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社會學者，也是一名不成功的教師。我的授課很少能讓學生感覺有收穫。雖然我很少獲得學生具體的批評意見，但是大概勉強可猜知，是因為學生不知我所云。作為社會學者，似乎面對著一些額外的情境困難，因為它提供一種與日常不同的思考模式。

最近，台灣大學博士班招生，據說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都是零錄取，報考人數也極少。這種情況對於培養相關專業人才來說，當然不會是喜事。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境呢？

當然，最直接的理由與就業有關。整個就業市場都情況不佳，而社會學這種非就業取向的科系顯然更是首當其衝。不過，我猜，還有另一層理由。

在太陽花學運以後，我曾在媒體上看到某位參與座談的人士以不以為然的口吻表示，如果他是企業主，就不聘社會學系的畢業生（太能惹事了）。這種說法，我也從周遭的人當中聽過。也就是說，社運似乎已經與社會學掛了勾。而這在徵人的事業單位來說，暗藏危機，最好是敬而遠之。

事實上，台灣早年曾經長期禁止設立社會學系，理由是社會學與社會主義有牽連，而後者又與共產黨密切相關。所以，光復後，台灣的社會學界都在理論立場上力求與社會主義撇清關係，使當時台灣的社會學理論發展少了左派一支。

在中國大陸，中共建政以後則又以不同的理由也壓抑了社會學的發展。他們的理由據說是：既有了馬克思主義，哪還需要社會學？

總之，戰後，兩岸以各種不同的理由而壓抑、輕忽社會學。只是，台灣在解嚴以後，左派社會學忽然得到開展的機會，並且帶著一種心理反彈的意味而聲勢遠壓過右派的理論。即使左派社會學理論未必真是最多數社會學者的基本持論立場，它仍然明顯成為顯學。

左派理論在當今台灣成為顯學，很可能還有一個實際的理由，就是左派理論適合用來批判國民黨長期執政的現況。台灣社會本來就醞釀著對國民黨長期（外來）執政的反彈力道，社會學左派理論（大體以馬克思思想為宗）正好被用來嚴厲批判國民黨執政的諸多弊端。它提供了很有力的、極具針對性的批判理論框架。

不管是近期間的太陽花學運，或是較早的野百合，乃至其他各種工運、農運、環運、住運…，都有許多社會學系的師生身影。因為他們學到了批判，特別是批判既存社會制度與結構的「不公義」。

上述系列的社會運動成功地把國民黨拉下台，讓民進黨成為完全執政的政黨。這也顯示，這些社會運動的訴求大體是得民心的。不過，話說回來，社會上很可能同時也形成了對社會學系師生的一般印象：他們喜歡鬧事。也許還包括另一項：他們缺少做實事的專業能力。簡單說，當社會學成功表達社會上某些不滿情緒的同時，他們也同時失去企業主或用人機構對他們的工作信賴。所以，他們的潛在工作出路就變得更加狹窄。也因此，願意修讀社會學這個專業的人也就變得更少。

曾經有個朋友，因為孩子指考分數接近某社會工作系，考慮究竟是否填寫這個志願，知道我所學相近，就問我這種科系的專業內容。我花了半小時向他說明後，他最後對我明白表示，決定不讓孩子填這個科系。這讓我有點啼笑皆非。

比較值得再檢討的一點是，心理學其實與社會學、人類學都可視為行為科學。但是，人們對心理學就比較沒有這種所學「不切實際」的感覺。舉例來說，我所曾隸屬的機構，在媒體屢屢報導自殺事件以後，就決定找位心理學者來演講，說明自殺的成因與預防。人民直覺認為心理學可以解釋這些行為。但是，社會學者也曾嘗試解釋自殺，並且提出過很有解釋力的理論。那麼，為什麼人們的直覺卻不會想到社會學的這種作用呢？再者，為什麼心理學系的師生們在社會運動中相對缺席呢？至少在一般人們的印象中似乎是如此。

讓我再陳述一種曾經歷的狀況。譬如，我用了比較長篇的文字討論中國人與日本人的道德水準，結論是說：台灣人沒有充分理由對中國大陸的人感覺道德優越，而對日本人覺得道德自卑。

這樣的結論顯然並不太被一般台灣大眾接受（台灣網友們的反應顯然是覺得我錯了：中國人的道德水準當然不如日本人）。

姑且不去申論以上的比較結果的真假究竟。與本文主題有關的是，有朋友的反應是說：為什麼要把簡單的事情講得那麼複雜？

其實，身為學者，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反應，就是認為我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了。

話說回來。社會學以外科系的學者會不會也遇到類似的質問呢？譬如說，心理學者會不會也被認為把簡單的行為解釋得複雜無比。這不無可能。不過，說複雜化其實還可能有一層潛意，就是暗示那不必要，因為：我可以用簡單的思考就已經能得到正確或充分有用的結論，你幹嘛要把事情講得那麼複雜？。

你們的複雜學理沒有用（或者沒有實際的好處）。這是對社會學理論與經驗分析的一種普遍認知。

社會學有沒有實踐意義？從我的觀點看，當然有。只是，它的實踐意義很可能是在多數人所不太在意的層面上：它著重批判體制(system)本身，關注體制的不合理、不公義的問題，並試圖改革體制。

但多數人是在體制內行動。即使他們對體制也並不滿意，但從現實觀點來想，最好還是（暫時）先順應體制，在現有體制中求活。去批判體制、呼籲改革，可能常不能成事，甚至可能遭到體制反噬（被處罰）。而且大家優先關心的問題是：如果我不能做好人家期望我做的事情，自己當下要怎麼活下去？

總之，社會學的訓練好像無助於適應現實生活，無助於提供建設性的專業工作能力。那幹什麼要去學這樣的學科？

說真的，作為社會學者，如果面對上述的質疑，我也很難提出有力的反駁。幸好，現在的學制比較有彈性。主修社會學，還可以有其他雙主修，或者輔修其他學科。社會學與其他專業結合，從就業的角度來說，問題可能就小了一些。

不過，讓我們再試著檢討一下社會學的實踐意義。

據說達摩東來，為的是：尋一個不受人惑之人。「不受人惑」為什麼能成為他萬里蹈海而來到一個陌生土地尋人的動力？我想，這暗示的是不受人惑很難。幾乎每個人都在受人惑的狀態下活著。譬如說，現在大家都流行說當年國民黨如何欺騙台灣人民，說什麼台灣是中華民族的復興基地，說什麼拯救大陸同胞，其實只是要維護兩蔣政權。

許多宗教信仰，其實也都可能是讓人受惑的根源。但是，又有多少人能不受其惑？又有多少人能不受那些靈異之說的影響？

社會學能使人免於受人惑嗎？它本身是否就是一種迷惑人心的言論？我不知道。但是，作為一門科學，它確實試圖尋找真知，也就是一種不迷惑人的知識。再者，社會學強調「結構」的作用。我以為這是一種解惑的關鍵程序。結構是看不見的，但是它卻深深影響我們，包括我們的自我意識的構成，以及各種觀念、思考模式與利益立場的形成等。社會學嘗試將結構顯化，讓人們能意識到結構對我們的作用。從而，我們也比較可能從中解脫。

事實上，一般人如此在乎社會學的實用價值，這種態度本身就已經是我們的社會文化結構作用的部分結果。華人的「重實用」的價值態度就是結構作用的一部分。但是，一般人並不會反省這一點，而是繼續成為這種價值態度的代言人。

那麼，「重實用」的態度不好嗎？

我們不能簡單說「重實用」不好，問題是過度。太重實用的態度有兩面問題。一是這個社會就可能缺少突破性、創新性思考的習慣。所以，具顛覆性意義的新發明或發現就很難出現。整體而言，這樣的社會可能創造力不足。

再者，我們的重實用態度很可能偏於短視，而使我們很難從世俗的煩擾中脫身。我們不自覺地選擇陷身於世俗煩擾。我們無法把問題客觀化、相對化，因為我們把所置身的情境理所當然化看待。

基於不同的生命意義的追求，所謂的「實踐」也就會有不同的指涉。從較狹隘的觀點看，社會學是沒有什麼實踐意義的。但那並不等於它真沒有實踐意義。只要我們想到我們的生活中如此多煩憂，有可能幫助使我們解脫煩憂的思維方式還是沒有實用意義的事嗎？

社會學讓我們意識到結構及其對我們所起的種種作用。這些作用很多其實是無謂的限制，或因此帶來各種煩憂。意識到這些，未必就能免除煩憂的根源結構因素，但是，我們的感覺反應卻可以因此而有不同。就好比我們有憂鬱症精神病，我們如果能把這個病當做是客觀的事物來看，處理上就會有更多的選擇可能。反之，我們也可能將之視為宿命，大概就只能陷入絕望。

對於結構作用的分析，意義當然不僅是面對消極事物時的反應。即使我們是從事公共行政或管理事務，結構分析也能幫助我們做出更好的決策。社會學者韋伯關於「科層體制」(bureaucracy)的討論，就成為管理學上的重要議題。

簡單說，社會學的確使人思考變得更複雜，因為它不斷提醒人在行動時擴大考慮層面，特別是要及於結構（也可說是有結構性的情境）。這不是浪費力氣，而比較像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在「快思慢想」一書裡的建議：請多些慢想、深慮。那樣做，可能幫助我們跳脫困境或免於陷入困境，應該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