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人周玉蔻之前在媒體上大聲控訴，說馬總統違法收受頂新政治獻金兩億元。馬總統指控周誹謗。一審周獲判無罪，馬於是再提出上訴，現在並親自出庭。在庭上，周質問馬：「你這一生有無收非法政治獻金？」。周稍後又向媒體表示，她至今仍然相信馬有收頂新的錢。她並且向媒體控訴馬恐嚇媒體人。

對於這件事，我是站在同情馬總統的一方，我贊成馬提出上訴的做法。如果他放棄上訴，事情的是非就更容易模糊，真相也更容易泯沒。如果馬確實有罪，他的上訴作為只會使他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危境。他願意上訴，不僅是關乎他個人的清白，也是對社會大眾的一種負責態度。從而，我對於周女士的言行則頗不以為然。特別是她說：馬指控她誹謗，是在「恐嚇媒體人」。我覺得她這是在耍弄一種不厚道的策略。馬並沒有指控其他媒體人，而是針對周一人，並且是針對特定的議題。簡單說，馬是在護衛自己的清白，無關乎恐嚇，也不是要泛泛打擊一般媒體人。而以台灣當前的氣氛來說，馬就是控訴了誰，又定能讓對方受到懲罰嗎？他在總統任內都做不到這一點，何況現在卸任了。

照說，周玉蔻這種濫行言詞攻擊而不講究憑據的作風應該是不受歡迎的，她的表現與「溫良恭儉讓」的傳統價值很難沾邊。不過，話說回來，此刻的台灣強調的是反中、反藍、反商、反官，在這種氣氛下，只要是痛罵官商及與中國相親近（或被認為相親近）的人，就會有聽眾市場，周也因此而得以在媒體上繼續火熱。

但是，我還是要在此表示對她的不以為然。她用言論自由原則為憑藉，讓自己可以隨意攻擊他人。我以為這裡牽涉到言論自由原則需要再做細緻修改的問題。她利用了此刻的模糊狀態，也利用了大眾的仇官心態。而她所採取的攻擊策略其實也是不負責的。她此處關於違法收受頂新政治獻金案二審庭上所做的質問（這一生有無收非法政治獻金？），使用的策略是在訴諸人們普遍的軟弱。周想要突出馬可能存有的慚愧，或者大家想像他應該有的慚愧。二者中的任何一種，都足以合理化周的指控：你就算沒做這件事，也做過其他的事，只要你有慚愧，或者大家認為你應該有所愧，我的攻擊就可成立，而你就應該收回你的反指控。但是，我認為這種攻擊策略不厚道，也不公平。只是，在當前的台灣，這種策略卻似乎能被多數人接受。這可說是當前台灣社會的問題狀態。

主流民意往往傾向對特定群體進行懲罰。現在的台灣社會仇官、仇富，民意也就在有意無意間傾向懲罰官與富。並且，如果這樣做，即使未盡公平或批評缺少依據，人們也樂於睜眼閉眼。總之，人們不在乎有人因此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或者，有人認為，反正你已經是有勢力之人，受點不公平待遇又如何？但是，如果我們認真看待人民的主體身分，而將官員視為人民主體的工具，我們對工具的不公平對待，最後實際上傷害的可能是人民自身。多數人可能仍然認為官員不是工具，而是高高在上的可惡對象，所以即使不公平地懲罰他們，也不必感覺愧疚。但是，傷害最後卻難免會反饋回來。

比較遺憾的是，人們對於官員的苦處很少願意給予同情。柯P最近才勉強表示：當家才知辛苦。但是，他的同情，對象仍然很侷限，他只是表示同情蔡總統的難處（以及他自己的難處），卻從未對馬總統表示類似的同情。侷限性的同情（其實是只能同情我群，而不能及於他者），乃至完全不知道同情，就會帶來不公平的對待，也可能帶來令人遺憾的反饋後果。

我說對官員不公平的評價所帶來的傷害會反饋社會大眾，讓大家同受傷害，這種說法不易給出充分證明，不願意接受的人也當然不易被我說服。我只能簡單提出兩段的論證。首先，我們不妨想像一下，明崇禎皇帝殺袁崇煥（駐守遼東抗清將領）、唐玄宗殺高仙芝（安祿山之亂時潼關守將），這兩件事所帶來的影響為何。簡單說，那叫「自毀長城」。毀掉了長城，就讓國家、社畿陷入更困窘的處境。退一步說，就算有些官員的重要性或存在意義較為負面，也就是說，他們不是國之長城，但是，他們仍然是對國家禍福影響深鉅的人。輕易傷害他們，對全體還是可能非常不利。就好像現在有些歷史學者認為，明崇禎帝殺魏忠賢也是讓明朝大局崩壞的重要原因。即使眾人皆曰魏是奸臣，他卻仍然是重要人物，對他至少要考慮投鼠忌器，輕易動之，不免傷及更廣。

我第二段論證涉及對「主體」的認定。在上述的討論裡，暗示關鍵問題在於君王犯下錯誤，做了不當的評斷，結果導致悲劇。但是，我們又不是君王，我們是人民，我們就算是態度未盡公平，也只是個人的事，能有什麼影響力？從而，即使我們明知自己態度可能偏頗、過激，也不認為必須節制自己的偏頗態度。

但是，在民主時代，理論上，人民就相當於從前的君王，人民就是國家的主體。即使民主與君主時代並非主客完全顛倒，人民的主體性也與前迥異。從而，主流民意如果偏頗，影響就不可謂小，而很可能影響全局、影響全體禍福。媒體人則是引導主流民意的重要角色。總之，人民不能不為自己的言行負責，民主時代尤然。周玉蔻在被他人控訴誹謗的時候，就強調自己的弱勢地位。實際上，在這個時代，她未必是弱勢，更不能以弱勢為藉口而不負責任。

言詞攻擊不同於肢體攻擊，產生的效果當然不同。但是，我們的社會往往過度放大肢體攻擊的惡，而輕忽言詞攻擊的惡。對於肢體攻擊，我們現在幾乎完全不講究自由原則，而對於言詞攻擊卻又不免太過放任。同時，在官與民之間，大家顯然普遍偏向同情人民，同情人民對官員的攻擊言行。人民的言論自由有利於制衡官員，但是也可能束縛了官員，甚至扭曲了發展的大方向。民主的無效率或弊病可能於焉形成。民主無效率，在無外部競爭的狀態下，或許並無大礙。但是，台灣的外部競爭，乃至外部危機，其實是舉世少有的。

再者，自由原則在具普遍講究自律與理性行動的社會裡，可能不會產生太多的負作用，而如果欠缺自律與理性行動習性的社會裡，其負作用卻有可能大過其制衡作用的正面效果，而讓我們因為集體行動效率低落或發展方向、路線扭曲而陷入危境。是否如此，大家不妨一起來想想。

在近代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盛行的時代，個人自由原則甚囂塵上，幾乎超越一切其他原則。但是，我對這樣的原則表示質疑。我偏向強調「結構合理性」原則（註一）。個人自由原則與社會結構合理性原則未必完全互斥，但是絕非同一。而我認為後者應優先於前者。我們對於個人的重視無論如何不可能超過對社會整體的重視。個人自由的重要性，至少是要普遍及於社會全體才有積極意義。但是，缺少結構合理性的社會就不可能真正走向普遍自由。然而，我們當下的政治指導理論卻並未能充分強調結構合理性原則，所以還需要去發展新的政治指導理論，而對於言論自由的濫用應該要有更縝密的規範，以呼應結構合理性的原則。

註一：

「結構合理性」原則仍然只是個籠統的抽象原則。所以，我沒有直接解釋。我也不認為我有能力充分解釋，因為它大體接近一種理想世界那樣的概念。它與個人自由原則的基本不同點在於它關注的主要是整體社會，欲追求整體社會的合理化。當然，它終究比理想世界概念要前端，只是理想世界的一種結構條件特徵，而不是理想狀態本身。結構合理性原則強調整體社會文化結構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至少應該包括各部分結構間的整合性、均衡性，與總體結構的效率，並能普遍維護個人可能的較大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不只是不能傷害他人之自由，也包括不阻礙結構的整合與均衡性）。而結構間的整合性、均衡性也涉及相當程度的平等，與成員間的善良、理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