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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9/08 06:37:14瀏覽379｜回應0｜推薦1 | |
| 第六章 一支无字的歌
平反 1 八十年代初，全國開始復查“文化大革命”前歷史遺留案件，黨中央下逹的是：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堅持“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全錯的全改，部分錯的部分改，不錯不改。”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對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報上也在廣泛地宣傳。我們知道了這件事，卻不敢輕舉妄動，我們早就被嚇怕了；覺得凡是看起來對我們有利的政策和宣傳不僅都不會兌現，還可能又會橫生出意想不到的問題。 一個偶然的機會，媽媽竟然遇到三十多年不見的鄒趣濤，一九四九年秋一別，到現在大家都是老人了。周趣濤熱情地上前和媽談個不停，他說：“建政後我一直在成都市公安局工作，李光普被農民帶走，你們為什麼不來找我？你們如果找了我，問題早就解決了。” 媽媽睜大眼睛看著他，哭笑不得，只禮貌而冷淡地應酬著。 “我知道李光普的案子是冤案，你們應該上訴，現在中央正在搞歷史案件的平反，你們應該趕快提出申訴，不要錯過了時機。”鄒趣濤熱心地說。 此時，我們才決心為當了三十多年“反革命”的父親提起上訴。從這一天開始，我們這幾個幼稚的腦袋拼命地活動起來，找有關部門訊問政策，向各方面打聽上訴的手續，找曾和父親一起工作過的朋友核實當年的情況。其實，隻要是“起義人員”就足夠平反條件了，但我們還是努力把申訴材料得寫得很仔細，父親幫助共產黨的事實寫得很具體。一切准備就續，就去找四川省統戰部。 他們回答說：“李光普確屬統戰部管的范圍，但他當年被判了刑，必須先由判刑單位平反。” 媽媽覺得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但父親是哪裡判的刑呢？我們雖然沒有任何証據，卻並不操心，當年不就是大邑縣來人帶走父親的嗎，不是在安仁鎮的鎮公所和大邑縣的牢裡關押了兩年半嗎，不是從安仁鎮不見了的嗎；我們認為理所當然是大邑縣判的刑。 弟弟去大邑縣人民法院詢問，對方斬釘截鐵地說：“大邑縣沒有判過。” 我們聽了面面相覷，竟會有這種事！ 媽媽想了想，說：“我們還有離婚書啊，那是成都人民法院西城區分院民事批覆，是五四民法字第六零六號，上面寫著‘茲經本院查明，李光普因反革命案於一九五一年扣捕，經判處徒刑，現在勞改中’。”於是弟弟毫不氣餒，又去找成都市法院。幾天後，他們回答說：“我們從沒有判過李光普的刑，以他的身份，也不該由我們這一級來判刑。”現在，只剩下四川省法院沒有找了，我們覺得既然兩處都沒有判，應該能在省法院找到結果；可是，答案仍使我們失望。他們說：“我們沒有判過，也沒有理由判李光普的刑。”省法院派人和弟弟一同再一次去到大邑，大邑縣的人仍一口咬定他們沒判過。 我們只能叫苦連連，哭天無路。人們常說：“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可這也離奇得太過分了。是哪個單位與大邑縣同時在五一年“抓捕”了李光普？是哪一級法院在大邑縣關押李光普期間，判了他“不法地主、反革命”罪？然後再偷偷地把李光普從大邑縣帶走，送進勞改營？ 我們一家小小的老百姓，戴著一頂大大的“黑五類”帽子，還能有什麼辦法？看來一個很好解決的問題，居然莫名其妙地變了，就在成都到大邑這五十公里的范圍內變得摸不著、抓不住了。這可怕的“反革命”、這要命的“反革命”、這害得我家破人亡的“反革命”判決書，忽然間來無影、去無蹤了！看來中央文件上的指示對於我們又將變成泡影。晚上，一輪明月當空，媽媽一臉悲愴，久久地仰望長空，緩緩地、若有所思地對我說：“父不平反，枉為人！”在皎潔的月光下，這話深深地刻在我心上。我在心裡說：“媽，記下了！記下了！記下了！”高爾基說過：“不要感嘆生活的痛苦，感嘆是弱者。”我們雖然被人踩在腳下，但我們不會靠感嘆過日子，我們不願意當弱者；我對著月亮發誓，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難，不管我們還將遇到怎樣千奇百怪的問題，我們一定要為父親申冤，一定要讓父親和二爸被大邑縣所害的歷史事實真相大白。 當時，很多檔案都不能查，特別是大邑縣法院的檔案，他們怎麼會讓我們查？怎麼敢讓我們查？我寫信給鄧小平，沒有回音；找四川省統戰部反映，他們也覺得奇怪，但表示愛莫能助。弟弟去了省勞改局，雖查到登記冊上父親的名字，卻找不到判決書。我們真是喊冤無路，叫屈無門。過去有句名言：“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但現在是大邑縣的法院為人民，人民的問題無人問，只是我已經弄不清楚我們現在算不算得上“人民”。 2 大概老天爺實在看不下去了，悄悄幫了我們。在我們走投無路之時，因弟弟的工廠制造鍋爐，而他又是這方面的技術負責人，新康石棉礦正巧到他的廠訂購鍋爐，弟弟就認識了那裡的人。這次輕而易舉就找到了大邑縣對父親的判決書。那是1953年6月28日、大邑縣人民法庭大法刑字第一五九五號刑字判決書，審判長景世魁。大邑縣政府確有它的一貫性，三十年過去了，法院的人早已變了好多次，居然和三十年前一樣，可以瞪著眼睛說瞎話，欺騙我們老百姓。被拆穿了，竟面不改色心不跳，就象沒事人似的。 胡躍邦早就說過：“在今天這種形勢下，再也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制造冤假錯案。”中央組織部楊士杰在1978年也說過：“不能因我們工作上的疏漏，使歷史上的冤假錯案得不到理所應當的解決。”大邑縣的所做所為，已經到了不把中央指示放在眼裡的程度，但如果把我們李氏家族的一連串冤案聯系起來，事情就十分耐人尋味了。看來這次是他們有了僥幸心理，自以為當年沒有公開給李光普判刑，只要他們矢口否認，就可以一推了之，再一次濫用手中的權力，把過去的惡行掩蓋起來。 這次幸運卻沒有站在他們一邊，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能夠找到當年的判決書，找到了他們無法否認的証據。我們想，這下可好了，大邑縣沒話可說了，父親的平反指日可待了。誰知我們還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找到判決書後，大邑縣法院竟表示不同意平反！已調離大邑縣的周鼎文也跳出來極力反對！這圖窮而匕手見的一招正好暴露了他們的“不承認”是別有用心的有意隱瞞。從“不承認”到“不同意”，正好說明了他們心中有鬼。 但在人民政府手裡卻掌握著權力，這個“衙門”我們有冤也沒法進去呵。我們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向上申訴、再申訴，耐心地等待、再等待。走過了三十多年漫長的路程，我們有耐心，還有足夠的勇氣！等了近一年，到1983年，才有一點消息傳出來，我父親“平反”的事，四川省統戰部組織了一個工作組，其中有鄒趣濤、李唯嘉等好幾個當年地下黨的領導人一同去了大邑縣。1983年7月20日大邑縣在如山的鐵証面前不得不對父親的案子進行復判。 這裡我想提出另一件相關的歷史，1953年6月26日大邑縣委作了《農村工作檢查報告》，主要檢查縣委的官僚主義，同時解決區鄉干部中存在的強迫命令作風。他們美其名曰要反對官僚主義和強迫命令，而就在兩天後，6月28日，大邑縣人民法院在周鼎文領導下，就以三項由他們編造的“罪行”，秘密判處了當時川西行署委員李光普“反革命、不法地主罪”。判刑後既不通知工作單位（這一點我烏法確認），又不通知家屬，也不張貼布告。這種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隨心所欲給不屬於他們可以處理的起義官員冤判的做法，不知要比官僚主義和強迫命令惡劣多少倍、恐怖多少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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