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瀟瀟下著，天色灰濛，空氣中飄浮著春天的濕寒。我們來到紐約法拉盛郊外一個安靜的住宅區，在一棟綠意蔥籠的屋前停下，叩門。 

     上次見到鼎公是十年前，紐約一場文學座談中，遙望他雙手合十向觀眾致意，發言內容言簡意賅，我一時有如見高僧之感。十年後，鼎公近在眼前，身穿藏青色中式夾襖，雙目低垂端坐，神情安祥寧靜。微帶山東口音，語氣平和，偶而沉吟，富於哲思的言語，徐徐道來，斐然成章。神情舉止，思想言談，仍讓我如對高僧。鼎公是基督徒，自幼隨母親上教堂，出國後，才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 

    三十年前移民之初，遠適異國的失根，文化差異的震撼，撞擊得他一度不能寫作。這場他稱之為「靈魂的文化革命」，終於透過佛家思想的頓悟，而豁然開朗。他重新與大作家的精神境界相通，經此一番寒澈骨，作品有如梅花撲鼻香，失根的悲情提升為開闊的智慧。基督教與佛教兩種信仰，文學的錘鍊，通過他的思維彼此交融，形成了鼎公完整的精神體系，不隨波逐流，也不自鳴清高，既有儒家的和而不同，也有佛家的悲憫觀照。 

    鼎公一生自修苦讀，近年來用電腦寫作，四卷回憶錄一字一字敲成。從個人步履寫幾十年家國，以超人的記憶為經，上天入地收集資料的功夫為緯，寫了十七年，第四卷回憶錄《文學江湖》於今年三月出版。他說:「回憶錄寫完以後，我己盡興、盡緣，也該封筆了，最近常想到毛姆在退休時說過的話：”我是一座熄滅了的火山”」。 

    鼎公不常參加社交，也很少應邀發表演講，每天靜心寫作，把豐富的人生閱歷與智慧，化為珠璣文章，這是他貢獻社會的方式。 

    時近中午，師母饗我們以一桌清淡可口，營養豐富的家常菜。信佛，愛花，當義工，悉心照顧鼎公，幾十年夫妻，她和鼎公神情相似，慈眉善目，身心安靜。飯後，鼎公夫婦堅持在雨中撐傘送我們上車，久違了的中式人情世故，在記憶深處，久久散放著馨香。 

                           回首移民路     

    今年三月，王鼎鈞自傳第四卷《文學江湖》出版，記者問他，移居美國三十年，不在四部曲範圍內，他準備寫嗎? 他說: 「移民出國，走進美國海關，我的感覺像死亡。」他不想再寫了。 

    1978年他移民美國，先住新澤西，後來定居紐約，至今三十年。在「舊曲」一文中，他寫道:「誰會主動選擇移民這條路，拋棄過去，尋找未來，要受多少折磨。」流露出移民時無奈的心情。 

    回顧當初移民的決定，他說出生後，母親找人替他算命，算命先生說，他的命是「傷官」格，不守祖業，不是敗家，就是漂流。後來他家為土匪和戰爭所敗，就只剩漂流了。「我寫回憶錄，通盤整理過去，發現我是一個無恆的人，常見異思遷。起初以為這是漂流造成的生活習慣，現在想也許是性格造成漂流。對我而言，移民是又一次漂流，最後的漂流。」 

移民的另一原因是為了能專心寫作，效忠文學。在台湾雜務太多，常要做許多準備和善後。在美國，沒人求他，他也不求人，「等於出家當了和尚，萬緣放下，六根清淨，可以真正效忠文學。」 

他移民美國也是為了子女就學，以前在台灣上大學競爭激烈，他擔心兒女考不上大学。 

                  觸及靈魂的文化革命 

    出國之初，他經歷了一場「觸及靈魂的文化大革命」。「革命」指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價值標準，都要「變夏為夷」。住新澤西時，他曾見美國小孩在巷子裡玩球，球飛起來落在屋頂上，小孩朝著家門大喊George，他以為是喊他哥哥幫忙，不料出來一個白鬍子老頭，原來是喊爺爺，他感到非常震驚。

    這場革命，在他三本著作中可找到蛛絲馬跡。《海水天涯中國人》寫初到異鄉的探索，《看不透的城市》寫移民的故事，《左心房漩渦》寫故鄉的情結。三本書手法和風格不一，越來越向內心深化，文字越來越詩化，反映出他在異鄉調適的過程。 

    這三本書他只滿意《左心房漩渦》。「這裡面有現代主義對我的影響，六十年代的種子，八十年代的果實。八十年代我和中國大陸的舊識大量通信，細數前生，心情激動，文章的結構和修辭如音樂變音變調，確乎是「行其所不得不行」。這樣的風格，情感，表現手法，在我只能有一次。」 

    他曾感歎，作家離不開語言和文化環境，住在國外，剛開始對寫作有點新的刺激，久了就念不出咒來。然而30年來，他佳作不斷，海外環境對他的寫作其實也有正面的影響。 

    移民之初，他對人完全喪失了興趣，遑論寫作?「由舊金山進關時，他對接機的朋友說:「這是我的空門。」到了紐約，他在唐人街看人來人往，幾乎沒有感覺，「對我的同類不理解，不接受，我好像在太空艙裡，處於無重力狀態，怎麼還能有文學創作呢?」                      

    後來他受到佛教的影響，思想豁然開朗，領悟到「世事猶如老祖父看兩小孫子爭糖果，心中只有憐愛，只有關心，誰是誰非並不重要。文學的先進大師一直教我 ”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自己的心分裂成多塊，分給筆下每一個人，我聽見了，不相信。佛法教人觀照世界，居高臨下，冤親平等，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贏家也好，輸家也好，都是因果循環生死流轉的眾生，需要救贖。我聽見了，也相信了。」 

    有了這個領悟，他很快的和大作家大藝術家接軌。在他看來，作家筆下的人物好比眾生，作家好比佛菩薩，人物依照因果律糾纏沉迷，每人都有充分理由那樣做，不得不那樣做，他們害人，也是受害人。他們都對了，也都錯了，都是在作業，都是在受苦。「作家像佛一樣，不能改變因果，但可以安排救贖，救贖不為單方面設計，是為雙方而設，為十方而設，同體大悲，他同情每個人。」於是，他恢復了創作的能力。               

                     以「圓」串成回憶錄 

    回憶錄寫了十七年，從個人的步履反映幾十年來中國人的家國流離，內容包括無數的史料和細節。人在海外，他如何收集資料? 

    80年代中國大陸開放後，他寫信到大陸尋找舊交，通信五百封以上，補充若干事情的細節，收穫豐富。大陸各縣市的僑務辦公室幫他找到了舊交，各縣市的政協都出版了「文史資料」，當地發生的事，大多有專文記載，此外他還買了縣志來參考。 

    台灣這部份，他原想回去找資料，因健康問題未能成行。台灣生活的三十年，他記憶猶新，還有一些筆記和剪報。在紐約，他到各大圖書館查考資料，也上網搜尋，如台北國家圖書舘的「當代文學史料」網站的資料，他覺得非常詳盡可靠。他還買了五、六百本書，尋找有關的人和事，了解當時的大背景，查對年月人名地名。 

    他說寫回憶錄不是寫自己，而是寫出當年的能見度，反映時代。寫法是「以自己為圓心，延伸半徑，畫一圓周，人在江湖，圓心常常移動，一個「圓」畫完，接著再畫一個，全部回憶錄是用許多「圓」串成的。」 

    三十年台灣，可寫的材料太多了，一本書容納不下，勢必要寫第五卷，後來他決定只寫與文學有關的部份。「我畢竟是個作家，這一部份要緊。回憶錄寫完以後，我己盡興、盡緣，也該封筆了。最近常想到毛姆在退休時說過的話：”我是一座熄滅了的火山”。」 

                       文學因緣

   回顧文學路，可溯源到家鄉本族出了一位小說家，他不免見賢思齊。他母親很會講故事，他六歲時，母親信了基督教，帶他上教堂，讀聖經，這些都助長了他的文學傾向。小學畢業前他讀夏丏尊、葉聖陶，啟發很大。 

    1945年，他第一次向陝西興安日報副刊投稿成功。1951年，參加張道藩在台北開辦的「小說創作研究組」，受了六個月密集教育，走上文學之路。 

    最初他學寫小說，為了研究小說的結構反覆熟讀劇本，莎士比亞、丁西林、李健吾都影响過他。他也讀曹禺、郭沫若、田漢、夏衍的劇本，雖然並不喜歡。為了替寫小說打好基礎，他學寫散文，熟讀蒙田、培根、愛默生、梁實秋、陳西滢、周作人、魯迅、胡適的演講、黎烈文的翻譯。他也重溫唐詩宋詞，讀卞之琳、戴望舒、聞一多、朱湘、馮至的詩。 

    他說，當年投稿從未接到退稿。寫記叙文議論文，尤其是短文，不用修改，寫抒情文需要修改。寫回憶錄時，每篇都要修改很多次，因為要隨時容納新的材料，或改換句法和修辭。他很注意文氣，為了改換一個字要修改兩句話，為了加入兩句話要修改一整段，為了增添一段，要修改前一段和後一段。後來他使用電腦寫作，修改起來方便多了。

這位散文大家謙稱自己寫作不是靠天才，而是靠三多。一是多難，災難多，思考深刻，生活經驗多，豐富。二是多學，什麼都學，没成見，經過寫實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 經過黨部掛帥，學院掛帥，鄉土掛帥，市場掛帥，都學到東西。三是多壽，有些人天份比他高，但英年早逝，因為多壽所以學習時間長，能融會貫通。

    他說作家像機器，有折舊率。現在作家折舊很快，維持領先也許只有三年五年，甚至只有一年。作家不同於機器，可以勇猛精進，向前向上，日新又新。「文學創作不是一場春夢，不是一時高興。作家不能靠當年勇，只有將來，沒有過去，只有前線，沒有後方。做了過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文學觀 

    王鼎鈞寫作時心中有讀者嗎？最初寫作時，他相信行雲流水，無心成文，行其所不得不行，止其所不得不止，讀者應該遷就作家，作家不能遷就讀者。後來，他知道技巧的重要，在技術上必須遷就讀者。再到以後，他把作品分成「胎生」和「卵生」，胎生是為自己而寫，卵生是為讀者而寫。他也曾把作品分成「傳世」和「酬世」兩種，「傳世」是為自己而藝術，「酬世」是為他人而技術，但兩者亦能有天作之合。

    作家是天分和努力的結合。依賴天分疏於學習，或依賴學習不計天分，都不是最好的作家。作家經由模仿、自立到獨創，如果努力的程度相等，有人停留在模仿階段，有人停留在自立階段，有人還能再向前一步，那就是天份的差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李白也有過模仿的階段。即興小品可以耍才情，但「紅樓梦」是十年辛苦不尋常的結晶。努力多半受天分的驅策，有「詩才」才會去推敲。孟子說：「大匠能予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靠努力，巧是天分。 

    如果為了業餘愛好寫作，只要喜歡，沒甚麼不可以。「如果年輕時能寫幾行畫幾筆，就想在走走看看指指點點中安身立命，那是大天才的身段，要仔細考量。」　　　　　　　　　　

    寫作的藝術造詣除了求精，還要求妙。儒家能精不能妙，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鍥而不捨，金石可鏤，太精，妙就不見了。道家能妙不能精，得魚忘筌，不求甚解，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声，太妙，精就顧不到了。只有佛法圓滿究竟，可以不落空、也不落有，可以勇猛精進，也可以離相。靠這一套理論指引鼓勵，藝術家可以精中有妙，妙中有精，一個不可說的境界，等作家藝術家攀登。他把寫作最重要的體會列表如下: 

    精                    妙

盡善                        盡美

功力                        悟性

大地                        天空

1                   0.9999999999999999

至矣盡矣                    無窮無盡

相內                        相外

可見                        可信

色                      空

法, 法非法                  法非法, 非非法    

憑努力可以精，不能妙。精可言傳，妙不可言傳。精在相中，妙在相外，精可見可信，妙不可見仍可信，因為信，不可見的也成為可見的了。獨見不能共見，合眾多獨見成共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但是你知，我知，他也知。 

他也提出四弘誓願：「文心無語誓願通，文路無盡誓願行，文境無上誓願登，文運無常誓願興。」這個層次他想得出，但做不到。只能文路無盡誓願行，只能越走越近，不能越走越高。至於「文境無上誓願登」，他期望於天才橫溢，因緣具足的作家去達成了。 

                  閱讀三大目標 

   一生酷愛閱讀的王鼎鈞，七十歲退休後，閱讀有三大目標。 

    第一是是重讀西洋文學名著。五十年代他讀西洋文學名著，為劣譯所誤，讀得辛苦，甚至痛苦。所以第一批書單是找更好的中文譯本，重讀西洋名著。他找到了楊絳的「唐吉訶德」，草嬰的「托爾斯泰」，金人的「靜靜的頓河」，傳雷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汝龍的契訶夫，湯永寬、周克希的福樓拜。他喜愛屠格涅夫，但譯家分散，只好都買。 

第二是讀現代主義作品。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支配台灣文壇，這種小說不容易翻譯，也不容易讀，中文譯本很少，更難賞心悅目，他多半是從批評介紹中認識。因此，他的第二批書單是要讀到這些作品，他買了譯林版四大冊的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葉廷芳主編的卡夫卡全集十大冊，呂同六主編的二十世紀世界小說經典四大冊，樓肇明主編的波赫士文集三大冊。從圖書館找到李文俊的福克納，志文版的卡繆，金隄和蕭乾的「尤力西斯」。 

第三是後現代主義作品。台灣進入七十年代，「顛覆」「解構」成為最時髦的口號。當時他忙於新聞媒體的工作，荒謬劇看過兩齣，大師尤奈斯柯見過一眼，理論讀過幾篇簡介，但小說沒看過。他抄下一串人名，買了書。昆德拉、波赫士、馬奎斯還可以困而知之，另外一些名家的小說實在難懂。他也看中國「後現代」作家的作品，如林耀德、平路、莫言、韓少功，殘雪、馬原、王小波、孫甘露、曹志漣。 

                 寫作回饋，若苦能甘 

    王鼎鈞曾請人刻過一方圖章，刻下鹿橋＜人子＞中的四個字「若苦能甘」，此四字最能道出他寫作的況味。他說，「巧為拙者奴」，寫作是供別人享受，自己下廚，別人吃菜。年輕時他曾有不少機會向別的方向發展，但都放棄了，因為做別的事內心都有矛盾，只有寫作，五行相生，五味調和。 

　　他一生盡心、盡力、盡性、盡意寫文章，這是他回饋社會的方式。「我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盡己之性。走盡天涯，洗盡鉛華，揀盡寒枝，歌盡桃花。漏聲有盡，我言有窮而意無盡。」

    十四歲離家，二十四歲離開中國大陸，疏離失根的感覺已非一日，是他今生感情的一部份。出國後文學創作旺盛，這些感覺集中爆發，受到注意。他說自己的鄉愁好比古人的香草美人，有內涵，有寄托，是對生命流逝的憂鬱。 

     離鄉七十年，他沒有回過山東老家，「家鄉已沒有老屋，老墳，老街，老鄰，老樹，老人，我不能回去只看長城。我已無法在任何地方定居，我的骨灰要撒在海裡。」 

    十七年之功，完成百萬言回憶錄，四卷中有三卷寫大陸。他把對故鄉的記憶與感情，都寫進了更長久的文字裡，這便是王鼎鈞回鄉的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