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前 416 年，周威烈王十年的時候，雅典大軍圍攻一個名叫 Melos 的小島。這個島沒有武力，也不大有甚麼商業，只靠農業勉強生活。雅典戰敗波斯之後，想作希臘的盟主，要收服這島，派使者去交涉，非降則戰，島民請求中立，也不答應，於是終於決裂，雅典派兵攻破這島，屠滅所有成年男子，把婦女小孩擄去為奴。 ... 這件小小的事情，在軍事上很少價值，在政治也沒以直接的影響，但是卻激動了兩位大人物，在思想文藝上留下了大紀念碑。一個是 Thoukudides ，在他那簡潔嚴謹的歷史裡分出二十六章的地位來紀述這件事，許多 « 左傳 » 式的敘錄很有藝術價值，但最重要的是他的道德與歷史眼光。據他看來，這件小事即是雅典衰落的根源，因為這正犯了「過」 (hubris) 的大罪。 ... 還有一個人是 Euripides ，他是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 ... 他於第二年春天，大艦隊還在預備出發的時候，發表他的傑作之一 « 忒羅亞的婦女 »(Troades) 。這是講希臘聯軍征服忒羅亞的事，傳說中最有光榮的勝利，但是他講得很特別，我們相信他手裡寫著忒羅亞，心理卻是想著 Melos 。所以他所寫的並不是光榮的勝利，乃是勝利的悲哀。戰事完了，『聖林空虛，神殿上染紅了鮮血』 ... 」。

以上這一段文字出於周作人（ 1885-1967 ）， 1924 年。精簡幾句話，就透露了對希臘文學深刻的把握。在前幾篇我談「物怪」的文章裡頭稍有提到江紹源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以民俗學與宗教人類學的角度重審中國古代典籍，在當時是新的目光與方法。江紹源算是第二代。他的前輩們才剛打破「經學」的神聖教條不久，開始採用現代的神話學、民族誌等多元視角去重新詮釋中國的古典，最著名的代表是顧頡剛從史料耙梳延伸到歌謠調查以及 « 禹貢 » 半月刊的成立，而另一代表是周作人。周作人並不是古史論辨出身的，卻更直接吸收到當時歐洲的文學研究，後者無獨有偶地也歷經了古典學延伸到宗教人類學的學術典範轉型。這種轉型簡單的說，就是把歷時的 (diachronical) 文獻研究，或套用胡適的話：「故紙堆」，和「共時的」 (synchronical) 、現存的信仰、風俗習慣作一種對照。 原來，文獻上很多不復存在或是零星殘存的古代生活，可以「禮失求諸野」地找到答案，而這個「野」，就是世界各地諸多面貌的原始思維。

（Kluckhohn出身古典學訓練，曾於1928年赴牛津大學深造，師從底下的Gilbert Murray。爾後返回哈佛大學獲得人類學博士。他和Leland Wyman編的Navaho族誦唱祭儀分類，是人類學研究的傑作。）

（Murray為英國的古典學教育做了很有貢獻的改革。他曾用英國詩人Swinburne的風格體例去翻譯希臘悲劇。）

據周作人自己的回憶，他在 21 歲於日本讀到 Charles Mills Gayley 的 « 英國文學裡的古典神話 »(The Classic Myths in English Literature) 。此書讓周作人知悉 19 世紀英國神話學者 Andrew Lang （ 1844-1912 ，跟尼采同年生）的研究，繼而購得其 « 習俗與神話 »(Custom and Myth) 以及 « 神話、儀式和宗教 »(Myth,Ritual and Religion) 。在 19 世紀後半的歐洲，「人類學」還是個新生兒，跟我們今日的認知差距很大。我們感興趣的是，跟 « 古史辨 » 造就了許多人類民俗學研究開創者雷同，當時歐洲研究神話與民族誌的人，很多都是古典學出身的。我手頭上有一本極有用的小書，正是劍橋儀式學派第三代弟子，也是著名的人類學家 Clyde Kluckhohn 寫於 1961 年的 « 人類學與古典學 »(Anthropology and the Classics) 。他在這本小冊子裡提供了我們一個背景說明。英國宗教學鼻祖、以提出「泛靈論」著稱的 E.B.Taylor（1832-1917） 在 1888 年開了一門講座，叫做「希臘與拉丁作家文獻中的人類學闡釋」。受到這種新視野的刺激，兩個科班古典學訓練的學人邁出巨大的一步，一個就是上述的 Lang ，另一個正是大名鼎鼎的傅雷哲（ James George Frazer ， 1854-1941）。

（大陸幾年前就把Themis: a Study of the Social Origins of Greek, 1912年，翻譯出來了。底下那本則是1903年出版的<希臘宗教研究引論>）

我們只要稍微讀過艾略特（ T.S.Eliot ）或是佛洛伊德的 « 圖騰與禁忌 » ，都知道傅雷哲對於西方宗教學與文藝思潮的衝擊。如果沒有他的鉅著 « 金枝集 » （ 1890 年），艾略特的 < 荒原 > 是不可想像的。傅雷哲利用許多殖民地傳教士與探險家的風俗調查報告，來回頭檢視古代希臘與西亞的神話，尤其以 Adonis 復活神話為核心。循著這個方式，利用世界各地現存的神話、儀式、法術和民俗，可以讓古文獻還有古代藝術中很多疑點渙然冰釋。借用王國維的語詞，這是「二重證據法」。（當然，王國維指的是出土資料與傳世文獻相對勘）傅雷哲的幾個學生，除了對經典文獻的紮實訓練外，也不時參照神話與儀式的架構，史稱「劍橋儀式學派」： Jane Harrison(1850-1928) 專精希臘宗教史， Gilbert Murray(1866-1957) 是希臘文學史巨擘，而 F.M.Cornford(1874-1943) 則在柏拉圖、先蘇哲學的研究卓然成家。前兩者的著作是周作人常援引的，但在中文界卻這幾年才逐漸為人知曉。

（Jane Harrison精彩地展現了文獻與陶片繪畫對照解讀的功力，很多涉及到儀式法器的指認）

1908年，周作人在日本立教大學學習希臘文，開始讀色諾芬(Xenophon)的«行軍記»(Anabasis，又譯「遠征記」)。有趣的是，周作人先從希臘化時代的「普通希臘語」（koine，即«新約»的書寫語言）入手翻譯，才慢慢回到古典作品。我們今日中文界對希臘文學與文化的理解，說實在的還很難達到周作人當年高度。附帶一題，楊牧幫我們指出，對周作人來說，古典希臘文化的美與理想，在他的時代有了具體的再現，那就是日本。所以我們不妨想像，周作人娶了日本女子羽太信子為妻，或許心目中想的是娶了一個雅典娜或是維納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