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學淵源

姚: 您們兄弟八人被譽為湖南湘潭的「黎氏八駿」，都有傑出的成就，是受父母的影響嗎?《花鼓歌》中的老頭子真有其人嗎? 

黎: 老頭子真有其人，原型不是我父親，是我母親。母親字寫得很好，管教我們很嚴厲，不守規矩，就拿鷄毛帚打，父親趕緊過來替我們擋住。父親是個好好先生，對兒女很好。他是獨子，家裡有田產，不需出外謀生。他認為留在鄉下沒出路，大哥到北平打天下成功後，把我們幾個都接出來。我們兄弟心地好，來自父親，做事有魄力，不放棄，來自母親。

姚: 八兄弟中只有您到美國留學，當年為什麼遠渡重洋求學?  

黎: 主要是因為時局變化。1941年大學畢業後，我在土司衙門當英文秘書，很喜歡這份工作，後來日本人打到緬甸來了，土司怕我遭到危險，要我趕緊到漢人區去。他送我一台打字機，100塊袁大頭，西裝和吉他，用私家汽車送我到漢人區。替土司工作的經歷實在很難忘，後來我寫成《天之一角》，在「紐約客」雜誌上連載。

    我到重慶後，大哥要我來美國，他說政府鼓勵大學生出國留學，我到黑市賣掉了所有值錢的東西，派克筆，手錶和土司送我的禮物，加上政府的外匯優券，湊了三千美元，1945年抵達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唸書。後來因為趙元任教授幫忙，得到奬學金，轉學到耶魯，免學費外，每月有200美元生活費，我用不完，還給家裡寄錢。

姚: 您何時開始用英文寫作? 如何走上專業寫作之路? 

黎: 在耶魯唸書時，我寫了一齣舞台劇，在學校演出，有位紐約經紀人看了很喜歡，但她忠告我，從來沒有中國故事上過美國舞台，以後不要寫劇本了，先寫短篇小說，再寫長篇小說。我聽了很失望，不能寫舞台劇，寫小說又很困難，加上移民局要趕我回中國，於是到中國城找工作。 

    有一天有個美國人打電話來，我以為是移民局官員，馬上對他說:「我已經準備好了，你們送我回中國吧!」對方告訴我，他是「作家文摘」的主編，打電話來通知我得到了短篇小說徵文奬第一名，有750美元獎金要寄給我。我喜出望外，趕緊去移民局申請延長居留，他們給了我另一份表格，要我申請永久居留。短短三頁的<禁幣> Forbidden Dollars，解決了我的移民問題。這篇文章被另一家雜誌轉載，我又得了750美元轉載費。當時我很窮，每餐吃一碗2毛5分錢的牛肉麵，1500美元夠我吃一年的牛肉麵,綽綽有餘! 

姚: 您的夫人Joyce Lackey也是作家，當初如何結緣? 她對您有何影響?

黎: 那年華裔攝影家James Wong Howe (黃宗霑) 家裡有作家聚會，他是很有名   的攝影師，得過兩次奧斯卡金像獎。他太太是美國作家，每月作家們輪流作東，每人帶一篇自己的作品去朗讀。我帶了一篇短篇小說，因為口音重，不想自己唸，有位小姐舉手，她唸得很好，替我的作品增光不少。她從史丹福大學英文系畢業，住在洛杉磯。那時我住在舊金山，常去洛杉磯追求她，六個月後追上了。她很文靜，喜歡看書，出版了四本書。我的稿子都是她打的字，我是湖南騾子脾氣，倔起來三天不跟人說話，她脾氣好，半小時後就跟我說話，兩人吵不起來。我愛跳舞，她不愛運動，72歲就中風過世了。

                           三個好運氣

姚: 您是林語堂之後，第一個以英文創作進入美國暢銷書榜的華人作家，是如何辦到的? 

黎: 作家需要天份和寫作的熱情，但運氣更重要。我有三次好運氣，第一次是短  短三頁的 <禁幣> 得了短篇小說獎，解決了我的移民問題。

    第二個好運氣是《花鼓歌》的出版。稿子寫好後，我一直找不到機會出版，經紀人最後一試，送給一家岀版知識性書籍的出版社，他們找了一位80歲的老人審稿，他已病重，看完《花鼓歌》後，沒力氣寫評語，只寫了“Read it”(可讀)兩個字，就過世了。我很感激他，如果他沒寫這兩個字，就不會有這本書了。 

    第三次好運是版權。《花鼓歌》暢銷後，很多人來洽談購買舞台劇和電影版

權。經紀人替我篩選後，剩下兩個讓我決定，一個是百老匯歌劇製作人，願意岀三千美元買首演權，另一個是好萊塢製片人，願意岀五萬美元買斷所有的版權，包括書，電影與歌劇。那時我住在舊金山一個菲律賓夜總會樓上，我到樓下買杯啤酒為自己慶祝，邊喝酒，邊考慮，不覺睡著了。第二天早上我被電話聲驚醒，經紀人向我道喜，說我的選擇很明智，原來我喝醉後，已經打電話接受三千元的首演權了。後來我才知道，百老匯舞台劇的三千元只是訂洋，以後在舞台上每演一場，都有版稅可拿，包括百老匯、學校和各地的舞台演出。 

姚: 請分享您寫小說和劇本最重要的心得。 

黎: 寫劇本或小說，最重要的是找到戲劇衝突點。寫《花鼓歌》時，我天天在中國城轉來轉去，動腦筋想衝突點，終於找到了 - 代溝加上文化溝。老頭子王戚揚代表傳統的中國人，兒子王大代表西化的中國人。寫戲劇不同於寫散文，要吸引人看，就要有娛樂性。光寫事實不夠，必須加油加醋，我把可笑的事和感人的事都寫進去了。

姚: 書名《花鼓歌》有特殊的寓意嗎? 和中國民歌「鳳陽花鼓」有關嗎? 

黎: 以《花鼓歌》為書名是為了突出文化衝突，我要把一個道地的華人搬進美國社會。小時候我在湖南街上看到一個老頭和孫女兒打花鼓唱歌耍猴子，我就把他們介紹到美國來。我買了「鳳陽花鼓」的使用權，但 Rodgers & Hammerstein 改編時，沒用這首歌，因為歌詞很難翻譯，又不合百老匯舞台劇的味道，他們另外作曲，歌詞也不同了。我學戲劇，雖然沒靠戲劇謀生，但作品也上了舞台，感到很欣慰。 

姚: 2002年華裔劇作家黃哲倫替百老匯改編《花鼓歌》，有人叫好，有人說不如  原著溫馨俏皮。新版和舊版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您比較喜歡哪個版本? 

黎: 黃哲倫改寫的新版本添了政治味道，內容比較嚴肅，美國人不喜歡，他們喜  歡娛樂性高的歌舞劇，所以新版本先後在洛杉磯和紐約上演，都只演了三個月就停了。Rodgers 和 Hammerstein 兩位都已作古，但新版本仍然用他們的歌曲，添加了舊版本沒能採用的歌曲。我個人比較喜歡舊版本，因為內容幽默，載歌載舞，穿插羅曼史，娛樂性高。

姚: 《旗袍姑娘》是您唯一的中文短篇小說集，是什麼機緣促成您用中文創作? 

黎: 1995年世界華文作家協會邀我和幾位華裔英文作家去台灣訪問，晚宴中，我坐在聯副主任瘂弦旁邊。他知道我懂中文後，鼓勵我寫一篇中文文章給聯副，我請他出個題目，他說就寫怎樣打入主流社會吧!第二天，其他作家去吃早餐，我一人留在房裡寫文章，白字連篇，不記得的字就空著。瘂弦說可以用，排字房會改正白字，空白的地方他替我補上。文章在聨副刊出，世界副刊也轉載了，雖然寫得很辛苦，但好像中學生作文得了甲一樣高興。有人建議我寫中文小說，我寄給瘂弦，聯副刊出，世副轉載。我想到中國城有很多故事可寫，一篇篇地寫，出版了《旗袍姑娘》。

姚: 您寫中文作品，會想到讀者是華人，寫英文作品，會想到讀者是美國人，因而寫法不同嗎?   

黎: 中文作品的讀者是中國人，英文作品的讀者是美國人，下筆時，自然而然會

不同。不論是中文還是英文，我的原則是不侮辱華人，把意見用糖衣包裝起來。譬如說，反戰，主張和平，提倡人性，但不喊口號，由讀者自己去體會。每個故事都有個想法或原則，主題可以嚴肅，但表達方法一定要有娛樂性，不可太過，總要不離題，不只是嘻嘻哈哈看場戲，聽個笑話而已。

姚: 寫了一輩子英文，忽然寫起中文小說，有語境轉換的困難嗎? 

黎: 我那時住在洛杉磯的白人社區，開車到小台北要40多分鐘。結婚後我很少開車，一向是太太開車，嬌養慣了。我天天開車去小台北找靈感，在麥當勞買個漢堡，一杯咖啡，坐下來用中文寫故事。這段期間，我岀了很多車禍，太太說，不用這麼拼命了，在中國城找個地方住下，週末再回家吧!週末回家，太太一開門，我就跟她說中文，她發現我的英文又出現了中國口音。

姚: 50年代的《花鼓歌》和90年代的《旗袍姑娘》，您都在中國城找到靈感。幾十年來中國城有何變化?對您的創作有何影響? 

黎: 當年我在舊金山替老僑辦的「世界日報」寫英文專欄，在孫中山先生創辦的 Young China 做事，那時的華埠古老得不得了，報社的工作是終身職，人等於賣給他了，一天有兩頓飯吃，有地方住，還替你養老，死了替你買棺材。報社樓上住的都是老頭子，每個月的薪水都放在床底下的鞋盒子裡，這些我都寫進《花鼓歌》裡了。

姚: 將《旗袍姑娘》改編成中文舞台劇演出，心中有何願景? 

黎: 洛杉磯趙氏演藝中心讓我免費使用場地，每年演出四次。我把《旗袍姑娘》改編成中文舞台劇，由業餘演員演出。中國人一向不鼓勵兒女唸戲劇，認為演戲和文藝是窮秀才之路，但我要鼓勵有志演戲的中國人圓夢。

    (摘自新書《在寫作中還鄉》- 允晨文化出版 10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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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從鄉愁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