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導：台大醫院去年八月爆發誤植愛滋器官事件，監院在事件滿周年前夕通過彈劾，認定當時擔任台大器捐勸募小組負責醫師柯文哲「怠忽職責、廢弛職務」，柯文哲忍不住在臉書反駁，每天都有數千名支持他的網友及醫界人士紛紛按「讚」聲援。

我不認識柯醫師，只從媒體多次報導對他略有所知。印象中的他，似乎是個率直而認真的人，在醫界頗有聲望；他也是綠營的支持者之一，曾多次發表對阿扁處境同情的談話。我對他的印象大體是正面的（雖然我與他政治立場相左）。

他被監委提出彈劾，這事也讓我覺得不安。我估計如果彈劾成真，恐怕又會掀起藍綠更深的對立。

他究竟該不該被彈劾呢？我不知道。我倒也相信，在捐血事件中，他可能真的疏忽而未驗看文件。只是，對於這樣的疏忽，是否應予同情，則是另一回事。想像中，柯醫師應該是個工作努力的人，而且事實上也是非常忙碌的人。疏忽未必是出於偷懶、逸樂。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一個認真、努力的優秀醫師，因為工作疏忽而被彈劾。這裡面是否有藍綠鬥爭的勢力介入呢？監委是否因為柯醫師是綠營支持者而刻意要整他呢？

我倒不這麼認為。我猜想，監委正是認為這事無關藍綠而堅持彈劾。而柯醫師的疏忽很可能也是事實。

柯醫師也許有很強的理由解釋他的疏忽（譬如強調他的忙碌程度）。而我也很相信他的忙碌，甚至其他的解釋理由。

那麼，為什麼還要有彈劾案？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我認為問題其實出在程序結構：柯醫師可能承擔了過當的責任，部分責任應該交代給其他角色，但是相關的程序規定並未做出應有的（分工）調整。而監委則不管這個，只管依形式責任究責。提案的監委可能想：我們不必代替做那些考慮，我們的彈劾也可以用來凸顯現行結構的不合理；但究竟是結構不合理、還是柯醫師個人失職，這不必由監委來考慮，而應該由醫院方面來處理。

柯醫師也許是被作為凸顯不合理結構的過程中的代罪者。但是，果然如此的話，其實柯醫師還是會覺得很委屈。他不會認為自己應該成為代罪者。

程序結構是否合理？我認為結構是有不合理之處：柯醫師不應該繼續承擔檢查血液資料的工作。他只要提出捐血的應然程序即可。一般程序由他定，實際執行也要由他執行，作為資深醫師，柯醫師所要承擔的細瑣工作未免太多。

台大醫院可能理解這種實際問題，而未苛責柯醫師，但是監委卻認為彈劾時無需考慮這一面，如果是程序不合理，也應該通過彈劾柯醫師來凸顯問題。

如果監委的確抱持此種思維，我很難說他們有什麼不是。

究竟是台大醫院應該趕緊調整程序，還是監委應該考慮周全，勿讓個人成為結構不合理的代罪人？我沒有答案。兩者可能都有難處。前者的具體難處可能是在人事法規，要增加某部門的人手，往往礙於人事法規，很難動彈。要求由監委考慮程序結構的不合理而對個人網開一面，可能也會變成是對監委的過當要求。

這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合起來看，還是結構性的問題。整個結構需要做調整，而目前的狀態，終究還有不妥當之處。

上述問題，其實並不僅只是出現在這件事上。由於社會變遷快速，結構應該調整而未調整，存在某種不合理的情形，這種問題很普遍。

之前關於特別費案，其實也有類似的問題性質。特別費究竟是不是一種薪資補貼，連大法官都沒法斷言，因為它的定性本來就模糊。而一旦有人開始追究，立即會牽動一大群人。一時恐怕是群情惶惶，誰也不敢確定有事沒事。

最近又有教授涉及研究費報帳的弊案，性質也有類似處。

一方面，我們樂見有人開始追究問題，但是，一方面又為那些涉案的個人覺得委屈。這裡，都與結構變遷產生的權責疑義與不同部門間的扞格、摩擦有關。

我會想要討論這個話題，不是因為我特別關心柯文哲，而是因為他的處境足為一範例。我覺得當代社會結構本身的複雜、混亂導致個人不知該如何自處，這是當代社會的普遍現象。柯文哲只是一個比較顯著的例子。我們可以想想，先前馬總統因為特別費案而被起訴，直到三審才定讞無罪，過程必然煎熬，但是，如果是在威權時代以前，他大概不會因此而受罪。我們甚至還可以想像，如果是在早先威權或專制時代，身為總統的阿扁，也絕不會因為洗錢而使自己身陷囹圉。是時代改變了，結構複雜化，才使他成為犯罪者。另外，像前調查局長葉盛茂將洗錢情資交給總統而致入罪，也是在新時代才會發生的事。

我不是說傳統社會更合理，而是其運作原則較為簡單，容易被查知並依循，個人也就比較不易誤蹈法網。（傳統社會的統治者常任意「法」辦人民，這是另一層面的問題，比較是統治者不依法而治的問題。）

當代社會的各種法律與程序規定，是長期累積與不斷修訂而成。各程序間不免有些扞格，甚至矛盾，以致使人不知何所依循。就好比人們不知道特別費究竟是不是該領，要怎麼領；學者也不確定，是不是還可以像以往那樣，找其他單據來報銷研究經費。

有些模糊處，固然可歸責於當事的個人，但是，也有些問題是法律或程序規定間的扞格所導致。結構愈複雜，扞格或不明何所依循的情形也愈多。我們的學校教科書，現在也愈來愈難編寫，因為不知道要依循什麼課綱，甚至不知道課綱應該如何訂（這裡有社會內部的團體利益矛盾問題在，不過，同樣也與結構的複雜、紛亂有關）。

我們必須盡快做出總體結構的調適努力。而且，過程中應該注意到避免過度形式主義與儀式主義。避免過度形式主義來要求，而以儀式主義來應付。大家共同來優先關照結構的合理調整，而盡量少些彼此間的嫌怨與訶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