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五百年來的文明發展，西方的進步速度遠超過中國。我們身邊的各種用具，隨手拈來，幾乎都是西方文明的發明。晚近的中國與其他華人世界，稍有起色，漸漸有了創新與進步。但是，中國大陸這些年來，卻又發展出所謂的「山寨版」這種東西，顯示中國人創新、發明趕不過別人，只好剽竊他人的發明。

暢銷書「世界是平 的」作者佛里曼（Thomas Friedman）認為，中國大陸 之所以頻頻剽竊、抄襲，缺少文化創新，主要是源自於對人的不信任。（中央社記者9/12電）

佛里曼今天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發表題為「在中國，我們（不）信任」（In China, We( Don’t) Trust）專欄文章。他指出，一個能發明造紙術、火藥、鞭炮與指南針的國度，為何現在只能組裝iPod？他認為，原因不在於缺乏文化創新能力，而在於對人的不信任。他表示，當社會存在信任時，因為感到安全、能夠冒險，也能做出長時間的承諾，自然就會產生持續的創新。因為有信任感，人們樂意相互交換想法與概念，不需擔憂自己的創作被剽竊。但大陸社會缺乏信任感，這將抑制大陸走向現代文化創新的社會。

佛里曼的說法我大體同意，但是似可再做補充。「社會信任」近年常被討論，被歸屬於廣義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一種，會深遠影響社會發展。這種論述早已經由Robert Putnam與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美國學者所提出。

在福山的討論裡，強調當社會信任不足的時候，企業規模難以擴張，華人則往往依賴家族企業的模式，也因此難以獲得規模經濟之利。而在Putnam的討論裡，則強調在愈是多元族群的社區裡，人們愈對他人缺少信任，因此易變得冷漠、疏離、封閉，不願意參加公共事務。

佛里曼的說法則是強調，由於缺少人際信任，所以人們寧願靠剽竊他人智慧財產以獲利。他的意思大概是暗示，人們不願意做長期性的投資，包括像企業研發，或是個人的研究，因為這種投入緩不濟急，不知道是否能有回收，又是否會被他人所剽竊。

他的說法，我相信大體是能成立的。但是，我可能會稍稍移動論述的焦點，更強調一種「零和思維」式的人際惡性競爭的問題。也就是說，人們害怕他人出頭，厭惡他人的創意與發明，因為那將意味著自己的失敗與損失。因此，當看到他人有創意或發明的時候，往往不是歡欣、支持，給予協助，積極參與思想交流，幫助繼續發展，而往往是冷言冷語，挑剔、批評。

我們不難想像，一個新的構想，往往不太能具備細緻的、周詳的考慮，它可能有創意、可能有合理性，卻未必是沒有缺失，特別是一時恐也很難證明其可行性、優越性。而在外界的強力打擊或冷待下，最後可能不了了之，什麼也沒留下。

最令我有感觸的一件歷史故事是關於鄭和下西洋的相關資料（包括海圖與船圖等），據說被一群官僚加以全數銷毀，以避免再有類似的大規模出海活動。如此，成功阻擋了中國的發展，可能不只是海運發展，而是各方面的發展。

這是一種社會狀態。最後，整個社會都呈現一種氣氛，就是無意追求創新、發明。因為創新、發明難以成事，也往往於己無利，因為可能徒惹他人嫉恨或冷待。

近代中國文明發展遲滯，主要的原因應該不是中國人的先天智能問題。有西方學者研究，認為東北亞地區的人，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一群(參見Richard Lynn and Tatu Vanhanen, 2006)。此說未必沒有研究效度問題，但是，至少我們很難給出完全相反的結論，說中國人的智商特別低劣。但是，幾百年來，中國人在文明發展上相對於西方的遲滯、落後，卻也是鮮明的事實。

我多次強調過，這不宜用財富多寡來作為主要的解釋因素。因為西方並不是在文藝復興開始的時候就擁有比中國更豐富的物質與經濟資源。西方後來的財富本身需要用其他的因素來解釋。譬如西方能發現新大陸（並從而可攫取其資源），這不是出於偶然，而是其社會發展的結果。哥倫布是先有「地球是圓的」這種觀念，才會有西行尋找中國、印度的構想，並且不會像其他水手那樣，害怕船會掉到世界的邊界之外。

中國社會的人際惡性競爭，並形成「零和遊戲」的思維模式。這對尋求創新、發明是極具殺傷力的氣氛。

我在學校裡任教，常感慨學生不主動討論，即使被問到，也常發楞無語。我仍然認為這主要不是智能問題，而是價值與文化氛圍的問題。惡性競爭與零和思維使大家對研究、創新沒有興趣。

對研究創新不感興趣，部分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價值太重務實(practical)面，沒有明顯務實作用的思考常被否定。這阻礙了科學求真精神的開展。我們的社會缺乏個人主義，不太容許個人思想的自由發展，也會阻礙創新、研究。總之，太務實的價值與前述的零和思維習性很可能互相增強。最後使我們的創新性被大幅扼殺。

佛里曼指出，「大陸仍困於新舊社會的接縫中，中國共產黨破壞了傳統農村社會固有的信任體系，卻又未能建立現代化的法治、獨立司法的新社會秩序，這都讓大陸社會存在嚴重的信任不足。」這個問題也可能成立。但是，我比較悲觀，我認為元、明、清傳統社會已經是個欠缺創新能力的社會，而前述的問題其實早已經存在，中共對創新的阻礙作用未必那麼重大。反之，中國大陸社會的自由度的不足，反而可能是個較嚴重影響創新性的因素。

就台灣而言，社會創新性的問題也許沒有那麼嚴重，但是也仍然有待加強。中國人要鼓勵創新，恐怕得要從多方面去檢討我們的價值觀與文化氛圍，以及我們的人際互動模式，以期從結構面徹底改變，或許未來能有長足的進步。

1. Richard Lynn and Tatu Vanhanen (2006). IQ and Global Inequality. Washington Summit Publishers: Augusta, GA. ISBN 1593680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