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文對那些強調發動「懲菲戰爭」的言論表示不以為然。但是，顯然也有許多人對我的主張也不以為然。就像有些人對馬政府的批評，他們可能認為像我這種「反戰」言論是懦弱、是無能的表徵。 

批評我的意見中，有一種說法是：台菲之間當然不會爆發戰爭，但是這種主戰民氣卻可加以運用，譬如也許可成為雙方談判的籌碼，或是讓對方畏懼、屈服的力量。 

民氣真的可用嗎？特別是，主戰的民氣可用嗎？ 

我對「民氣」並沒有什麼好感，也不認為我們可以憑藉民氣成就什麼好事。我的想法是，民氣往往是誤導集體行動方向的力量，通常會帶來更大的集體悲劇。嚴格說來，民氣更像是變幻、多彩的表象，卻少統一、持續一貫的實質（註一）。真正最能成就集體好事的，終究還是最多數人的「自律」與「理性」。非理性的民氣，即使在某種特定情境下或能成就一些事，往往也有很大的副作用。 

在中國歷史上，民氣可用的典範之一就是義和團。義和團做亂，清廷剿撫政策不一，最後慈禧太后偏向支持義和團，理由顯然正是「民氣可用」。因為慈禧與清廷的一些大臣本來就對洋人反感（特別是因為洋人在戊戌政變之後似乎偏向要維護光緒帝），於是索性支持義和團來對付洋人。 

但是，結局當然是悲劇的。義和團之亂引來八國聯軍，最後也帶來辛丑和約的傷害。中國當然沒有從義和團之亂中獲得什麼好處，只有受傷更重。如果有好處，大概只有像是刺殺德國公使克林德的那一刻，某些人心裡感覺爽快了一下的好處。 

國民政府對日抗戰，先前民氣也逼著國府開始抗日。國府在民氣逼使下，只好勉強提前抗日。但是，這個抗日時程絕非蔣委員長的規劃。抗日時程提前，當然增加犧牲。南京之敗與稍後的大屠殺，都在本有可能避免或減緩傷害的情形下，卻成為不可避免的大悲劇。 

當然，上述兩例都以我方弱勢的前提下，民氣導致悲劇或擴大了悲劇。也許有人認為，我們如果是站在優勢地位，應該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之前我們提過德皇威廉二世，他是一次大戰的主要促成者。在他主政的時代，德國的實力的確很強大，至少在面對主要敵對國家法、俄的時候，德國都算是較強的國家。但是，戰爭微妙牽扯出美國，並打敗了德國，讓德國從此陷入嚴峻的困境，甚至又導致二次大戰的又一大悲劇。雖然一次大戰的爆發並非全部由德、法兩國所決定，但是德、法兩國互相仇視，造成歐洲兩大集團的對立格局，一旦發生政治暗殺事件，終不免引爆大戰。據說這場大戰造成了兩千萬人死亡，參戰的歐洲各國社會精英喪失無數。 

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主要是由歐洲各國外交格局的「勢」所促成。但民意也是重要因素。在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大眾情緒和媒體意見已經逐漸成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參考因素。法國的民意便是要求收復對德失地和對德復仇，英國的民意則迫使決策者為避免內戰而必須去當帝國主義分子。英、法兩國皆為所謂的民主代議制國家，視回應民意為理所當然。至於德國、俄國和奧匈帝國，雖然不是民主國家，而是君主專制國家，但是卻對民意更加敏感。因為專制國家中的君主威望和王朝的延續往往依靠對外強勢擴張來維持，而由於缺乏合適的制度性宣洩管道，民意便把關注焦點集中在外交政策上，而且不會從戰略高度來看待國際關係，常視外交妥協為奇恥大辱，對危險的軍事衝突則歡呼雀躍。這種情緒感染了各國的決策者，使他們認為偶爾採取積極軍事行動，甚至流點血，不但有利於爭取國際間的優勢地位，甚至會使國家的體質更為強健。 

一次大戰，對世界各國而言，幾乎都是悲劇。日本初時似乎因為參加對德戰爭而獲利（因為獲得山東權益），但是，結果是福兮禍所伏，最終引發中國的對日抗戰。中國因為一戰後的凡爾賽和約，不但走向對日抗戰，也走向共產主義之路。 

作為一場大悲劇，一次大戰的爆發與民意攸關，也是各國決策者誤認民氣可用的結果。 

事實上，德國希特勒與納粹黨的崛起，也與德國民氣攸關。一次大戰，德國戰敗，民生困苦，許多人流離失所。納粹黨趁勢崛起，大肆宣揚強國思想，並且得到最多民意的支持，最終並獲得執政權。接著，德國開始兼併奧地利，攻打波蘭、法國，德國人民大多都樂見其成。德國民意甚至不曾反對納粹大屠殺。只是，這樣的民意並沒有為德國人民的長久福祉提供保證，反而促成德國走向毀滅。 

撇開上述的歷史教訓，我們不妨直接檢討所謂「民氣」的一些性質及其可能後果。 

所謂民氣主要是指集體的情緒。而會集結成集體情緒，通常是比較強烈的感性情緒，特別是仇恨情緒。重要的是，既是情緒，它就不是發自理性。有些集體情緒或許具有某種程度的合理性，但是，那也可能只是一種偶然恰合，而不是思慮周詳的結果。 

人會有憤怒與仇恨情緒，可能也出於演化的原因。換言之，會憤怒與仇恨，可能有利於物種的生存競爭。沒有憤怒與仇恨情緒的動物，可能無以存續其物種。從而，憤怒與仇恨情緒在生存競爭過程中可能具有合理性，它可能在短期內可提升並集中發揮人的潛能，並有震懾敵人的效果。民氣中的憤怒與仇恨情緒也因此未必不應該。 

但是，就算上述的推論合理：憤怒與仇恨情緒有時候是應該的。這並不表示憤怒與仇恨情緒總是應該的、總是必要的。就像上述的歷史經驗，國際間的戰爭紛爭，最後所帶來的可能是更大的悲劇。而推動戰爭的，至少有部分就是來自集體憤怒與仇恨情緒。如果任由集體憤怒與仇恨情緒主導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恐怕就會停滯在原始狀態，是英哲霍布斯所謂all against all的混亂狀態。 

社會學裡區分「內團體」與「外團體」概念，人們對內、外團體會有很不同的對待態度，通常是一種本於「我群中心」原則的態度。而基於我群中心的態度，要促成對外團體的憤怒與仇恨情緒是很容易的事。但是，這種情緒卻未必帶來對我群的真正長遠利益。我甚至認為，傳統中國常常在對外戰爭中成為弱勢一方，不是因為中國人是不會憤怒、仇恨的民族，而是這種情緒更常加在國內的外團體上，以致造成國如一盤散沙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是憤怒與仇恨情緒平常缺乏節制的結果。所以，憤怒與仇恨情緒終究需要用智慧來調節，而不宜任意發洩。 

在台灣與菲律賓之間，究竟彼此是否為敵國，這個基本點必須審慎以對。我們的確可能認定菲律賓是我們的敵人，而對待敵人，如果我們過於軟弱，過於和平姿態，最後是我們吃虧。 

但是，上述關於軟弱姿態會吃虧的推論本身是否必然正確，猶待考驗，而和平原則是否必然為軟弱，並必然吃虧，當然也更有疑問。更重要的前提是，我們已經要就此認定菲律賓舉國是我們的敵人嗎？他們究竟做了什麼事使我們要如此認定？ 

菲方槍殺我漁民，當然是不應該。但是，如果這個地點確是發生在北緯二十度以南，慣例被視為菲方的經濟海域，我們的考慮就比較複雜。而且，這件事畢竟不是由菲方中央所做出的行動。 

菲方中央的涉入，主要是事發後他們的反應。的確，菲方中央似乎傾向要耍賴、推託、拖延，而不是誠懇道歉。但是，這終究也還不等於要舉國與我們為敵。試想，台灣還有數萬名菲勞，還在為台灣人服務，這些人我們也要認定為敵人嗎？ 

如果我們並沒有充分理由認定菲律賓舉國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是否要基於策略性理由來這麼認定呢？譬如，將菲國視為假想敵，有利於台灣內部的團結、有利於整軍經武。對此，我當然不以為然。台灣不愁沒有假想敵，但是要努力化解對外的敵對關係，而不應該促成敵對關係。 

有人說台菲之間不會開戰，說要開戰，其實只是做個姿態，可作為談判籌碼，或者嚇唬敵人，讓他們不敢再得寸進尺地對我侵逼。 

我認為上述主張只在一種前提下較有積極意義，就是認定菲國是個「失敗國家」，也就是失去秩序、無法進行有效統治的國家。如果不是，我們的嚇唬就可能成為挑釁，並釀成真實的不幸。 

但是，這樣的認定不但未必恰當（菲國大體上並不算是失敗國家），更可能讓我們難做出理性而穩定的對菲處置，也不利我們在國際間的聲望。 

總之，我們與菲律賓舉國為敵，既無必要，而且只有壞處。我們如果這麼做，只能真的使菲國也舉國視我們為敵。即使台菲之間目前不會真正爆發戰爭，但是雙方戰爭之機卻可能漸進升高，集體仇恨之火是會累積的，而為將來醞釀戰爭之機。

理性考慮，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切割處理。針對性地處理問題，並努力爭取最大的、實質的國家利益。 

最後，我們這次群情如此激憤，我認為部分是面子問題。如果菲國中央願意誠懇道歉、並承諾賠償，我估計我們大眾就不至於如此憤怒。我方應該思考，菲方之所以不願意道歉的主要考慮為何（是不是也是面子考慮？），針對性尋求破解。再者，面子問題，其實未必定要以顧面子的方式來解決，我們應該要努力轉換情緒，把面子考慮轉換成理性的考慮。如果我們能藉機爭得更多實質利益，應該如何抉擇，其實只在我們一念之間。 

民氣沒有理性支撐或引導，很可能帶來集體悲劇，而如果是有理性引導，或許能對國家有利。但是，理性引導只能是來自政府嗎？政府能成功理性引導民氣嗎？還是被民氣所引導？就算政府果能理性引導民氣，那麼，人民自己還有沒有真正的主體性呢？

註一、我還有個比較奇特的想法，在此大膽提出。我以為鄧小平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決定鎮壓群眾抗議運動，很可能是因為他親身體驗過紅衛兵之害，所以對於群眾運動戒懼極深。他也因此拒絕順從這種群眾運動的訴求方向。也可以說，鄧小平拒絕依循當時的「民氣」。而事後看來，運動所顯現的「民氣」，在相當程度上只是個泡沫氣球。反之，毛澤東則是想盡量操弄群眾運動，以實現他個人的超現實理想，結果卻更是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