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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1 20:23:05瀏覽1988|回應5|推薦48 | |
2010年1月底,在台北國際書展中又見哈金。他的短篇小說集《落地》(時報文化) 和論文集《在他鄉寫作》(聯經) 中譯本剛在台灣出版,他應邀來書展現場演講。和2006年在休士頓見到時一樣,他一臉憨厚親切的笑容,一點架子也沒有。 哈金的作品中譯都在台灣出版,台灣的讀者對他一點也不陌生,書展現場,擠滿了熱情而文雅有禮的觀眾,聽哈金談「從移民經驗看華美文學」,提問踴躍, 內容有深度。大家最感興趣的是,《落地》是他自己翻譯的,以後是否會改用中文創作,他對作品的可譯性有何看法。 哈金最近的兩部小說《自由生活》與《落地》,寫的都是北美新移民的生存悲歡。《落地》由十二個短篇組成,以紐約法拉盛為背景,寫大陸新移民的生活故事,有燙衣工、妓女、作曲家、和尚、家庭護理、臨時夫妻、落跑的教授等等,他們各有或辛酸或荒謬的生存處境,有些故事看似喜劇,實則悲涼,但在哈金的筆下,總能釋放出人間的溫情,尊嚴和希望。
2007年出版的「自由生活」是長篇小說,寫80年代至90年代,移民武男一家人在北美生存奮鬥的故事。哈金以大量的細節,勾勒移民在美國生活的適應過程。他以詩意的筆觸,創造出一個懷有詩人夢的男主角武男,他堅持在溫飽之外,追求心靈的自由,並實現自我。書中塑造了異議人士、流亡藝術家和作家、美國詩人、餐館老闆職員等,通過他們,觸及了移民的矛盾與關懷,如入籍美國的情結,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達賴喇嘛與西藏,大中國思維等,拼貼出新移民社區的眾生相。 《自由生活》和《落地》除了寫移民在異地構築家園的掙扎,最大的特色在於呈現移民在語言上的侷限,如誤用俚語與成語,發音錯誤,字彙不足,這些書寫都有理論基礎,在《在他鄉寫作》中可以找到。 《在他鄉寫作》包括2006年哈金在休士頓萊斯大學,以移民作家為題發表的三篇學術論文,和2008年在布朗大學的演講《為外語腔辯護》。主要論點是,移民經驗的核心是語言,移民作家必須接受事實,他永遠無法完全駕馭他用來創作的外語,但是他可以善用自己的邊緣位置,擴充英語的語言能量。此書不但是哈金的學術研究心得,也是他深刻體會的經驗談吧! 雖然屢獲美國的重要文學獎,哈金說他用中文寫作時,很有把握,但用英語寫作,就變得非常理性,感受到侷限總在那兒。可是他仍然不會改成以中文創作,人生太短了,經不起換來換去。繼續用英文寫作,哈金想的是,如何攀越另一座高峰,在非母語創作的文學系統中,以康拉德與納博可夫為師,寫出自己獨創的風格,“一種不是土生土長的人的英語,然而又很自然”的語言風格。
他的下一部小說是從一位女傳教士的角度看南京大屠殺,這部小說已經接近尾聲。 以下是筆者1月底在台北訪問哈金的片段。
姚: 《落地》(A Good Fall) 的書名有象徵意義嗎? 本來好像是News of Arrival? 哈: 編輯覺得News of Arrival (抵達的消息)不夠好,建議用其中一篇的篇名A Magic Fall,但是太接近馬拉莫的The Magic Barrel,於是改為 A Good Fall。A Good Fall有象徵意義,來自米爾頓,從伊甸園落下來之意,在漢語中,還有另一層意思 -- 落地生根。 姚: 您如何選擇故事,使《落地》各篇互相支撐,呈現中心主題? 寫作時最大的困難是甚麼? 哈: 都是真實的故事,或報上的新聞。我挑選比較有意義的事件和人物來寫,短篇小說集只有二百多頁,講究的是精緻。以前我聽說過一些故事,覺得可以寫,但不知該往哪裡放,後來去法拉盛,才找到故事的地點。最大的難處是怎樣用英語傳達移民的話語。這常常没有現成的根據,只能創造,還要讓人讀起來可信。 姚: 香港作家馬家輝指出《落地》以法拉盛為場景,人物以大陸移民為主,但對先來法拉盛打拼,人數眾多的台港移民,卻著墨甚少。也有讀者說,《自由生活》中,您筆下的台灣移民形象比較好。您有甚麼回應? 哈: 這本集子裡主要是大陸移民,因為這些人剛來美國,我要寫移民的開始,並且是當下正在進行的故事。香港和台灣移民大多已經生根,多是老板和專業人士,已經渡過了最初階段。我對大陸的移民也更熟悉些,他們生活在最底層。 姚: 《落地》和《自由生活》都是移民小說,寫法上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哈: 長篇是在創造一個心靈,一個主人翁,所有都從這個人的眼光,感情和心靈去講述,好處是有厚度,但也有侷限,因為只有一個角度。短篇的好處是可以從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去呈現,是萬花筒式的,可以變得很寬很大。 姚: 為甚麼《自由生活》是您最好的作品? 寫作時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哈: 移民的問題都集中在這裡,而且寫到移民的語言掙扎。《自由生活》中的一些寫法,是有理論根據的。我覺得這本小說在移民文學史上,應該有它的位置。寫作過程中,因為部頭大,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很艱苦,又不知道能不能寫成,這需要有心理的承受力。這種承受力不是短期可以訓練得出來的。 姚: 《自由生活》最後附有幾首主角武男的詩和詩抄,這種結合小說與詩的寫法,有何寓意? 哈: 本來沒想把詩放進去,只附上詩話就可以結束了。但是如果沒有詩,別人會認為武男精神不正常,甚麼都有了,有房子,餐館,還要甚麼呢? 把詩放進去,是為了證明他有才華,移民使他的才華受到挫折。把詩放進去,也表示他有希望。 姚: 《在他鄉寫作》中說,移民作家永遠無法完全駕馭他用來寫作的外語。您最初以英文創作時有甚麼侷限? 現在仍有嗎? 哈: 用中文寫作時,很有把握,因為有整個漢語的基礎在。用英語就沒有這種感覺,變得非常理性。必較感性的段落是靠慢慢琢磨出來的。侷限總是有的,用外語寫作,頭一兩本書可以以巧取勝,繼續走下去必須以力量和對該語言的全盤掌握而取勝。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標準越來越高,一步比一步難。還有,一旦摔倒了或被打倒了,能不能爬起来繼續往前走。大部分人是没有這種承受力和體力的。這是為什麼我不鼓勵用非第一語言寫作。作家們往往談起自己的成功眉飛色舞,從不說自己走過多少回麥城,這是誤人子弟。不管我寫得多麼好,失敗的影子總是揮之不去, 可能是因為“挨打”挨得太多了。 姚: 《在他鄉寫作》中說,移民作家可以是祖國的代言人,也可以是純粹的文學創作者,立場的不同,會影響他對事物的看法,決定作品的特質。這兩種立場並非截然劃分吧? 有中間地帶嗎? 有過渡期嗎? 您的立場是什麼? 哈: 有中間地帶,過渡期也可能很長。開始時可能有種使命感,漸漸的,發現當代言人,沒有意義了。我把自己看成是文學創作者,起初也曾覺得是代言人,漸漸覺得沒有用,多一個人少一個人,其實沒甚麼差別。 姚: 您認為移民抵達異地的經驗,好比探險,比回歸更有意義,更具活力,更重要,這和移民中常見的懷鄉,渴望回歸的心態相反。可否說明您的看法? 哈: 回歸是回到一個地方,但那個地方已經變了,你自己也變了,所以最好是到了一個地方,去創造家的感覺。回歸到原地,為了功成名就,衣錦還鄉,但是從西方的文學與哲學觀點來看,是一種退縮,不再成長了,走到邊界,卻不肯向前,接受了自己的局限。 姚: 您屬於以康拉德,納博可夫這個以非母語創作的文學系統,在主題與風格上他們有自己的洞見,對世界文學有卓著的貢獻。您的洞見是甚麼? 希望有甚麼貢獻? 哈: 他們兩位是大風格家,英文是書卷式的,但是現在時代不一樣了,英語是我們的第二或第三語言,我想寫一種不是土生土長的人的英語,然而又很自然。《自由生活》就有這種傾向,我慢慢在做。寫這種英語,先要對英語能掌握得住,否則寫不好,變成了拙劣的英語,有的人不能接受非標準英語。 姚: 康拉德和納博可夫畢竟是拉丁語系,您的挑戰更大,語言上,中文是非拉丁語系,文化上,中西文化的差距遠超過波蘭與英國,或俄國與英國,再加上全球化的挑戰,身為以英文創作的中國作家,您看到哪些新的可能? 哈: 只能從每一個小機會上去找。我是移民作家,又是某種流亡者,我在大學裡教小說寫作,我的生活方式跟他們不一樣,這些都能為我提供寫出不同東西的機會。加上漢語和中華文化,我的資源也跟他們不一樣,但這些都不足以成為作家立足的根本,關键要成為一個風格家。究竟該怎樣做,我還在思考。 姚: 您說英文寫作比中文寫作要多花十倍以上的時間,如果以同樣的努力用中文寫作,會有更好的成績。《落地》是您自己翻譯的,今後是否不排除也用母語寫作,成為雙語作家? 哈: 這真的很難,目前我仍覺得漢語是我的第一語言,但繼續走下去,英語很可能成為我的第一語言。作家應該以第一語言來創作,我的情况真的有些折磨人,多年來一直穿著小鞋走路。我力爭以平常心對待,多想想自己的幸運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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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