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以馬總統民意支持度僅剩11％，問我為什麼還要繼續挺馬，難道那麼多的人都瞎了、聾了，都看不清是非？

我試著提出我的理由。限於篇幅，僅抽象地論述多數意見的是與非。

我們看清末的戊戌變法，為什麼最後會失敗？不是因為變法未能取得皇帝（號稱是最高權力者）的支持，反而是得到了皇帝傾全力的支持。但是變法仍然失敗。道理何在？

因為有個比皇帝個人權力更強大的抵制力量，來自我所謂「結構」，也可以說是大多數文武百官與皇室親貴，甚至還有眾多的百姓。真正積極推動變法的人，其實只是極少數人，而且做官資歷都不深。

有人說抵制變法主要是慈禧太后的作為。其實，雖然慈禧不是沒有重要責任，卻是必須依賴多數百官的支持才能獲得權力。事後的歸責未免太過集中歸咎她一人。慈禧當時已經處於引退狀態，不再垂簾聽政，也失去了形式上的管事權力。但是，臣僚們不斷勸說，表示如果她再不出面，國家當亡。她內心或許本來就想出來主事，而她也本來就看不慣光緒變法。所以，她在百官勸進下終於復出管事，並且立即幽禁光緒皇帝，斬了六君子的頭，結束了戊戌變法。她幽禁皇帝的權力，是來自多數（民意）的支持，而非形式權力。

我們再問一次：戊戌變法為什麼會失敗？

答案是因為很多人都反對，而且，這些眾多的人構成一種有力的保守「結構」，也就是一種可以互相支援、呼應的系統。面對著這種結構，就是皇帝個人的權力也無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對變法的人中，也有像大學士徐桐這種人，他是個舊學（宋學）底子相當深厚的官員，在變法時，他就極力反對，甚至當廷痛哭流涕。也就是說，有很多人是由衷反對變法（嚴格說是反對康、梁的那種變法），而未必是有意識的功利思考。

總之，「多數民意」很可能與既存「結構」是一體兩面的。因為結構力量強大，所以影響多數人；而反之，也因為有多數人的支撐，所以結構得以存續、壯大。

問題在於，當有人想要改變「結構」的時候，這些多數人很可能會下意識地反對。也可以說，多數民意會不自覺地反對改變結構。這時候，多數民意很可能會是站在改革的對立面的。

改革的主張與具體操作是否沒有問題？這很難說，以戊戌變法來說，內容粗糙，過於急切，缺失在所難免。所以，反對未必沒有合理理由。就好像宋朝新舊黨爭，就算我們贊成變法，舊黨的反對說法（與作為）也未必都沒道理。其實孫中山的國民革命，大體算是失敗，也未必反對者的想法都錯、都沒道理。

多數意見是否就是對的意見？特別是在結構轉型的過程中，從想要促成結構轉型者的角度看，往往不是。當然，他們一定是錯的一方嗎？也未必然。

但是，也就是在這裡，我說，我們其實沒有太大的選擇空間。「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們不可能鼠首兩端，依違其間，而必須做出痛苦抉擇。我們只能找到從前瞻意義而言比較合理的道路，然後堅決站穩立場。

我們可以努力讓轉型過程更溫和，而不要飆風驟雨式的改革。太多的痛苦歷史經驗都告訴我們那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寧可犧牲改革速度，寧可多些等待。但是，話說回來，等待的結果也可能恰恰是累積了保守勢力。如何防範，仍然費思量。

總之，多數意見未必是所謂的「是」，非多數意見也並不等於「非」。反之亦然。我們需要做更多細部、深度的思考。

PS：李遠哲這次也出面批馬，他說馬總統「太狠」。由於我知道，有許多人還是很尊重李先生（否則媒體就不會去詢問他的意見了），可能會想：連他都批馬，那馬總統當然是做得不對了。所以，我想針對像李先生這種人的意見再說些我的想法。李先生是學化學的，他在社會科學方面訓練有限。而且，他曾表現出對社會科學的不屑態度。他曾說，他大學時修「國父思想」課，他都沒去上課，而期末卻仍然得到高分。暗示說，他雖然沒有學過社會科學，但是他對相關社會科學的思考不會不如那些社會科學專業的人。但是，我還是要說，雖然李先生的社會科學素養很可能真的比許多社會科學系畢業的人還強，但是，有些社會科學的重要深度涵養還是需要長時間吟泳才能得到。現在，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康納曼宣揚「快思慢想」中的「慢想」，也告訴我們，行動不宜太多依賴直覺與捷思，即使是非常聰明的人亦然。總之，我認為即使聰明如李，也可能在不自覺間參加進了保守結構，而他又太過自信，並不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