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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3 01:00:37瀏覽1805|回應1|推薦34 | |
線上影音http://tw.leaders.news.yahoo.com/leader/8/140/ 「幸福是總體概念,自己一個人幸福,其他人不幸福,事實上是沒辦法成就自己的幸福..」 幸福是一個總體 -陳長文 - Yahoo!奇摩新聞領袖專訪系列 (上) (08) 受訪者 :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長/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陳長文 主持人:馬雨沛,前新聞主播,現任教於淡江大學傳播系 上集訪談題目是: 一、紅十字會能見度不高 但工作紮實 下集訪談題目是: 六、律師為了錢 不顧社會正義? 訪談記錄 (上) 問 : 馬雨沛:歡迎您從Yahoo奇摩線上收看今天的台灣領袖專訪系列節目,在今天我們邀請到的這位台灣領袖,他在許多不同的領域都是意見領袖。所以大家應該可以說對他很熟悉;但從另一個角度,大家又對他不太熟悉。因為大家熟悉的可能是他的文字、見解,但是其實並不常看到他的身影。所以要看到他的身影,常常是在一些社會角落,反而是有鎂光燈時他會避開。 今天的影音專訪,對線上很多參與的朋友來說,是個很好的機會。我們今天歡迎陳長文陳律師,也是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長陳會長。歡迎您。 剛剛已經有講到,律師在許多不同領域作了許多不同的事,但由於紅十字會這一塊和公眾事務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因此有網友特別在網路上詢問,他因為工作的關係,會接觸與紅十字會相關的工作。因此他發現,這組織真的是作了很多事;但他同時也發現,社會大眾對於紅十字會做了些什麼,好像不是那麼瞭解。因此他想問,紅十字會是不是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更多人來瞭解?甚至進而參與紅十字會? 現在公益行銷也是相當重要。要如何鼓勵更多人來參與?另外,陳律師您當初又是怎樣參與的? 答: 陳長文:105年前的中國,就已經有紅十字會的組織了。這組織是105年前在瑞士成立的。當時有一位銀行家亨利‧杜南,他二、三十歲時經過義大利一個發生戰事的地方。當時遍地都是傷兵,哀鴻遍野。亨利‧杜南看到這種情形,感到相當不忍,就和當地的居民救助這些傷兵。 回去後,他對這景象久久不能忘懷,就把它寫下來,寫成一個memoir(備忘錄),這個紀錄在歐洲引起廣大的回應。裡面寫的其實很簡單:在戰場上,傷兵沒有人救助,任他在那裡哀號、死亡,讓人很不能接受。他呼籲世界應該要成立一個自願救援的組織、推動救援的運動。這呼籲得到了許多國家的支持。自此之後,因為大家覺得這個人很了不起,就以他的國家(瑞士)國旗翻轉過來,成為紅十字的標誌,以紅十字組織來作運動。 亨利‧杜南雖然是銀行家,但他死時,最後是一貧如洗,沒有人認識他,在療養院中死去。在他死前,他得了第一屆諾貝爾和平獎。 我剛剛有提到,紅十字會在滿清末年的中國成立。當然來到台灣,紅十字會也作了很多事情。在50年代到80年代,大家都曉得當時的台灣政治是閉鎖的,是戒嚴的時代。所以民間團體的活動其實是比較少。紅十字會組織應該是亦民亦官,我們有一個紅十字法。這應該是唯一一個民間組織用法律方式來擬定的。 一直到80年代這時期,台灣紅十字會的角色比較消極、能見度也沒那麼高。但到了80年代,1988、1989年之後,兩岸探親開放,大家應該還記得,許多老兵要回家去。但開放探親,就出現問題,兩岸沒有一個溝通的可能。當時是漢賊不兩立的狀況。但探親活動開始了,兩岸民間團體的交流增加了,那怎麼辦? 政府就想出了一個辦法,是不是透過紅十字會?因此台灣就和大陸的紅十字會開始接觸,簽了許多協議。包括大陸偷渡客來了,要如何把他遣送回去、以人道的方式把他們送回家等等,這是當時紅十字會的角色。 到了90年代,紅十字會的角色變了蠻多。大家比較有印象的應該是1999年921大地震。當然當時大家有印象的是921大地震而不是紅十字會,可是紅十字會在當時顯然被震醒了,紅十字會應該要扮演救災的角色。從這裡各位可以體會到,紅十字會雖然能見度不高,但相對做的事情,還算是夠紮實。 我們大部分經費來自民間,我們就要把事情做好,讓大家知道我們做了些什麼。第一個,當然我們很慶幸,戰爭離我們很遠,我們也希望它永遠不會來。第二個,和戰爭一樣恐怖,甚至它帶來的災難是更麻煩的,就是天災。颱風、地震、水災等,這些都是災難。當然我們的政府在救災防災方面並不是作得很齊全。 在921之後,我們在台灣23個縣市,包括金門馬祖,都有紅十字會的分支會。在這些分支會裡頭,我們應該都訓練了蠻好的志工。每個分支會都有自己的組織,有會長、理事會,有很好的志工,也有救災備災的訓練和中心。如果我們發生災難的話,顯然與以前70年代、80年代的紅十字會相比,顯然是健全的多。 修改稅法 捐助意願會更高 問 : 馬雨沛:陳會長您提到這一段,也表示您在80年代左右,就已經開始參與紅十字會。 陳長文:嗯,對。 馬雨沛:所以時代轉變,社會轉變,服務形態也隨著轉變。所以如剛剛這位網友所說的,要用什麼方法讓更多人知道紅十字會? 答: 陳長文:剛剛有一位朋友談到,我們要有什麼樣的媒體,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題目。我覺得Yahoo新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今天大家開始懂得上網看新聞。以我們紅十字會來說,基本上沒什麼新聞可讀性,除非一個人真的有心,想去思考亨利‧杜南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剛剛有提到,他是一個銀行家,路過一個地方,心生不忍,然後他就拋棄本業,最後貧病的死在安養院。這種人,我想我們會想看到這種人,還是想看到另一種人?我想這又回歸到媒體的問題。 紅十字會應該是在做事,憑著良心在做事。我們的希望是,有苦難的地方就有紅十字會;有紅十字會的地方,就有希望。至於今天線上的朋友,如何來給紅十字會更多的支持,這需要大家一起來作。 馬雨沛:既然陳律師投身在社會公益領域這麼長的時間,也親眼見證紅十字會的轉型與成長,對於台灣公益組織的發展,有沒有看到什麼趨向?大家參與的情形夠不夠?對於投入志工、公益事情,與自利的事情這兩塊之間,有沒有看到什麼改變,或是期許? 陳長文:我從紅十字會的角度來談。紅十字會其實也是一個志工團體,雖然有政府首長在我們裡頭,我們也算是一非政府組織。我必須說在80年代之後,在政治解嚴、報禁解除了,我們看到了民間活潑的力量。這部分我想我們大家都能體會到。尤其是和中國大陸來比較的話,我們的開放是很有成績的。 舉例來說,這次512汶川大地震,我們國內募得的款項應該是接近16億。比較921大地震得到18億來說,算是很多的。這筆款項我們也送到大陸去。我們除了在當時緊急救難,幫助災民以外,也進入了重建階段。我們蓋學校、醫療所。不過硬體是相對簡單,我們也還有許多同仁在災區積極的作業當中。我們發現,必須把軟體帶進去,必須讓災民感受到心,讓他們感受到台灣2300萬的人真的在關心他們,而不僅僅是錢,而是我們有深入當地做事。 馬雨沛:這該怎麼做? 陳長文:我們邀請了台灣30多個非政府組織,大家組成了一個災區聯盟「川盟」,在這之中有許多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等相關人士,我們進到災區作教材,和當地紅十字會、學校合作,進到陝西、甘肅,和他們談。 這部分我覺得是非常有特色也重要的一點。對於台灣的非政府組織,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要感到驕傲。我們老百姓可以給組織更多的支持,政府也能給更多支持,少一點管制。尤其在稅法上面,讓老百姓能夠給組織有更多的捐助。對於整個台灣的文化、社會的祥和,對國際社會的貢獻,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幸福是個總體的概念 問 : 馬雨沛:陳律師曾在自己的陳長文會客室中提到很多次,幸福是個總體的概念。對於所有的人來說,在考慮私人和他人之間,其實界線不見得是這麼清楚的。以亨利‧杜南來說,當初他關心的是自己國族的人。這次川震的例子募到16億,我們救助的是對岸的同胞。如果說我們延伸來看,我們對於一個公益或公民社會的概念,要如何紮根? 答: 陳長文:重點在於每一個人的心可以打得開。921之後,我覺得台灣人越來越能感受到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問題。除了災民以外,我們在旁邊看到的,感受也會很強烈。比如說反映在南亞海嘯、緬甸水災、伊朗地震等等,當然更不用說反映在汶川地震裡頭,這些反應都是表現出來的。 這之中也需要媒體來告訴大家,幸福是總體概念。我們自己一個人幸福、而其他人不幸福的時候,事實上是沒辦法成就自己的幸福。這件事需要體會。越多的體會,人的反應就越強烈。這十年來,我從紅十字會總會的角度,看到了可喜的發展。不只是說,更要去做。在態度上要正確。包括十年前我們拿錢幫助對岸的災民,會有人說,台灣錢都不夠,你還拿錢去救對岸的人?對岸政府對我們這麼惡劣,你為什麼還要送錢過去? 但最近這幾年來,大家比較不會這樣想,或是想法會作調整,災民和政府其實是有差距的。這是我們教育的成功。在這之中,媒體當然有很大的力量。 馬雨沛:在您參與紅十字會這麼長的時間裡頭,除了宏觀的去看,也實際參與了救災行動。這當中有沒有讓你特別感動的故事,或是深深覺得值得,應該要再多投入的? 陳長文:感動的故事當然很多,不單單我個人有,相信在那邊的志工也有很多可以談。比如說,在921大地震的時候,我們紅十字會在南投有一位總幹事,自己本身就是災民。當時他是我們紅十字會的志工,現在已經是當地總幹事。他全心全力的投入救災的工作。 另外我們也能看到很多人有這樣的心和態度,進而捐錢。我定期會看捐款名單,常看到有一些人名經常出現。我常覺得我們應該要表示感謝、感動與肯定,甚至想過是不是要跟他們連絡。結果我同事告訴我, 這也讓我體會到很多事情。比如說去年四川的大地震,我到了四川很高很高、差不多三千多公尺的山上,一個很遠很小的村莊。我看到那些災民事實上是過得很苦,又發生災難,真的是過得很辛苦。人的毅力,那種和天奮鬥的力量,真的是讓我感動。 我的感動是,我們能夠幫助別人,我們2300萬人把愛心帶過去。那些人也許不知道台灣在哪裡,但那些老媽媽在聽到我們說要去捐錢、去幫忙做些什麼,她們會從屋子裡抓出繡花的鞋子,三步兩步的跑回來,說要讓我帶回來。 馬雨沛:以她們的方式來表達? 陳長文:那種感動,確實是會讓你感覺,幫助別人比接受別人幫助,要得到的更多。我的感覺,當然是代表台灣2300萬人的愛心所得到的感覺。 兒子的障礙 讓我強烈投身公益事業 問 : 馬雨沛:您剛剛提到的這過程,想必一定是非常豐富的。從參與、投入的過程,獲得更多,也看到對方的回饋。這裡有一位網友問到,陳律師您在自己的家庭生活裡頭,您的公子成長過程中不是像一般人的狀況,是不是因為這樣,使得您更願意投入公益?是不是有這樣的助力?在這裡頭,您是如何思考? 答: 陳長文:我在我的部落格中寫了一篇文章、一封公開信,給我的兒子,叫作「給文文的一封信」。這是在父親節,民生報希望我可以寫一篇文章。這孩子是一個重度障礙的孩子,現在已經是26、27歲了。他很快樂、他很好,他也帶給我們很多困難吧。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我覺得他帶給我、我們家的啟發,是大於如果我們家沒有他所能想像得到的。沒有他,我會不會投身公益去做事?我的答案是,或許會,但不會這麼強烈;也或許根本就不會。 另外,如果你問我太太,她的答案應該也是類似的。不過作媽媽有特別的感覺,我沒辦法代替她說。所以我覺得推己及人的態度是對的。因為這樣,我在紅十字會裡頭,當時做秘書長、副會長的時候,我們推動了一個「讓愛穿透障礙」的活動,幫助身心障礙的孩子與他們的家庭。 它的目的有兩個,第一個是喚起大家認識、瞭解「身心障礙」是什麼意思。有許多人認為,家裡有這樣的孩子,是因為他們上輩子作了不好的事情,這輩子要贖罪。所以許多爸爸媽媽躲在家裡不敢出來,更別說這個孩子。那樣的態度、認知是不對的。所以一方面是喚起意識,另一方面要有更多社會的資源。 因此在當時那幾年,很了不起,募得了六千萬的資源。在1990年的時候,這應該是當時唯一、第一次我們募到這麼多錢。 這錢拿來幹嘛?幫助每一個家庭、團體,每一個散在各個角落或見不得人的家庭、媽媽們。我們提供這些家庭、團體一些諮詢、微薄的幫助,讓他們能繼續下去組成一個團體。對於教養團體,不管是立案或沒立案的,我們都提供幫助。 我們當然也透過師大的幫助,心理衛生、特殊教育的專家等,請他幫我們把事情做起來。我覺得這些事情對我來講,不是一個詛咒,而是祝福。從這角度來看,我們家的文文是不是如此,他可能不能回答,但我能回答。 政府太重國防 輕視教育 問 : 馬雨沛:相信您也一定接觸過許多爸爸媽媽,有相同的情形,需要幫助,是金錢比較重要,還是制度上?抑或是你剛剛提到的教養的問題、各機構的協助? 答: 陳長文:我覺得金錢的幫助是絕對要的。對於經濟上沒有能力的人,我們很難想像像我們家這樣的孩子,怎麼帶得下去?尤其有些家裡還不只一個,除了小朋友有這樣的狀況,老年人也有。譬如說,老人癡呆。對於一個經濟條件不夠、或者只是一般薪資階級的人,家裡有這些人,日子是很難很難過的。所以你會看到一些新聞,爸爸帶著姐姐、孩子,一起去自殺。因為他活不下去。這部分,我覺得社會的計劃要不斷的進行。社會各界也要不斷的關注這些問題,不單單是這種孩子,還有各種孩子、老人和各種狀況。這是沒完沒了的一件事情。 說到這裡,政府目前的總預算,教育是第一、社會第二,國防預算第三。目前國防預算真的是太超過了。國防預算高到一個程度,其實是完全沒道理的。比如說我們要買30架阿帕契攻擊直升機,預算750億,每一架就是30億。阿帕契直升機是打坦克車跟其他的東西,可是直昇機就是直昇機,25億一架。 鏡頭若馬上轉過來,爸爸帶著孩子、姊姊抱弟弟去自殺。為什麼活不下去?活不下去的人很多很多。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政府要有很大決心,決定老百姓的需要究竟是什麼。國防絕對需要,但國防的浪費是很明顯的。 另外,就整個社會救濟與制度來說,我們社會各界會體會一件事情:儘管我們可能力量不夠,只要是有多餘的心跟力量,就把它捐出來,捐到各個非政府組織、對你來說覺得重要、認同的組織。對那個組織來說,集腋成裘、積沙成塔,就會有很大的助益。我想這應該是我們都能作得到的。 觀念、態度、想法,最重要的就是行動。必須付諸行動。不要想說只是100元、 200元,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麻煩一點,到郵局去劃撥,或是用各種方式去做,我覺得是值得的,也是有意義的,這樣你會心安。另外,相對的,就有很多家庭能得到幫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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