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裡，有「心理防衛理論」、「認知失調理論」、「歸因理論」與「捷思法理論」等，這些理論共同告訴我們，我們的認知常會偏誤。認知偏誤的理由很多，有些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自尊等心理避免受到傷害），有些是為了維護認知的一致性，有些是因為我們怠於複雜、嚴謹的思考，或必須當下就做出判斷而用簡捷、直觀的方式進行思考。

由上述的理論，我們知道我們的認知會產生偏誤，但是，也許更重要的是找出偏誤的集體傾向。有些集體傾向的確已知。譬如我們常有「我群中心」(ethnocentric)的傾向，也就是以自己所屬群體的標準為標準，或以此群體的利益為中心。

不過，我想大膽猜測另外一些集體傾向，譬如傾向「樂觀偏誤」(optimistic bias)：對人性的樂觀與對命運的過度樂觀。

樂觀而被稱為「認知偏誤」，意思是很多人都會傾向太過樂觀而與客觀事實有出入。換言之，人性可能沒有那麼美好，但是我們卻常傾向朝美好的一面來忖度人性；人的命運沒有那麼美好，而我們卻朝美好的一面來推測命運。

簡單說，我們多數人都需要這種樂觀，我們都無法承受悲觀。也就是說，我們心中也許暗暗認為人性並沒有這麼美好，但是我們還是告訴自己人性是美好的；我們可能並不那麼樂觀我們的命運，但是我們還是告訴自己命運應該會好。就某個程度而言，我們傾向集體自欺。

大膽地說，人的「良知」與「理性」(reason)等指涉先天內在特質的概念都可能是出於樂觀偏誤的認知產物。不是說這些概念毫無意義，而是強調與其視之為人的先天內在特質，毋寧視之為出於社會生活的需要與期盼所產生對於人性的投射性看法。簡言之，也就是把希望視為實在。由於這些概念出於偏誤認知，所以它們可能實際不符社會生活所需，因此需要不斷被解構與重構。之所以說是出於認知偏誤，主要是強調人性中其實缺少與此等概念充分對應的單一特質。人的確可能有惻隱之心、有親近社群的心、有迎合社會生活共同需求的心理傾向，但是籠統使用「良知」與「理性」概念，並信賴這種能力，恐怕還是會有問題，我們如果真要窮究良知與理性何在，恐不免會失望。

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會過度寄望於這些先天特質，而放棄有意識的努力、放棄在制度結構層面的建構與維護的共同努力。而假如結果是讓我們失望的，也就是說，我們所營造的實際生活並不那麼美好，我們可能又寄望於其他的外力，譬如神，或是能獲得神所授權而具有特殊稟賦的個人。

撇開良知與理性概念的討論，總的來說，我以為制度結構不合理而又能長久持續，很可能與集體認知偏誤或自欺有關。譬如印度的種姓制度，明顯帶來階級不平等，並使印度社會因為普遍的疏離感而長期發展遲滯，但是，因為人們對與種姓制度相關的信仰（特別是像「業」與「輪迴」等概念），使人們無積極意願奮起對抗、改變這種制度。類似的，在專制制度中人宰制人，也不合理，但是，人似乎願意被宰制。人不是應該生而平等嗎？不是應該有天賦人權嗎？那麼，為什麼會有專制制度，而且，這種制度好像還很普遍、很持久？

專制制度的存在，估計是因為人與人之間長存矛盾，至少是利益上的矛盾，也可能是觀念上的矛盾，而矛盾極可能造成衝突與混亂，而社會卻又需要秩序，最後只好以宰制、壓抑的方式來維護起碼的秩序。當然，在這種宰制與壓抑中，同時也維護了某種權力不平等的關係，最後也維護了階級的不平等。只是，許多人可能不再檢討後面這種問題結構，而只讓自己看到前面較合理的部分。

理想的社會或許應該是趨向更平等、更少宰制與壓抑的狀態。只是，這樣的社會要怎麼樣才能被成功建構呢？中國古人期待的比較是聖君賢相，期待聖君賢相能維護這樣一種較理想的狀態，也就是說，期望少數統治者會善意而主動地提供大眾更多的福利與權利。

但是，抱持這種期望並依此原則行動很可能也是一種集體自欺。簡單說，這種期望被實現的可能性極低。抱持這種期望，意味著對統治者習於依賴，而忽視自身的自主性行動的必要。直白地說，權利必須自己去爭取；放棄爭取就是放棄權利。等候他人主動給予權利，終究只能失望。這裡，暗含著關於人性的悲觀判斷。就像艾克頓爵士所說「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這就是一種偏向悲觀的人性論。這種悲觀的人性論常被拒斥，因此從這種較悲觀的人性論出發所可能建構的政治主張也同時被忽視或難以開展。

民主制度，其實包含著制衡理論，也包含著相關的人性論述，而那是如艾克頓爵士的悲觀人性論。拒絕悲觀的人性論，也就不太可能開展民主制度。

當然，專制制度也可能是出於某種類型的悲觀人性論，他們可能說：人性惡，所以必須用專制制度來羈糜。

但是，這可能是一種絕望性的悲觀，如果是持這種觀點，那就會失去要求人民權利的立場，專制宰制就會成為應然與當然，即使明知專制會帶來痛苦，也只能消極接受。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思想派別會主張這種絕望的觀點。中國儒家思想當然也不在內。

如果還希望免於宰制，則只能寄望統治者的能力與善意。這裡，或者就會在論述上矛盾地回到人性善論或依賴一種特定人性善論，也就是相信有些人是可信賴的統治者。至於為什麼有些人是可信賴的、究竟哪些人是可信賴的、如何找到可信賴的人作為統治者、眼前可信賴者未來是否可能墮落、如何避免可信賴者的墮落...等問題，則又留下一連串的疑問，需要繼續討論，而且很難理出個頭緒。而事實上，權力結構可能早已經背離樂觀期待，而依著並不美好的人性在自行運作，並帶來並不美好的統治，譬如君未必聖，或「聖君」也可能墮落，或他們可能藉著世襲制讓自己的子孫長久佔據統治者的地位，即使子孫未必聖賢。

當代人可能自然地反感專制制度。但是，許多人還是期待依賴類似聖君賢相的領導者，並且將國家的發展成敗歸因於領導者，特別是當發展挫敗的時候會主要歸咎於領導者。這常是一種過度歸咎，因為領導者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大的作用，特別是相對於整體社會文化結構的作用而言。

尤其當結構在轉型的過程中，領導者的能耐會更顯得有限。以類似社會學先驅涂爾幹的說法來說，宏觀結構的轉型可能有它自身的邏輯或模式，非少數特定個人所能操控，即使是領導者亦然。好比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在革命的驚濤駭浪中似乎找到了一位英明領導者，但是，英雄如拿破崙最後卻也不免黯然淪為囚徒，而法國則仍然在風雨飄搖中。

一百年前的中國，民國肇造，袁世凱執政，他又是何等梟雄之輩，卻也只能在眾人責難聲中黯然下台，並抑鬱而終，而中國也進入了分裂與軍閥割據的混亂狀態，久久難以安定。巨變轉型中的社會，幾乎註定要經歷重重波折，幾乎是誰來領導也無法免除災難。

但是，人們似乎仍然堅持一種舊思維：換一個領導者吧；下一個就會比較好。

真正要改變的，其實主要應該是普遍人們的心態。結構轉型的平順與朝向進步，最終關鍵應該在於普遍的自律與理性。缺少這些條件，領導者再怎麼輪換，恐怕都是徒然。這不僅適用於專制制度的問題，也包括對其他不合理結構的解釋。

有些領導者可能看似很有能力，讓大家興起希望。但是，不旋踵之間，大家可能就陷入更大的失望或悲劇中，好比拿破崙時代的法國與納粹時代的德國。當然，1950年代初的中國，可能也曾讓許多中國人燃起濃濃希望，卻也在不久之後，又陷入惡夢之中。為什麼？

大眾的理性還未真正覺醒的時候，很不可能僅賴少數領導者的卓越領導就能使社會有真正的進步，大眾的激情與非理性最可能的結果是產生出悲劇性的領導者。而且，在急遽變遷的過程中，普遍自律習性的不足更可能帶來混亂悲劇。

大家是否能認知到這個問題性質呢？似乎不容易。多數人可能認為，領導者有責任帶領結構轉型。但是他們可能忽略結構可能有其內在傾向，傾向抗拒轉型；或者，結構本身處於矛盾、混亂的狀態，各種力量很難被成功整合。領導者要能成功帶領結構轉型，當然需要能力，但是領導者的個人能力不是唯一條件，也不是主要條件。主要條件是在結構自身。領導者或能因勢利導而使結構轉型成功，但是，如果不是先有那個有利轉型的「勢」，領導者個人的能力恐怕就無補於事。

結構的特質也可能與領導者的特質違和，使領導者的能力與理想難以發揮。很多人可能並不關切這個問題，而認為當然應該是由領導者來配合結構，怎麼可能是由結構來配合領導者個人。

問題是，所謂領導者配合結構，可能就意味著領導方向會順著結構原有的「勢」，並因此而偏離某種進步理想。譬如說，是拿破崙與希特勒獲得最多數的國人信賴，而其他的可能領導者都難獲較多數人的信賴，而兩人所帶領的改革方向卻是有問題的方向。類似的，蔣介石獲得了相對多數民眾的支持，成為中國的領導者，但是他卻立即在清黨過程中顯現出殘暴殺戮的一面，帶來後續的內戰歷史遺憾。即使如此，在行憲以後，他仍然得到較多的支持而成為總統，卻又旋即因內戰而失去政權。這反映的是結構本身欠缺整合且難以整和，以及當時的結構似乎偏好這種強悍卻易造成衝突暴力的領導者。如果結構有此傾向，其實就不宜再怪罪領導者的暴戾。如果結構更傾向接納非暴力與較溫和、理性的領導者，那麼，行憲後胡適這種人也許可以成為領導者，而內戰也許可免。

但是，胡適既不可能真的成為中國的領導者，而且，即使很偶然地成為了領導者，在當時的狀態下，他也可能立即成為跛腳領導。當然不是他自己要跛腳，而是在群狼環伺而又百廢待舉的困難情境下，他非跛腳不可。

曹操曾感慨地說：「設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有幾人稱王、幾人稱帝。」當狼群發現領導者無力的時候，就會群起反噬。這可能是一種叢林裡的權力遊戲法則。所以領導不夠兇悍，則可能遭群狼反噬。但是，這是什麼樣的情境？群狼反噬的可能性反映的是什麼樣的政治結構？這是我們大家應該要檢視的重要問題。

在權力上自我設限的領導，被大家共識性地認為是無能，因為他「不擅長運用權力」，這種權力可能包括很準確地使用合法的權力，但是也可能包括以其他手段產生的附加權力，如：「欺騙」、「使用手頭公共資源來博取大眾感情」、「以合法掩護非法」、「利用部屬對權力者的盲目依從與趨附傾向」、「利用大眾對領導者的過度依賴傾向」、「利用大眾對短期功利後果的偏好傾向」…等。

大家如此判斷領導者的能力（而不管他是否努力、是否決策理性、是否在大原則上思路清明、是否堅持重要行動原則…），這樣的結構特質會使那些從事政治的人覺得必須盡量使用附加權力，從而，這樣形成的「權力結構」就會一直是有問題的、易產生宰制的狀態。

專制制度可能由此而生，也由此而被維護。專制制度主要是多數人集體自欺的產物，而非少數人性好肆虐、宰制的產物。少數人性好肆虐、宰制，必被多數人所推翻，除非多數人因為某種理由而願意接受這種宰制。集體自欺則往往能提供建構或維護不合理結構的理由。

不合理的結構應該不是多數人們所要，但是它們卻可能長久普遍存在。為什麼？因為認知偏誤或自欺也普遍存在。

我們其實並不願意意識到並承認以下的事實：對於問題結構的形成，其實我們大家都有責任，我們都是促成問題結構形成的一員；轉型中的結構中通常存在著深重的矛盾，這個結構矛盾的化解，必須是大家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較平順完成；而所謂「努力」，其中可能包括讓我們感覺痛苦的成分，也就是說，我們很難在不感覺痛苦的過程中，就順利轉型踏上理想新境；結構轉型的責任其實不能完全委由特定個人來承擔，即使他們的確是有優秀能力的人也同樣無法承擔起這個責任；過度歸責於特定個人領導者，往往只能使政局更為動盪、更為發展遲滯，而無補於轉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