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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9/02 07:47:10瀏覽399｜回應0｜推薦1 | |
| 團圓?
1959年8月我大學畢業，分配到重慶一所中等專業學校任教。報到後領到8月份的工資42元5毛，因為正逢暑假，我快樂得象小鳥似的飛回了成都。 那時，肉已經實行定量供應，每人每月半斤肉票。媽媽帶我們來到城外三洞橋的一家小飯店，它臨河而建，魚用一個大籃子裝著，養在河裡，任顧客隨時選擇。小店周圍是一片草坪，不遠處有帶竹籬的農家小舍，竹籬上爬滿藤蔓，墜著大大小小的瓜兒，幽靜而清雅，很有小橋、流水、人家的意境。最重要的是，這家店有肉賣。 媽媽點了好多肉菜，擺了滿滿一桌，全家卻沒有興高彩烈、也沒有喜形於色。我們心裡都有一股酸楚，在這最重要的時候少了一個最重要的人，是多麼遺憾和悲涼啊！近十年了，我們和這些美味無緣，現在，敞開肚子大吃一頓，是喜悅、是輕鬆、是滿足、是思念？誰都說不清。只有弟弟飯後興奮地說：“我不說話，不抬頭，一個勁地吃，脹得我氣都喘不過來了。” 媽媽現在不用熬那麼晚才睡覺，我們終於走出了在飢餓線上掙扎的困境。 這時，我對父親的思念隨著他刑滿的日子越來越近而變得更加強烈。195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大慶，9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大赦令，這個命令的第二條明文寫著：“反革命罪犯，判處徒刑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確已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看到報紙，我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加速奔流，淚水忍不住涌進眼眶，我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們終於熬到頭了。僅管父親並不是真正犯了反革命罪，但他被判刑九年已經坐牢八年，即使從他被判刑的1953年算起，他也“勞改”了6年多，超過了“刑期”的三分之二。顯然，他完全符合大赦令的規定。 父親就要回來了！晚上，一輪圓月當空，父親、媽媽一定和我一樣，都在望著這輪皎潔的明月吧，天涯共此時，月亮一定知道我們的期盼。我忘了幾年來我家遭到的種種不幸，忘了凡是聽起來對我們有好處事都不能在我們身上兌現；我對父親回家的希望太強烈了，竟然失去了分析力，相信父親馬上就會回家，甚至還好像聽見他向我走來的腳步聲。媽媽的表情仍然沒有變化，她總是那麼沉穩，她象一座永不爆發的火山，僅管內心翻騰著滾燙的岩漿，外表卻仍然冷靜而平淡。 1959年底，報紙上刊登了杜聿民和其他九名戰爭罪犯獲大赦出獄的報導。但父親卻沒有回家，我們沒有收到他的信，也完全沒有他的消息。難道國家主席的命令不管用？難道父親掩護共產黨員比爛殺共產黨人的戰犯還“惡”？難道他6年多來規規矩矩、努力勞動還不能算“從善”？但是，我們能到哪裡去問呢？我們又敢去哪裡問呢？我的心從快樂期盼的頂峰掉進冰窟窿裡。我無可奈何地安慰自己，法國作家大仲馬說過：人類的一切智慧都包涵在這四個字裡面：“等待”和“希望”。父親被判的刑期是9年，1951年被“抓捕”，就是不獲赦，明年初也該回來了，不就多等待3個月嗎，我們不會放棄希望，我們也能等待。 1960年3月初我就開始坐立不安了，每天都盼著父親回家的喜訊。3月底，我等不及了，寫信給媽媽，說：“爹回來後，你們馬上復婚，再讓爹好好休養，我們一家人從此再也不要分開了。” 就在全家懷著最大的熱情，日盼夜盼，准備迎接親人歸來時候，4月初，派出所突然把媽媽叫去，警察板著面孔扔給媽媽簡單的一句話：“李光普已於2月初死亡。”這消息就象一個重磅炸彈在媽腳下炸開，她瞬間感到天塌地陷，她失去了一貫的鎮定，以強硬的口氣回答：“人死了那麼久，你們對我說干什麼，他和我沒有關系！你們應該通知他的兒女。”媽媽仍沒有掉一滴眼淚，但是她走回家後就一病不起。 看了媽媽的來信，我的腦袋“嗡”的一聲變成一片空白。我不能思考、不能說話、也沒有眼淚。我失魂落魄地久久坐在操場上，直到月亮高高挂在天上。我問自己這是不是一場夢？等我回家的時候，說不定父親已經在家裡了，我還會扑在他懷裡撒嬌。可是媽媽 的信還在手上，我再讀一遍，仍然不能相信是真的；是不是他們弄錯了，會不會有一個同名同姓者？我又讀了一遍信，我不能再騙自己，父親真的已經走了。我把頭深深地埋在兩手之間，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胸前和兩袖已濕了一大片。我再也不能被父親擁抱，再也不能聽父親叫我一聲“涵兒”，再也沒有一雙溫暖的大手來撫摸我的頭發、捧我的臉，我的生活裡再也沒有父親了！我永遠失去了一生中最愛我也是我最愛的男人，將來的日子我該怎麼過？繼而，我又想到家裡的每一個人，他們和我一樣，失去了最親的親人，她們又將怎樣熬過這痛苦的日日夜夜——特別是媽媽。 晚上，我一直不能入睡，恍惚中，看到父親來到床邊，給我唱了支歌。 夢裡聽到的歌 孩子， 你睡著了嗎？ 爹給你唱支歌， 你要聽好。 不要失望，不要悲傷， 身體的破碎也是一種美妙。 從此， 靈魂獲得自由，可以任意飛翔。 不再聽信謊言， 不再左顧右盼， 不再苦苦等待。 爹從死亡裡重生， 來把最愛的人探望。 愛妻，你好。 我了解你的艱辛、痛苦和無奈， 更敬佩你的勇敢、堅韌和剛強。 抬起頭來吧， 你可看到我深情的目光？ 孩子，別哭。 爹沒有離開你， 快把頭靠在爹身上。 爹正親吻你的頭發， 撫摸你的背脊， 你可能感受到？ 孩子啊，千萬記住， 爹不會離開你， 爹永遠在你身旁。 早上醒來，夜裡的一切依然清晰，父親的臉龐、身姿、動作、表情，歷歷在目，那不是夢幻，父親真的來看過我，我相信，父親不會離開我，他一定會再來到我的生活中。我不會失去他，父親永遠都會和我在一起。 幾十年過去了，我們一直在等待，從二十歲的青年等到變成近七十歲的老人，卻從來沒有任何單位通知我們這些當時已經成年的子女們，父親是在哪一天去世的；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們父親葬在什麼地方。我們連看看父親的遺容，在他的墓前給他燒張紙錢的起碼權利都被剝奪了！我更不敢想，說不定父親根本就沒有墳墓，說不定……。 秘密 父親的死實在是個謎，為什麼在即將刑滿釋放的時候父親會突然死亡？就算是死刑犯在行刑後家屬都可以領尸掩埋，為什麼父親在嚴冬雪厚的時候死亡，卻沒有人通知我們領遺體？聯系到父親當年無故被關押，被任意羅織的罪名判刑，1957年底被轉到與世隔絕的石棉礦，1959年又沒有獲得政策規定的大赦，事情為什麼有這麼多蹊蹺。我自然就產生了疑團，並決心去解開它。 新康石棉礦在離雅安西南不遠的石棉縣葉平村附近的高山峽谷之間，這是於1951年建立起來的勞改營。那裡山峰重疊，林深蔽日，道路蜿蜒，幾乎與世隔絕，一般人走進礦區連路都找不到。冬天，積雪覆蓋了山巒、樹木、房舍、道路，石棉礦就成了插翅難飛的密封的世界。在這裡，犯人們負責開採石棉。 石棉是夾在石縫中的一種礦物質纖維，這裡使用的是最原始的開採方法，哪裡有石棉就在哪裡採，每一個工序，都利用勞改犯的雙手進行。年輕力壯的犯人站在台階或山坡上把岩石鑿下來，其他勞改犯則在屋子裡用手將石棉從岩石中分離出來，再進行包裝。那裡的石棉質量好，夾在岩石中白色絮狀的石棉，被風吹得飄呀飄的，象“白毛”似的。分離石棉，勞改犯人沒有保護措施，那比重較輕的石棉剝離出來，“白毛”到處飄飛，無孔不入。它們鑽進人的鼻孔，進入氣管，天長日久，石棉慢慢堵塞了支氣管，肺功能就會逐漸下降，成了醫學上說的塵肺。病人咳嗽、吐痰、哮喘，並越來越痛苦，從而逐漸喪失勞動能力。對“犯人”來說，勞動改造不會因有病而停止，如果不能熬到出獄，就隻能除死方休。當然這個過程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可以肯定，父親進石棉礦兩年多，一定吸入不少石棉，但他在那裡的時間不算長，還不至於到因塵肺而死亡的程度。 後來，弟弟去過這個礦，我也不遺余力，通過各種渠道打聽父親在那裡面的情況，還見過好幾個從石棉礦出來的人，有的還是父親同室的難友，對當年那裡的情況有了大概的了解。 一個年輕人從石棉礦刑滿回家。媽找到他，他說，他剛進去時，有人指著父親對他說：“這個人解放前是大官。”他便去與父親交談，才知道他的家和我們離得很近，他問父親：“你家裡有老有小，你不耽心嗎？”父親說：“不耽心，我妻子會把家撐起來。”還不無驕傲地說：“我女兒就要大學畢業了。” 另一個人說：他認識父親，父親不愛講話，1959年後有一段時間，獄裡發給每個人谷子，叫他們自己搗掉谷殼送去煮飯，好多人因為搗不干淨谷殼，很多人吃了不是拉不出大便，就拉肚子，父親也因此而生病。那時父親的身體已不太好，有些咳嗽。因為營養不良， 父親還得了夜盲症, 晚上就寸步難行了。 在崇州市我還見過一個人，他也在新康石棉礦勞改過，他曾是父親的下級。一個偶然的機會父親見到他，很高興，並興奮地告訴他，說：“省裡已下通知叫我去，看來我快出去了。”當時父親雖然在咳嗽，但他的心情非常好。但這位難友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父親，過了很久他才聽說父親早已去世，覺得十分奇怪。 也有和父親同一室的人說，1959年冬，父親咳嗽比較很厲害，有時還伴隨著哮喘；特別是早晨和晚上，他咳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咳了一陣，好不容易吐出些又稠又黃的痰，才顯得輕鬆一點。監工卻因父親咳嗽耽擱了時間，用鞭子劈頭蓋臉地抽打他。有一天父親不見了，大家從此就沒有再見到父親，這位朋友也沒有再聽到過父親的任何消息，後來傳出父親早在正月初二病死。 大邑縣在父親“平反”的材料上寫的是父親“因病去世”，而省勞改局檔案上登記的卻是“工傷死亡”，大邑縣縣志上記載的又是“因礦石砸傷死亡”。 這些來自政府文件上的自相矛盾的死亡原因，經得起分析嗎？那些父親的難友們的話，又說明了什麼？起碼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父親是在無其他勞改犯人看到的情況下死亡的。如果是工傷或礦石砸傷死亡，一定是在上工的時間，一定會有旁觀者，一定會被很多人看到，消息也會被傳開。何況這個石棉礦不是爆破作業，是露天開採，怎會被礦石砸傷而死？他傷在哪裡？是一傷斃命，還是傷後搶救無效？ 另外，既然說省裡叫父親去，怎麼竟沒有去？是誰說謊騙了父親，又為什麼要騙他？這不奇怪嗎？父親如此不明不白的死，死後又不敢通知家屬認領遺體，我相信這件事裡有鬼。至於這“鬼”是什麼，大邑縣的縣志上已經說得很明白，那是父親“被礦石砸傷去世。”是誰砸了他，為什麼要砸死他？這些就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明眼人可以分析並得出結論的“秘密”了。 父親的遭遇，我想過很多很多，我反反復復的思索。為什麼大邑縣敢于不顧共產黨中央對起義人員的政策，不顧國家向人民公布的黨紀國法，居然把他關押起來，還判他的“罪”？最後，父親仍然還是被人置於死地！是大邑縣胆大，還是大邑縣後面有力量支持？是父親在經濟上給地下黨員支持太多，他了解川西地下黨賣雅片、造假幣等內幕太多，還是另有其他政治原因？一個小小的大邑縣，是不可能跑到石棉把他送入死地的。父親如果不是太愛國、太善良、太迂腐、太輕信，怎麼會和中共攪在一起，和當時東躲西藏的“同鄉”走得那麼近，而且居然聽信了他們的說辭，決定不去香港，留下來准備繼續建設祖國。 時光依舊流逝，街市卻並不太平，媽媽首先從喪失至愛的巨痛中站起來，因為那時正是全國老百姓在“三面紅旗”指引下最困難的時期。她沒有時間悲哀，她身上的擔子再也不會有心愛的人來分擔，她更不可以倒下。 那時，我們每人每月只有十九斤糧、半斤油票、半斤肉票，大家都吃公共食堂。我所在的學校每月按定量賣飯票給大家，但各種有權、有關系的人在食堂裡巧取豪奪，蒸飯的竹筒一次又一次被鋸短，飯也越變越稀，晚上餓得睡不著覺，只好起來喝水。學校裡很多人得了腫病，我也如此，兩條腿腫得發亮，一按一個深坑。按規定，患了腫病的人可以到醫務室領到一些糠，但那年頭吃糠也是一種特別待遇，醫生得聽領導的安排。我出生不好，又不肯巴結領導，再腫醫生都裝著看不見。 按照四川省的規定，街道也開辦集體食堂，居民都得在食堂統一開伙，和我的學校一樣，本來就極少的定量，還要被掌權者克扣，誰都沒法吃飽。有的家庭因飢餓鬧著分飯票，有的孩子天天和父母算糧賬，我家卻總是互相照顧。弟弟最開心的日子就是星期六，放學后，婆婆給他包幾塊泡菜，他拎著去媽媽工廠，媽媽用省下的飯票給他買飯，弟弟可以美美地吃頓飽飯。 1960年寒假回家，我發現婆婆特別愛喝酒。當時酒也很難買，每天下午公園內賣一次酒，一個人只能買二兩。那酒渾渾黃黃的，說不上是甜酒，還是白酒。我每天吃了午飯就去排長隊，當我小心翼翼端著酒回家，已是快吃晚飯的時候。婆婆幾口把酒喝光，滿意地笑了。後來我才知道婆婆不是愛喝酒，而是喝了酒就不會感到那麼餓，可以少吃些飯，就能讓正在長身體的弟弟多吃一點。我也才弄明白，為什麼家裡有時會給我寄點糧票。 是婆婆媽媽的關懷、奉獻和犧牲，支持我們走過那段極其艱苦的歲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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