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0/09/03 07:18:07瀏覽380｜回應0｜推薦2 | |
| 希望
1963年，我懷孕了。 古人說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1951年我家遭了覆巢之災，是媽媽和婆婆拼了性命，保護了三支小鳥，保全了這個家。現在，經過了狂風暴雨、大災大難之後，我們的家就要增添新的成員，婆婆和媽媽特別高興。我給孩子取名為“暉”：黑夜后的光明，有晨曦的炫爛和活力，有朝陽升騰的必然。媽媽非常喜歡這個名字，她說：“這與你父親名字的意思相同，也算是一種傳承吧。” 婆婆和媽媽說什麼都要來重慶幫忙。婆婆開心地說：“我這是四代同堂了，真是福氣呵。”她一定要早一點來守著我。聽媽說，我小時候一步也不肯離開婆婆，只要看不見她就大哭大鬧，上幼兒園也要婆婆站在窗外我看得見的地方。現在我二十五歲了，婆婆還要來照顧我，非守在我身邊不可，我實在太幸運了。七十五年來，婆婆沒有離開過成都半步，來重慶那天，從早上起，她就不吃不喝，因為獨自一人上路，她那一雙小腳在火車上站不穩，根本沒有辦法上廁所。她在車上直直地坐了一整夜，當我在火車站接到她時，她仍精神抖摟，滿心歡喜。 媽媽准備了孩子的全部衣服和用品，在我臨產時請了兩個月假來重慶。學院正好有個貨車去成都，我們請司機讓媽搭車前來。這時，我已把弟弟轉入西南師范學院附屬小學，心裡暗暗高興，以我丈夫的名義把他從成都轉來，他或許能“蒙混過關”，得到進一步深造的機會。弟弟非常聰明，又熱愛學習，每學期都是三好學生，各種獎狀帖滿屋子。當看見媽前來，我和弟弟高興得又蹦又跳。媽笑著對我說：“你是要當媽的人了，怎麼還象個小孩子，你什麼時候才能長大呵？”媽媽哪裡知道，在她面前，我永遠都是個長不大的孩子。 後來聽那位司機告訴我們，他到成都就和媽約好，回重慶那天早上六點鐘，媽在約定的地方上車。早上他五點半去加油時，看見媽已帶著一大包東西孤伶伶地站在路燈下，那時是一月初，正是嚴冬之際，媽提前那麼多時間在凜冽的寒風中等候，她是怕萬一錯過了時間，搭不上車。我感到無地自容，我這麼大了，沒有能力照顧媽媽，還讓媽媽為我受苦受累。 1964年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女兒呱呱墜地。丈夫和媽媽從醫院回到家，已近半夜，大家興奮得無法入睡，一同舉杯慶賀。媽媽多准備了一隻酒杯，那是給父親的。她深信父親一定會來到我們中間，和大家共飲，和我們一起祝福下一代不再有災難、不再有痛苦，祝願孩子有幸福的生活和如錦的前程。 暉從小就表現出她特有的個性，愛哭愛鬧。每天熄燈鐘一響，她就開始哭，哭起來就沒完沒了，好象她曾經受過多大苦難似的。每次給她洗澡的時候，婆婆就大聲叫弟弟——個十二歲的小男孩，弟弟不管在外面玩得多痛快，都會丟下一切飛跑回家。他熟練地准備熱水，把尿布從大到小一張張擺得整整齊齊，再灌好熱水袋把它們捂熱。又幫忙遞洗澡用的東西，洗完後他立即洗尿布，井井有條地包攬了洗孩子的全部輔助工作。 暉在全家人的疼愛中一天天長大，她不再是個愛哭的孩子。這段時間我又有了久違的幸福感，除了在為孩子的忙碌中得到母愛的滿足外，也因為弟弟在學校的出色表現。他幾學期來一直是班上各門學科的第一名，弟弟會成材的想法在我心裡潛滋暗長著，我決心不遺余力支持他。 1965年弟弟以全年級第一名的成績和每學期三好生、五好生的榮譽小學畢業，但因為家庭的原因，他沒有考上中學，他落榜了。我們中國有一類最令人厭惡的人，他們自己身上長滿了虱子，卻偏要想方設法去抓弱者身上的跳蚤，以表明對上級領導的忠心。弟弟的班主任就是這種人，在考中學前夕，她以《家史》為題，要孩子們寫舊社會自己家人的苦難。其實這些學生都是建政後出生的，作文的內容多是從報章雜志上東抄西湊而來。我們這種家庭，叫弟弟怎麼寫？於是久久交不上作文。這老師立即意識到我家有問題，她在課堂上拖著嗓子、陰陽怪氣地對弟弟說：“你們家過去是怎樣剝削窮人的也可以寫嘛，這種‘家史’寫出來，會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這樣的話無異於把弟弟打入十八層地獄，從這天起弟弟再也抬不起頭來。而這個老師卻如獲至寶，趕快屁顛屁顛地跑去向領導匯報她的重大發現，由此而造成了弟弟沒有考上正規中學，他又一次被踢到民辦學校。 想到共産黨反复宣傳的有成分論，而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的政策和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的宣傳；全家人的心粉碎了。我曾下過最大的決心，不管有多困難，不管需要我負出多大的代價，我一定要支持弟弟上大學。現在他卻連讀中學都受到限制，我除了傷心絕望，什麼也做不了。這件事，再一次提醒我，要我牢牢記住我們姊妹永遠都擺脫不掉的“賤民”身份，我們決不能有“非分之想”。 1965年下半年，四清運動開始，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的厄運又來了，報上宣傳：被打倒的階級“人還在，心不死”，“他們就象挂在屋檐下的大蔥，葉干、根爛、心不死”，“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我們嚇壞了，剛剛放鬆的心又收緊起來。四清運動中，學校要求婆婆回原藉，婆婆本想多幫我照顧女兒一段時間，也不能夠了。 1966年初傷透了心的弟弟和婆婆一同回了成都。 大難不死 1966年5月的一個的深夜，學校廣播喇叭裡突然傳出刺耳的大叫聲，通知全體教職工趕快去開大會。迷迷糊糊中，我感到非常恐懼和緊張，直覺告訴我災難又在向我逼近。半夜的會上學校宣布“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只看到領導不停蠕動的嘴唇，卻不知他在說什麼。我沿著漆黑的道路高一腳低一腳地回到小小的臥室，暉驚恐地睜大眼睛靜靜地躺在床上，似乎兩歲的孩子都知道我們與眾不同，我們又將大難臨頭，她只能默默地忍受。而隔壁軍官家屬兩歲的女兒卻在大聲啼哭，以抗議她不容侵犯的受母親陪伴的權利。 我的預感沒有錯，一夜之間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誰見了我都裝著不認識，顯然，前一天晚上領導已經召開過會議，他們決定要教訓我一下。“揭發”我的大字報張貼了一大片，我的名字被倒著寫，前面冠上“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並用紅筆在上面畫上一個又粗又大的叉，和當年被槍斃的“反革命”脖子上挂的排子一模一樣，看來我被宣布該死了。我想起蘭曾對我說的話, 後悔莫及, 當初要是隨大流給校長送一份賀禮, 豈會有今天的災禍。從來沒有面對過這種事的我, 既害怕又氣憤, 我的傲勁又上來了，我在書上寫道：“如果別人打你的左臉，你就把右臉送給他們打，或許他們就不再打你。可我絕不！”不幾天學校的另外兩個教師相繼進了“牛棚”, 還給他們帶上高帽子游街，叫他們一邊敲鑼一邊說些罵自己的話。他們將怎樣對付我? 不得而知，但我暗暗下了決心，如果要叫我戴高帽子游街，我寧願死！ 應該是老天幫了我吧,我從小因父親無故被抓，在潛意識裡就有了保護自己的本能，後來父親叮嚀我不要參與政治，成了我謹遵的遺言，我一刻也不敢忘記自己“賤民”的身份。我從來不說和政治有關的話，我的任何一張表格裡都沒有填寫父親一欄，所以父親的情況沒有人清楚。盡管學校有不干活、專管人的書記，他們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卻沒有找出我這個“妖”來，領導又組織人反復回憶和過濾了我平時所有的言行，除了對領導不恭外，找不到能讓他們上綱上線的“政治問題”，暫時沒有把我定為運動對象。在那瘋狂的年代，學校教師被貼大字報的人很多，但這些大字報仍讓我憤怒，再一次感到我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裡，也不知道等著我的會是什麼命運。 更讓我傷心的是我的女兒，她才只有兩歲多，就因她是我這個黑狗崽子的孩子，她的身上自然就打上階級的烙印，也被批判成資產階級小姐。我害怕弟弟的命運又將落到她身上，為了她的安全，只好送她去西南師范學院幼兒園住讀。我們家的第三代也不得不經受痛苦了。由於我們窮，暉營養不良，又因出麻疹轉為肺炎，剛從醫院回家不久，身體很虛弱，在幼兒園常常生病。有時星期六把她從病房接回家，星期天又送進病房，到下個星期六再去接，她還住在病房裡。每次送她去幼兒園，她總是雙手抓緊我的衣服哭得死去活來，兩個老師用力掰開她的手，把她抱走，我便飛也似的逃開，這時才體會到不敢回頭是什麼滋味。 文化大革命運動向著毛澤東指引的方向前進，矛頭漸漸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學校是“黑狗崽子”相對較多的地方，造反派忙著“造反”，忙著當毛澤東的紅色保衛者（簡稱紅衛兵），再沒有人有心思來過問我們。不久，學校停了課，我是沒有資格參加、也不願意參加“造反派”的另類，趁機住在北碚，再不把女兒送到幼兒園，過了一段逍遙派的逍遙日子。 說是逍遙, 其實不然, 當時西南師院也成立了“八.三一戰斗團”, 但大多數教職工都參加取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保皇派”。 他們對反“右”斗爭還記憶猶新, 私下說: 這些年輕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以後成了反革命都不知道是怎麼當的。不久重慶的學生到北京串聯, 北京南下串聯的學生也來到重慶。第一次來的北京小將, 多是高干子弟, 他們對偉大領袖的真正意圖混然不知, 全部身著舊軍裝, 腰綁寬寬的軍用銅頭皮帶, 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他們高喊“老子英雄而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的老子即將成為“黑幫”。他們把首都的革命狂飆帶來, 把紅衛兵“造反有理”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帶來, 也把“要武”的作風帶來。學院立即沸騰起來，辯論會上, 說不了兩句他們就解下皮帶劈頭蓋臉向對方打去； 批斗“黑五類”或走資派的時候, 他們掄起皮帶, 銅頭“叭、叭”地打在對方身上、臉上, 只見“壞人”們頭破血流, 滾翻在地。接著戴高帽子和五花八門觸及皮肉的手段也應運而生, 花樣層出不窮, 看到這些, 我怎麼逍遙得起來? 一天,西南師院“八.三一戰斗團”, 和保守派“工人糾察隊”在一教學樓發生沖撞, 老工人符某某被革命小將推下樓, 摔成嚴重腦傷而昏迷不醒, 送醫院後, 治療無效身亡。他是重慶文化大革命因訴諸武力而死亡的第一個人。 媽媽從不給我寫信，也不准我寫信回家，我知道她是為了保護我，可我對她們的耽心卻與日俱增。那時，造反派除了斗爭“當權派”就是斗“黑五類”。一天，我看到一群老人手執黑旗，旗上寫著白色的“黑五類”三個字，身上套了油印過的臘紙做的背心，藍黑色的油墨順著衣服流滿全身。他們低著沾滿油墨的頭，在紅衛兵的驅趕下游街。這群拖著蹣跚的腳步、全身黑透的黑人走過的路上，留下斑斑點點的墨跡。看著這些，我就想到婆婆和媽媽，卻無法知道她們的遭遇。1966年底，重慶的造反派開始鬧分裂，67年初報紙上對立的兩派正式打出旗幟並相互攻擊，勢不兩立的斗爭表面化、激烈化了。我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第二天就帶著暉回成都去了。 我怎麼也沒有想到家會變成了眼前的樣子：十平方米的屋子空空蕩蕩，一張雙人床擺在角落，除了這張床，什麼也沒有。這段時間我們的家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媽就有一種不詳的預感，直覺告訴她又將會有新的災難降臨。她時時注意事態的發展，她看到報紙上報導說：“有的‘黑五類’家裡還保留著以前運動中死亡親人的骨灰，是准備變天反攻。”媽知道，報上說的好事我們得不到，說的壞事我們逃不掉，決不能象父親一樣存僥幸心。 看來，爺爺的骨灰是保不住了，要是被人發現，我們將百口莫辯。這罐骨灰又不敢隨便抱出去，被人發現了，就是死路一條。媽和婆婆商量，為了保護全家人，已經顧不得那麼多了。婆婆把爺爺的骨灰罐包在胸前，用毛巾一點一點地仔仔細細地擦拭得干干淨淨，她喃喃地和爺爺嘮嘮叨叨：“老爺子，你千萬別怪我們。十幾年來，你一直陪著大家。現在，你也看到了，我們沒有辦法留你，家裡還有孩子們，我把你送走吧。你不要害怕，要不了多久，我會來陪你。”媽媽低頭緊緊地咬著嘴唇。此后，婆婆利用每次倒垃圾的機會，帶著恐懼、含著眼淚把爺爺的骨灰藏在垃圾裡，一點一點地倒進垃圾堆。 那時弟弟回成都不久，剛辦了去多子巷民辦中學的手續，學校就亂了。紅衛兵開始是斗老師，后來在“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聲中，就斗爭“黑五類”的“狗崽子”。把他們當馬騎，還打著叫馬兒快跑；逼他們喝痰盂裡的水，不喝就用皮帶抽。媽不忍心讓弟弟去學校，叫他成天躲在家裡。好心的鄰居說：“老這麼躲著不是辦法啊，要是他們找到家裡來，你們怎麼辦？”於是介紹弟弟去離家較遠的一個民辦廠工作，因此弟弟十五歲就走上了工作崗位。以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學校早把他忘記，他就順理成章留在城裡。 1966年8月24日，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要派出所“和紅衛兵取得聯系”，“供給他們情況，把黑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幫助他們抄家。有人問：“紅衛兵打死人怎麼辦？”謝部長答道：“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於是，從北京開始，一場遍及全國的紅衛兵大抄家活動迅速蔓延開來。 常聽說某某被打死，某某被打殘。窄巷子一個姓韓的單身女人，地主成分，十幾年來一直住在一間很小的房子裡，規規矩矩靠織毛衣為生。紅衛兵抄她的家，找不到值錢的東西，就拿來一塊厚厚的大木牌，上面寫著“地主婆”，用細鐵絲挂在她脖子上，趕著她游街。那天以后，很久都沒有再看到她。 一天，一個人被紅衛兵押著走來，看身形，是個六十歲左右的男人，頭上套了一條女人的舊內褲，只見他淚水不斷。小將們得意洋洋、嘻嘻哈哈推著他從我家門口走過。 一樁樁、一件件觸目驚心的暴行，在身邊不斷發生，媽和婆婆非常害怕，她們象等待被宰殺的羔羊，在膽戰心驚中度過一天又一天。 一天，媽媽看見兩個農民模樣的人，在我家對面的街邊站了很久，還指著我家小聲說著什麼，媽媽很害怕，干脆向他們走過去。啊，這不就是我們過去的車夫老邱和勤務員嗎？一進門他們就問：“廳長怎麼樣，他還好嗎？”原來自解放初期離開我家后，他們就回到農村老家，對我們的情況一無所知，現在聽說城裡紅衛兵抄家打死人，就想方設法找到我們，才知道我家的變故。 一陣沉默后，他們說：“你們有什麼困難，我們可以幫助你們。” 媽媽回答：“我們是有罪的人，應該接受人民的懲罰，絕不能牽連你們。” 他們卻說：“你不要怕，我們是貧協主席，什麼都懂，我們有辦法幫你們。” 媽媽感謝他們的好意，仍表示不願牽連他們，最后，他們一再叮囑，如果有問題就去找他們，才離開。 媽媽知道，我家在劫難逃，她和婆婆只能聽天由命，唯一放心不下的隻有弟弟，怕抄家的人進來時弟弟在家，萬一他與紅衛兵沖突起來，小命難保。媽強迫弟弟答應，不管家裡發生什麼事情，他一定要馬上離開，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其他的事都不要管。 妹妹回家來，對媽說：“你把家裡好一點的東西交給我拿走，那些都是你辛辛苦苦一針一線做出來的，為什麼讓他們隨便拿去。我家是工人，放在我那裡很安全。” 媽媽說：“別說我家根本就沒有值錢的東西，就算有，也不能交給你拿走，要是被人知道了，豈不害了你。而且弄得我也說不清楚，人家會認為我不知藏了多少東西出去。我啥都沒有，藏什麼？你爹當年如果不是存在僥幸心裡，我們家何至於成現在這個樣子？” 在災難來臨之時，媽媽不逃避，她決心勇敢面對。只要弟弟安全，她就什麼都不在乎了，所以，一再叮嚀妹妹要保護好弟弟。 日子一天天在恐懼中度過，眼看抄家行動已近尾聲。那天，媽媽領到工資，她買了肉，准備做點好吃的等弟弟回家。突然聽到由遠而近的雜沓的腳步聲，接著是打門踢門之聲。 一群中學生闖了進來，他們拿出《毛主席語錄》齊聲念道：“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象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接著，一個頭領模樣的人厲聲說：“老實點，把錢交出來！” 媽媽把剛領到的十幾元工資全拿給他們，婆婆身上的小鈔和硬幣也遞了過去。他們抓起媽裝衣服回家干活的布袋，把我給弟弟的一些小盒子和小玩具扔進去。一隻破鐘、媽存了幾年錢剛織好的一件淺灰色毛衣和她們好一點的衣服、被褥全裝進包裡。這一點點東西太不夠味了，紅衛兵小將們就開始更仔細的搜索行動。他們打開每一個抽屜，每一個櫃子，每一個可以裝東西的地方，掀開枕頭、被子、床單，找遍每一個角落和縫隙，卻找不到任何讓他們感興趣的東西，除了些破破爛爛，什麼收獲也沒有。 此時，弟弟正好下班回家，路過鄰居包伯伯家門口，鄰居向弟弟使了個眼色，悄悄地說：“來了，快走。”弟弟擔心地看著我家的破牆，不肯離開。鄰居說：“你幫不了你媽，你要是被紅衛兵抓去，你媽還能活得下去嗎？快走吧！”弟弟無可奈何地轉過身，一步一回頭地離開。 紅衛兵們把屋子翻了個底朝天，卻找不到他們看得起的東西，滿肚子不高興。其中一個人把年近八十歲的婆婆叫過去，說： “叫我。” “紅衛兵同志。”婆婆膽戰心驚地說。 “你有什麼資格叫我同志？” “紅衛兵小將。”婆婆又叫一聲。 “小將，這難道是你有資格叫的？” 婆婆無奈地說：“我不知道該怎麼叫啊。” 那“兵”以軍人一樣迅速的動作，一耳光煽在婆婆臉上，吼道： “叫紅衛兵爺爺！” 婆婆臉上頓時增加了五條紅紅的指印，她又痛又怕，顫顫巍巍地重復： “紅衛兵爺爺。” “連人都不會叫，給我跳舞！” 婆婆早已嚇得魂飛魄散，她那麼小的腳，怎麼跳？隻是雙腳交替著動了幾下。又是一記狠狠的耳光，婆婆兩眼直冒金花應聲倒地，臉頰上火辣辣的。媽本能地想過去扶起她。 “不准去！” 一聲狂暴的吼叫。媽嚇得不敢再動。 有人發現爐子上煮的肉和飯，他們便一擁而上，兩分鐘后肉就成了他們的腹中物。最後，這幫人砸了飯碗，扔下一張條子，勒令媽媽第二天把上面寫的東西送到西安路某某中學，便揚長而去。他們邊走邊說：“趁現在還早，再去抄一家。” 整夜，媽媽和婆婆兩個人擠在廚房的角落裡，呆呆地坐在小凳上，一直到天明。 晨光把媽從麻木狀態中驚醒，紅衛兵扔下的字條還在地上。除了留下一張床外，家裡的全部家具都在條子上：兩張床、一個床頭櫃、一個破舊的老式平櫃、一張飯桌和幾個方凳和一對有裂口的清朝時期燒制的青花瓷罈，還勒令把房契交公。媽借來一輛板車，一個人拉車把所有東西如數送到這所中學，房契交到派出所。媽個子矮小、身體瘦弱，體重已不到四十公斤，是怎樣的一種精神上的重創，使她迸發出那麼大的力量。在我的心裡，定格了媽媽無畏而堅強的形像，和永遠打不倒、壓不彎的精神，我為有這樣的媽媽而自豪。 家裡一片狼籍，紙片、書籍、衣服、毛線、被子，扔了一地，其中還夾雜著生活用品和摔壞的飯碗碎片。好心的鄰居送來一付老光眼鏡，媽才能看清楚滿地亂七八糟的東西。妹妹回來了，幫著收拾殘破的家。弟弟在哪裡？妹妹騎著自行車到處尋找，終於在弟弟工廠角落的麻袋下面找到憔悴他。 看著空空的家，媽媽說：“這下好了，這次徹底地証明我們沒有藏任何財產，証明我們一貧如洗，不會再有人對我們感興趣了。”話雖如此，媽媽好多天都吃不下飯，睡不好覺，瘦了一大圈。 婆婆病了，開始她自己悄悄在門口買了點草藥，但病情不見好轉，她咳嗽不停、夜不能寐，眼睛看東西有些模糊。吃了些中藥，才略有起色。婆婆的病是由抄家引起的，極度的緊張和恐懼，挨打受辱讓身心都遭到重創，徹夜坐在牆腳受到的風寒，使婆婆如風前燭、瓦上霜的身體倍受摧殘，隻剩下一點點活力。她的心臓、氣管、肺全部出了毛病，醫生說，婆婆生命的長短全靠照顧的好壞了。 我和暉回家，媽媽臉上才有了笑容。我們去市場上買了一張農民做的簡單的雙人床，一張舊飯桌和幾個竹凳子，弟弟睡在樓板上，這個家才又有了生機。三歲的孩子最逗人愛，暉會唱歌，會跳舞，又天真、又活潑，全家人的注意力一下子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孩子的笑聲無疑給兩位遭難的老人帶來很大的安慰，媽媽和婆婆漸漸從深深的憂郁中走出來。弟弟用兩根粗麻繩從屋梁上吊下來，下面綁一個小凳子，給暉做了個秋千，為了怕麻繩勒壞她細嫩的小手，在手拉的地方綁了兩塊絨布。暉蕩千秋，常忘了抓住絨布，於是，幾個大人不約而同地驚叫：“絨布！絨布！”家裡才又飄蕩著溫暖的氣息。 |
|
| ( 在地生活｜亞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