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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 16:56:32瀏覽578|回應7|推薦6 | |
我是在一個極度反共的氣氛下成長的世代。而在對岸,情形恰好相反,對岸同一世代的人則是成長在左派共產主義達到顛峰的時期。至今,這個世代的兩岸人,在意識型態上很可能仍然難以真正相容。不過,兩岸間還是可能有所別。 台灣這邊的反共氣氛漸漸散去。但是,在意識型態上,台灣的四年級生還是對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有著極深的疑慮。基本上,反共的意識型態只是淡化,但是並未曾消除。 大陸同世代的人呢?我估計有比較大的轉變。 共產黨強調的首先是「平等」原則,再是「計畫經濟」與「宏觀調控」。此刻,再看看中國大陸上的「平等」狀態,不能不說,這個平等原則遠遠未能獲得實踐。台灣的吉尼係數約是.36,但是大陸的吉尼係數約是.46,也就是說,大陸的貧富懸殊程度遠超過台灣。極端講究平等原則的共產黨在平等實踐上竟然還不如沒有那麼極端講究平等原則的國民黨政府。 說到計畫經濟,其實兩岸的實踐情形差不多。台灣方面,在早期經濟成長快速階段,其實也幾乎是計畫經濟體制。當然,台灣方面是一種比較鬆動的宏觀計畫經濟體制,而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後,也在慢慢放鬆這樣的體制。從某種意義來說,兩岸的政治經濟體制差別其實有限。如果還要強調指出兩岸間體制的差別,可能是台灣率先走向了民主化、自由化的路,而共產黨則繼續堅持一黨專政。而能維護其一黨專政正當性的,應該是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思潮,而不是其平等原則。 中共必須持續強調共黨是比當年的國民黨更戮力維護民族尊嚴與命脈者,所以,大陸的抗戰電影多年來會不斷推陳出新。不外是要坐實是共產黨抗日,而不是國民黨。儘管台灣的民眾都知道,松滬戰役、台兒庄會戰、湖南長沙與衡陽會戰、豫西鄂西會戰、廣西崑崙關戰役、滇緬戰役...等大型正面會戰,都是由國民政府所主導。但是,不可諱言,共產黨在一些游擊戰場,確實也有些貢獻。 就抗戰而言,國共都出了力。當然,如果由我來評定,國府才是抗戰主力。只是共產黨作為後來的內戰勝利者,極力抹消國府的抗戰貢獻;國府被描繪成腐敗、落後、欺壓百姓、不抗日(甚至媚日)的一方。失去了大陸統治權的國府,無力改變這種宣傳。所以,在大陸十幾億人的心目中,國府的負面形象大概很難扭轉。 不過,對於中共,人們的印象卻也未必真美好。海外地區暫不論,就是在大陸上,一般人對中共的印象也在大躍進與文革之後一落千丈。隨著改革開放政策,或許印象又有扭轉,但是,事情或許很弔詭,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進步很可能並沒有為共黨形象帶來多少美化效果。這可能與「相對被剝奪感」有關。也就是說,重要的是與什麼做對比。即使經濟改善了,但是當人們發現別人遠比自己過得好的時候,人們的失望、不滿感只會更強;也在獲得多些的自由時,人們反而更覺得缺乏自由,因為他們開始期待享有自由。所以,此刻的中國大陸上,民眾對共黨的怨怒很可能猶甚於早前。(不過,話說回來,欲推翻這個體制的心卻可能不強)而共黨高層對失去統治權的憂懼恐怕也遠勝於早期。 長期來看,共黨的路線應該是遠比國民黨的路線更背離傳統中國的社會文化結構。這意味著從傳統結構的觀點出發,更難正面評價共產黨。這或許會是共黨的長期歷史宿命。簡單說,它們更可能背負歷史罵名。中共的文革與大躍進,將來在中國歷史上就可能會長期得到負面評價,這也將是戴在中共頭上難以脫掉的帽子。 當然,這只是我的大膽推測。而我是假定傳統結構仍會持續主導主流歷史評價標準。這個假定是否成立,或在多大程度上能成立,其實是個問號。 那麼,如果我們不再抱持傳統的歷史評價標準,又該如何評價中共? 我想,這個問題會很難回答。因為標準本身還未定,還在隨著歷史演變而有待成形。 不過,我其實想建議,那些仍然極度否定中共的人試著改變思維,嘗試從不同的觀點來評價中共。 我當然不是要諂媚老共。這個動作不會有什麼積極意義。我是想從綜合性的、宏觀的思維提出這樣的思考。這也不是在主張合理犧牲某些部分來成全整體。如果非要定性,那是在尋求最大程度的圓融。 從悲觀角度說,我認為整體結構間存在著不可融合的內在矛盾。當初的國共鬥爭,很多人可能會歸咎於老蔣的心胸狹仄,但是,我認為主要問題在於不可調節的結構矛盾,衝突是當時中國社會結構的內在矛盾的反映,是無產階級大眾與中產階級間難以調和的結構矛盾。國民黨的路線較近於中產階級利益,而共黨則較近無產階級利益(當然都不足以絕對代表)。而既有的階級關係規範與可分配之物質條件卻無從調和兩方,雙方都由衷難以苟同對方的政策路線。最後只有兵戎相見。 雙方都難以諒解對方,這並不意外,也不表示這樣的主觀評價完全偏頗。 譬如以我的父母雙方家族來說,雙方家族都受過共黨的迫害,包括財產與生命的損失。從我的家族成員來看,這種迫害行徑當然難以忍受。當年會主動隨國府來台灣,這種生活經驗是重要的背景原因。不過,話說回來,那些鬥爭我父母家族的共黨群眾很可能都是無產階級,是曾經長期被剝奪而過著極度困苦生活的一群。他們在共黨的改造下,意識到鬥爭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的合理性。不管他們是否因此長期得利,至少他們可能覺得不鬥爭就再難存活。他們做了存活的鬥爭。從另外一邊的立場看,這樣的行徑卻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想強調的是,共黨革命可能是一種特定社會結構條件下的行動選擇,這種選擇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只是,它反映的是一種結構矛盾,而這種行動帶給部分人不合理的悲劇遭遇。 我們必須看到這種行動合理性,考慮特定結構條件下的合理性。從而,我們能同情理解這樣的行動。 同情理解不等於全面正當化該行動,而是在當某些人傾向全面否定這種行動時,能知所節制,而不會造成另一場悲劇。 互相全盤否定,這就是「零和」。進步社會之所以進步,最關鍵的因素就在於能免於零和遊戲。而落後社會之所以落後,關鍵就在於持續的零和遊戲。所有人行動的加總,是彼此抵銷對方的努力成果。社會從而停滯,甚至退步。如果我們想要讓社會進步,就必須免於零和遊戲,也就必須在意識層面認識到全面否定異議者、異己者的行動意義的不當。 現在,兩岸間似乎再度陷入一種零和遊戲狀態。這對誰都不利。但是,我們為什麼會陷入這種尷尬局面呢?因為雙方都不能或不願意真正認識、諒解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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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評論|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