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是人不是商品，所以無所謂被出賣的問題。

或許你是要提醒我「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的道理。不過，我不會有這個問題。因為我不貴，也無從被賤。

我當然還是要注意，我的說法是不是錯了。

我覺得我的說法大體是合邏輯的，前後一貫的。如果可能有問題，應該是在事實判斷的部分。我對某些事實的判斷是不是錯了呢？最後答案還未揭曉，讓我們大家拭目以待吧！

不過，這個問題也不那麼重要。因為我真正的論述重點並不在判斷馬總統這個人好壞或能不能，而在強調「結構」的重要性。這卻不是我個人的觀點，這是社會學的一般性觀點。我只是把這個社會學的一般性觀點引用在現實政治裡。

當我強調我們常對執政者過度歸責的時候，正是在強調：我們忽略了「結構」的作用。而這個結構的作用卻很可能使我們重複陷入循環的悲劇當中。我的一個最簡單的論點是：換了執政者，往往也消除不了我們的悲劇命運。「河清難俟」，此之謂也。

為什麼河清難俟，是像宙斯處罰薛西弗斯那樣，讓他永遠不得擺脫苦難命運嗎？我不相信命運這種事，我強調的還是結構的作用。因為主要是結構在起作用，所以才會顯出重複性。悲劇之所以會重複，是因為基本結構沒有改變，而不是因為執政者沒有改變。改變了執政者，但是結構沒有改變，悲劇就還是會重複發生。

簡單說，我們的問題主要是在結構不合理的問題，而不在執政者的問題。

我們的執政者是民選出來的，而他能被選出，其實意味著他是經過千挑萬選而得，他的優秀是早已經被肯定過的。為什麼結果選出來的人卻又被大家如此詬病？是大家眼盲，老是選錯人？還是意味著這個角色的難度超過任何人所能為，除非結構調整，否則沒有人能以常態的方式成功扮演這個角色？

可能只有像希特勒、拿破崙那樣，才能在既存的困難結構中開創出新格局。不過，後遺症嚴重。

讓我們把批判的眼光轉向吧！多看看「結構」的問題。

事情一碼歸一碼，有弊端是一回事，是否該漲價是另一回事，不要混為一談。即使弊端完全清除，還是照樣得漲價。而要完全清除弊端，我估計是不可能的事。

社會有弊端是必然的。端在是否能通過政策減少弊端。但是，消除弊端有快有慢。在民主法治社會裡，速度是比較難以由執政者完全掌控。以黃季敏署長的貪污案來說，政黨輪替的當時，是否該撤換他呢？如果你手裡沒有充分的證據指認他貪污，憑什麼撤換他？撤換太多前朝的人，會有抗議聲浪的。但是，要掌握貪瀆證據，又談何容易。貪污者個個都防著犯罪跡證被暴露，防得可緊了。外界怎麼能輕易逮到證據？怎麼能辦人、換人？

台電、中油有弊端，其來有自，其中部分是當年的獎勵政策的副作用，當然也有日久生頑的問題。總之，弊端不是不抓，而是需要時間與相關配套措施（修訂法規）。

我們希望執政者能做到弊絕風清，這種心態很正常，但是欲求當下立竿見影則並不實際。即使是威權如兩蔣，他們執政的時候仍然存在許多弊端，譬如說在大陸上人們所詬病的孔、宋家族，來台灣後的王正誼（王太夫人家族），難道是兩蔣故意要鼓勵他們貪污、舞弊嗎？執政者畢竟不是神明，怎麼能真做到弊絕風清？那畢竟只是理想。人性就是貪婪、就是好逸惡勞，那是本我的普遍傾向，所以，並不只是某一、二位官員可能貪污、舞弊或瀆職，執政者又怎麼可能全面防堵？全面肅清？何況在民主、法治之下，又不是執政者掌控全部的權力。民主、制衡，講的就是壓縮執政者的權力，他的能力當然也因此受限。我們要評價執政者，要衡酌這些情況，否則並不公平。

雖然你的意見可能是代表當前台灣民眾的典型看法，但是恕我仍然難表同意。

有沒有考慮夠多，很難說清楚。有時候當我們讀了愈多資料以後，並不一定是愈能做出「正確決斷」，而可能是覺得愈難做出決斷。事情的利與不利，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難測。有時候，我們最後的判斷依據，只能是民意的多數。而這也可能要等到事後或放出風聲以後才能確定。也因此，政府可能得要先放出風聲，說是要漲價，然後看看大眾反應，如果多數人強烈反對，那就不妨改絃易轍。這些事態發展很可能都在原先的考慮範圍內。這不完全是肩膀的問題，而可能是決定利弊的理性考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