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讀過世界史或西洋史，大概都讀到過關於西方現代化的討論，包括對其成因的解釋。不過，這個議題應該並不是已經結束，而仍然是開放性的議題。也就是說，還可以繼續挖掘，後續討論也仍然會對我們有啟發意義。所以，我也就大膽在此再給出一些粗略的想法。

我試提出如下的幾個切入議題，或與西方現代化有關的因素。

一、基督教倫理與社群意識

二、身份制改變與市民階級興起

三、文藝復興、人本主義與思想自由化

四、地理大發現、殖民與物質豐裕

五、宗教改革、經濟自由化與自律精神

六、 「神的工具」角色、「世界秩序」信念、理性主義與科學客觀探究精神

七、啟蒙運動與理性主義、進步主義

貳、促進西方現代化的因素

一、基督教倫理與社群意識

當西羅馬在五世紀一步步淪亡以後，東羅馬控制區以外的西方世界陷入混亂，基督教自然形成主要的社會秩序維繫力量。基督教（後來所稱的天主教）以教區的形式凝聚社區，維護秩序。而教會對教區的長期經營，不但促成社群意識，並有高度統一的思想與規範。這種秩序基礎，對於日後的社會發展進步，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條件。

基督新教興起以後，對於教區的維護，絲毫不遜色。牧師對於教區的所有人等，從出生到死亡，及中間所有重要事件，如結婚、傷病等，均深入參與。教區牧師作為教區的精神中樞，重要性可說難有人可與匹敵。

基督教的這種社會整合功能，可能不是促進西方現代化的動力因，卻是不可少的質料因。日後其他的社會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所遭遇的巨大阻力，很可能與缺少這種質料因有關，也就是說，其他社會因為缺少較強的社群凝聚與規範秩序，在現代化的變遷過程中，會橫生許多阻撓。

二、身份制改變與市民階級興起

中古歐洲大體是個封建領主制的狀態。作為諸侯的領主們各有領地，領地之內的人與財物都是領主們的財產。人口中有很高比例的農奴，他們是領主們的財產，而不具有自由民的身分。但是，當少數的城市開始招徠外界人口，並給予自由民身分時，部分農奴湧向了這些城市國家。一方面，他們壯大了這些城市國家，一方面他們自己獲得了自由民的身分，甚至漸漸擁有了有限的參政權。

這種身分改變的可能性逐漸瓦解先前的封建制下的身分制。而這種結構轉變，意義深遠。它為後來的民主化奠定了部分的基礎，也為人的能動性、生產力與創新力打開新的局面。文藝復興或許部分是拜這種轉變之賜，而得以開始。

三、文藝復興、人本主義與思想自由化

一般認為，文藝復興與地理大發現有關，也與（十字軍東征後？）從阿拉伯世界所回向傳遞的古希臘文化有關。不過，很可能也與上述的市民階級興起、人的能動性被喚起有關。總之，長期被基督教（天主教）倫理所束縛的思想、心靈似乎逐漸春冰解凍，特別是人的藝術創造能力再度開展。

歐洲文藝復興絕不只是在藝術面的改變，重要的是人本主義思想的興起。也就是說，先前的心理關注重心是對神，是戮力於對神的敬拜，此刻則漸漸轉向對現實人生的關注。在藝術層面，先前是用藝術展現對神的崇拜，也漸轉向描繪現實人生。

與藝術領域的轉變相關，思想上則呈現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也在這樣的氛圍下，出現了哥白尼的「日心說」天文學說。這與已經流行近一千八百年的「地心說」迥然有別，而且日後被認為是動搖基督教世界觀的重要開端。值得注意的是，哥白尼宣稱他是為彰顯上帝的榮耀而展示宇宙的均衡與規律。

四、地理大發現、殖民與物質豐裕

當非西方人在討論西方現代化議題的時候，慣常強調西方社會的富裕物質條件。似乎這是西方得以現代化的主要因素，而且這種狀態是自古已然，或者它是自然形成的一種條件。

在西方走向現代化的時候，他們的確相對較其他世界更富裕。因為他們從殖民地獲得大量的財富、物資。這應該是使得西方得以率先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條件。但是，前提是他們率先進行的「地理大發現」，以及他們的殖民政策。而這些成就卻又需要有其他的條件來完成。

地理大發現的要角之一哥倫布，本是熱那亞共和國的人，從小隨船出海，長大後更率艦隊航向新大陸。他無畏探索未知世界的精神，成為後世對他的重要禮讚。而他自己則表示他的成就主要在傳播基督的榮光。

作為曾經的熱那亞國民，哥倫布可能並未從這個國民身分享受到什麼福祉或禮遇。但是，他的自由民身分對他後期的發展可能仍然具有重要意義。而當時西班牙女王依沙貝拉一世（她當時其實還是卡斯提爾王國女王）的支助，也是他發現新大陸的關鍵條件。而女王（及其夫婿裴迪南二世）的勉強支持，至少部分意味著天主教限制力的弱化（天主教傾向反對西航的計畫）。

無論如何，發現新大陸、新航路，以及後續的歐洲殖民潮，為歐洲帶來了巨大的財富與物資。這為後續的社會變遷提供了重要的有利物質條件。

五、宗教改革、經濟自由化與自律精神

歐洲宗教改革始於十六世紀初，首先在日爾曼地區展開。宗教改革的發生，除了教廷本身的腐化與印刷術帶動聖經普及外，背後大概還有三重因素促成。一是文藝復興催生的人本主義與思想自由化；一是教義爭議；再則是地方諸侯對於與天主教勢力相結合的哈布斯堡王朝政治勢力的對抗。哈布斯堡王朝這時候勢力正在崛起，並藉與天主教會的聯盟，寢寢然要成為歐洲的最大統治勢力，而地區諸侯顯然不滿這種態勢發展，而欲與之對抗。所以，當馬丁路德在日爾曼地區公然與羅馬教廷叫板，而教廷欲藉查理五世之力逮捕路德之際，薩克森諸侯斐特列保護了他，也讓宗教改革終得以在日爾曼地區展開，然後向外蔓延。

關於教義的一個主要爭議議題是關於「因信成義」或「因信稱義」的爭議。馬丁路德依希臘文版聖經認為，應該是「因信稱義」，並依此批駁教廷的教義主張。根據基督教「原罪」理論，人的原罪讓人不能達到正義，而必須靠著上帝及聖子耶穌的恩典從罪惡中被救贖。中世紀羅馬教廷強調通過「善行」、「聖功」來得到稱義，而宗教改革提出了「唯獨因信稱義」的口號，即通過信仰而不是善行來得到稱義。「因信稱義」說再度強調了人的原罪，也否定了教廷出售赦罪券的作為。

宗教改革的意義是多面而深遠的。它首先是在信仰形式上走向自由化，除了信徒不必受到天主教的強力約束、聖經可以翻譯成方言、做禮拜形式更自由外，重要的是信徒是以個人直面上帝，直接承受上帝的命運安排。信仰的自由同時伴隨著精神上的更加虔誠與自律的要求。路德並將聽從上帝召喚的教義與對職業的獻身精神相聯結，無形中促成了信徒的普遍敬業態度。此外，宗教改革中信仰的自由化也聯結著經濟的自由化，特別是借貸行為的自由化。對經濟活動的積極性產生正面影響。

宗教改革很可能同時鼓勵了政治上對抗與天主教結盟的政治勢力的行動。新教為主的荷蘭與英國對抗代表舊教勢力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行動，都與新舊宗教的對抗有關，對抗時間也都很長久，而結果也都蘊涵著深遠的歷史意義。

或許值得一提的是，馬丁路德是一名議員之子。這樣的家庭背景對他追求某種信仰自由的抉擇，或許也有一定的意義。

六、 「神的工具」角色、「世界秩序」信念、理性主義與科學客觀探究精神

西方科學的發展當然是討論西方現代化不可或缺的環節。而這個發展背後，聯結著科技水準的提升與積累、經濟的支持，不過更重要的可能是一種客觀探究的精神。

依照劍橋大學李約瑟等人的說法，中國的科技水準，在14世紀以前是領先全球的。在文藝復興以後，中國才漸漸落後。那麼，為什麼中國的科技水準會從領先變成落後呢？關鍵應該與客觀探究精神的欠缺有關。中國人是為務實的需求而發展科技，而比較不是基於客觀探究的精神發展科技。西方則有不同的社會文化條件，促使他們產生客觀探究的精神。

西方文化中的客觀精神，可能有兩個重要促成因素。首先，源於希臘的理性主義精神較傾向客觀性。以柏拉圖的對話錄為例，往往是三位智者各自以言之成理的論述互相詰難，最後漸進導出較合理的結論論述。這樣的對話模式，就有利於促成客觀精神。真理或正義並非出於一廂情願的想法，而是深思、辯難的結果。

基督徒作為「神的工具」的角色，也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可有利於客觀精神的發展。人作為「神的工具」，不允許師心自用，而須以神的旨意為行動依歸。而尋求人心以外的神的旨意，可能有利於使人跳出主觀。特別是，作為研究者，以工具角色進行研究，會更甘於窮究物之性，而非展現人心當下的感覺。

王陽明學「格物」，格竹子格了七天，覺得一無所獲，從此不再格物。相對於哥白尼四十年的天文研究來說，王陽明似乎太重人心當下之所感。

基督教教義很可能還提供了一項有利於客觀探究的要件：教義強調世界的秩序與規律。換言之，它不是變幻莫測、不可捉摸。這樣的世界觀，會鼓勵人進行探究，以捕捉世界的規律。而且在教義裡，世界與神是不同位格的，世界並不等於神，所以也不具有那種神聖不可侵犯、不可研究的崇高地位。反之，對其他世界的人來說，世界本身可能就具有神聖性與不可探測性。後一種世界觀很可能阻擋了對世界的研究意向。所以，在中國，長期以來，不說是發展出日心說，地心說也一樣不存在。中國人似乎長期間都只有「大地」的模糊概念。

七、啟蒙運動與理性主義、進步主義

啟蒙運動其實是前述諸多發展的一種結果思潮。人們在已經得到較多的知識與新觀念以後，從而對於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與意見以後，對於更新的知識與觀念懷抱殷切期待。於是人們希望通過有意識的努力，一舉擺脫蒙昧狀態，晉入全新的知識、思想境界。他們遂提出理性主義，作為擺脫蒙昧的具體依循原則。

西方的現代化，如果依照社會學先驅韋伯的說法，其核心特徵是工具理性化。這種工具理性化，可說就是理性主義思潮的產物。

理性主義的所謂「理性」，其含義其實很模糊。至今猶然。它可能是指人的某種能力，可做邏輯推理、客觀判斷的能力。但是，如果按照康德的說法，所謂理性似乎帶有某種程度的神秘性格。因為「理性」是不同於「知性」的能力，知性能力讓人認識經驗世界，理性則讓人能認識形上的、先驗的世界，包括認識神。作為能力義的理性，通常寫作reason。但是，後期的理性概念，通常寫作rationality，這比較是指一種行為的特質：運用邏輯推理與評價等的思考方式尋求行動的適當指導原則，並依原則行動。這樣的行動可稱為理性行動。說是行為的特質，它並不意味某種特殊能力的必然存在，它只是可能被行為所蘊涵的特質。一個人即使擁有康德所稱的那種reason能力，他也還是可能做出非理性irrational的行為。

理性概念的模糊性，使理性主義的具體指向並不明確，並因此可能帶來發展問題。不過，理性化無論如何都是西方現代化的主要內涵特質。西方也因為理性化而產生了巨大的改變。抱著理性主義，西方人愈益樂觀，並因此出現進步主義的思潮，甚至相信人類社會能漸進臻於完美。這種進步主義屢經挫折，而逐漸隱沒。不過，顯然也不曾完全消褪。生物學上出現進化論，後來又轉稱「演化論」，它的發生與改變可能都與進步主義思潮的演變有關。進步主義刺激出某些想法。但是，又經過波折而做出修改。

參、結語

西方的現代化發展並非平順。一戰與二戰的出現及其所帶來的傷亡與浩劫悲劇，引起許多反思。稍後出現「後現代主義」與「風險社會學」，這些都與對現代化的反省有關。

部分西方學者已經開始拒絕使用「現代化」這個概念，認為這個概念充滿疑義或負面意涵。不過，也有些學者，像是英國社會學者紀登斯，則有保留地繼續討論現代化議題。換言之，他並未對現代化的趨勢完全絕望，而是認為應該做出修改，或說批判地繼承這樣的變遷趨勢。

現代化究竟是獨屬於西方的路，還是普世的路？這是個大問題。對現代化持肯定立場的學者偏向認為現代化有普世性，世界各國終將殊途同歸。這個殊途同歸是否指大家向西方靠攏，則有不同的見解。至少，有可能是大家向一個大家都從未到達過的新境界邁進。我願意有條件地接受後面這種說法。

儘管對一些西方學者而言，現代化幾乎等同於一種歧視性概念，所以應該拋棄，但是，中國大陸在八〇年代就宣布四個現代化的路線。這個路線至今應該都仍然具有積極意義。如果西方學者建議中國拋棄四個現代化，不但不合理，而且，那才更是對中國自主發展路線的歧視態度。

現代化理論要不要轉化為某種未來學或更新發展學呢？或者新理性主義路線？我們大家不妨一起來思考這個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