔太貪玩，沒有多幫媽媽做事，後悔沒有多親弟弟幾口……。所有的後悔又匯成淚水，哭得昏天黑地。 婆婆一直倒在床上，睜大眼睛，一聲也不吭。我和妹妹在哭得沒有力氣之後，也默默地躺在婆婆身邊，絕望象一塊巨大的石頭壓在每個人心上。黑夜降臨了，我們沒有開燈，黑暗中，誰也睡不著覺。快半夜了，突然聽到“篤、篤”的敲門聲，我們嚇得直往婆婆身邊擠；這時聽到媽媽在叫我，我跳起來去開門，呵！媽媽抱著弟弟挎著行李站在門口。媽媽回來了！媽媽回來了！我們破啼為笑，我拉著媽轉來轉去地看，媽媽平靜地說：“不用看了，我沒有什麼，他們把我留到這麼晚，仍不見你們送錢去，就把我放回來了。”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從此，媽再也不帶正在吃奶的弟弟一起去了。 經過這件事，我每天虔誠地向菩薩祈禱，求菩薩保佑我們，給我們變一大堆錢出來。只要有了錢，我們就一分不剩全交上去，完成“賠償”任務，媽媽就不用經常去報到，我們也不用天天擔驚受怕。甚至我還幻想著，或許父親也能回來……。 現實卻是殘酷的，我們連交房租的錢都沒有了，而且房主龔趣良（音）在一個月前被大邑縣抓回去，這房子也要賣了。但房子還沒有賣出去，龔伯伯就被大邑縣槍殺了，他的兩個女兒送走大邑縣來拿錢的人，屋子裡就傳出壓抑著的悲戚而哽咽的哭聲。聽著她們的哭聲，我又想起關押在大邑縣的父親，對父親的擔心折磨著我，但我不敢向媽媽說，只好把這份牽腸挂肚的思念藏在心裡。 我們再也不能在這裡住下去了，窄巷子街靠同仁路的街口，我家曾經修建了六間木板牆的簡陋房屋，用來廉價租給窮困的城市貧民。五十七號是最后一間，前面有一口井，所以房子一邊是斜面，拐角處成120度角，而且木板牆的每一塊板之間有很大的縫隙。因為實在太簡陋，自修成後，從來沒有租出去過。現在，裡面布滿灰塵和蜘蛛網，一進門就聞到濃濃的霉臭味，它正好成為我們的安身之處。 房子樓下是一間泥地屋，旁邊的屋檐下搭了個小棚子，當作廚房。小棚子只是遮住灶台，下雨天廚房地下就全是稀泥，我們踏著稀泥、淋著雨跑著把做好的飯菜端著進屋。樓梯就在房間內，樓梯的木板大小不一，破爛不堪，有的還鬆動，而且樓梯很陡峭，即使小心翼翼的地踏上去，它立刻就吱吱呀呀叫起來；樓上只鋪了一半樓板，且沒有欄杆，每塊樓板之間都有縫隙，樓上走路，灰塵就直往下掉。屋頂沒有天花板，抬頭就看到房梁和破瓦；屋頂較陡，大風吹過，瓦往下滑，露出一處處縫隙，我們可以看到點點藍天。遇到下雨，到處都漏，天上大下屋裡小下，樓板上無處不是水，水又從樓上漏到樓下，床上地上都是水。所以，夜裡只要聼到雨聲，全家都會跳起來，手忙腳亂地把洗澡盆、桶、臉盆、甚至鍋、碗等，凡是可以盛水的東西，全拿上樓接雨，還要不停地倒掉接滿的水。於是，樓梯便嘰嘰嘎嘎地呻吟，有時整夜下雨，我們就整夜跑上跑下。我不由得想起杜甫的詩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蔽天下寒士俱歡顏”來。 樓下擺了兩張床，因為一面牆是斜面，靠牆的床后就留下一個斜三棱形的空間，正好放一些雜物，也成了我不願見人時躲藏的地方。除了一個矮小的飯桌，屋裡沒有其他家俱，五個人住在樓下不覺得擠。 這房子當西晒，夏天，吃過午飯，火辣辣的陽光從每一個牆板間的大縫隙裡照進屋，給屋裡畫上一根根寬寬的平行紅條。屋內象蒸籠，懊熱難耐，我們全身膩著粘糊糊的熱汗，就拿著小竹凳去街對面的牆腳下坐。靠這段短牆的一點陰影，多少得到一點涼意。然汽車就在面前過來過去，揚起一陣陣塵土；那欺負人的灰塵迷進眼睛、鑽進鼻孔，別有一番苦味。冬天，寒風呼呼地地往房內灌，屋裡更顯得陰冷。夜裡，油燈在風中搖曳、跳躍，在閃閃的昏暗燈光下，我們擠在被窩裡干活，又思念起被大邑縣關押起來的父親。 搬到這裡，我們終於有屬於自己的“家”，鄰居們都很好，他們之中有賣湯圓的、拉人力車的、撿破爛的、也有工人。這些善良的城市貧民，“解放”沒有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太大的變化，他們仍和過去一樣每天從早到晚忙著掙錢，整日操心維持自己家最簡單生活的油、鹽、柴、米，他們沒有瞧不起我們，在我們困難的時候還給過很多關心和幫助。說實話，他們好多家的生活一點不比我們強。 最後，我們賣掉窄巷子其他五間房子，因為房子太簡陋，買房的又是原住戶，房價很低。終於一貧如洗了，工作組看著在飢餓線上苦苦掙扎的我們，知道再也擠不出什麼油水，那永遠沒法完成的“賠償”任務也就不了了之。 這時，劉文輝的侄兒劉元瑭已經被判槍斃，全家掃地出門，他的一位太太伍碧容找不到地方住，媽媽讓她帶著女兒住到我們樓上。我們多少可以收一點房租，她們也覺得房租特便宜，這叫兩全其美。伍碧容的女兒劉世福比我大幾歲，我叫她劉姐姐，她讀高中，積极要求進步，堅決和她的父親劃清界限，經過派出所同意，改性伍，叫伍林我就改叫她伍姐姐。一天她叫我出去，路上問我: “你知道你媽媽把錢藏在什麼地方嗎?”我隨口答道：“我們沒有藏錢呀。”話一出口，我立即反應過來：她這是在套我的話啊！看來，政府仍然不相信我們，還想從一個少不更事的孩子身上打開缺口。媽媽叫我不要怪伍姐姐，說她有她的難處。伍姐姐高中畢業，考上四川醫學院，後留在附属醫院工作。劉文彩地主庄園炮制出來後，政府說她改名换姓鑚進革命隊伍，把她趕到農村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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