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講「禮」，當然，也講「理」。通常，兩者並沒有什麼矛盾，講理也同樣可以講禮，講禮也無妨於講理。在一定程度上，講禮也可能有助於講理。譬如現代的辯論，都會有一組明確的辯論規範，遵守辯論規範，也可以是講禮的一種。總之，因為禮與理通常沒有明顯矛盾，所以常不必要太多計較。只是，理與禮不是永遠沒有矛盾或扞格，有時候，兩者也會出現矛盾、扞格。而期望和諧的心理有時候使人有意無意忽視理與禮間的矛盾或扞格的存在，卻可能因此累積不合理，甚至不正義的社會狀態。

講禮，有時候為形成權威教條開了方便之門。而權威教條卻又形成思想禁錮及對不合理社會狀態的盲目。好比說，當孔子說「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時，其實可以質疑這種主張的合理性，或合理性的侷限性。但是，並沒有。子貢似乎礙於禮而不便繼續質之以理。從而，某種對多數人來說很可能過度的禮也就得以長期持續。過度的禮可能造成整體社會的資源浪費，並可能因此惡化階級落差。經濟弱勢者更易陷入生活困境，並可能因此淪於進一步被奴役的痛苦中。經濟合理性是不是生活中最高的價值，未必。但是，沒有討論機會，也使不合理無從檢討調整。

由於缺乏明確的規範，而只有一種主流偏好，人們於是必須不斷自行決定是否要遵從這種傳統文化禮儀。從與不從，隨時都要做掙扎。

儒家思想對法家的不以為然，固然有利於維護人本主義思潮，但是，法律的積極意義也同時不易開展、彰顯。這是儒家思想教條化的問題，同時也可能是講禮的間接影響結果。講禮壓抑了質疑權威之理的空間。

在本來就存在階級地位差異的社會裡，重禮的文化又加重了人的行動束縛。下層階級或低地位的人因此更沒有為自己爭辯的機會。他們於是只能活得更壓抑，或者，在再也壓抑不住的時刻集體情緒大爆炸，而爆發出完全無禮的行動，或者叫造反，或者叫起義，總之，帶來了社會動盪與血腥。

黃巾、赤眉、黃巢、方臘、李自成、張獻忠、白蓮教、天理教、太平天國、義和團...，乃至共產革命。說不清誰是誰非。但是，可確定是一場場的悲劇。講禮社會卻講出一堆的起義或造反。因為講禮而變相成為壓抑，甚至是壓抑了正義的彰顯可能。

不少韓劇裡，不知道編劇是有意或無意，常出現這樣的劇情：弱勢女主角所（欲）交往對象的家長，為阻擋雙方地位不對等的交往，出面羞辱女主角。女主角則一而再、再而三忍受這種羞辱。作為觀眾的我們，卻強烈覺得沒有必要做這樣的尊嚴犧牲，而犧牲也未必能換來長久幸福（即使兩人終成眷屬，可能也只是更長期凌辱命運的開始）。

戲劇終究是戲劇，或許未必反映真實。但是，許多戲都這麼演，可能包括刻意描繪，也可能是無意間反映出真實經驗，總地來看，這就不是偶然，而是講禮文化與尊卑有別文化的交互作用結果。

「講禮」講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與「講理」出現扞格，乃至矛盾。即使有人意識到某種不合理狀態的存在，但是，為了講禮，故不便表白。不合理狀態也就因此得以持續。

孟子的「予豈好辯哉？」，在傳統中國社會裡，只能激起微小的反響。講禮文化壓抑了好辯文化的可能發展。

當然，好辯也可能落入歧途，譬如過度執著言詞層面的問題，或者淪於無補國計民生的清談或空談。但是，辯論很可能有利於辯出更高的理。伯拉圖的對話錄不同於論語的對話形式，因為它的對話不是師生間的對話，而是地位平等的思想者間的對話。這一種對話更能激出理性論述。長期積累下來，文明的理性化程度當然也不同。

講禮壓抑了對理的追究，而理並不當然存在於人心。少追究，也就少些理性化的可能。

當代華人社會已經漸漸改變了這種多講禮、少講理的態度。但是，這種傾向卻並沒有完全消失。所以，講禮的態度繼續產生壓抑的效果，使理仍然不易彰顯。

華人社會不是不做爭辯。只是，爭辯的方式卻易遭到扭曲。當利益立場有矛盾的時候，往往論述爭辯只是實質衝突的一個不太重要的面向。如果只是觀念、意識型態有較顯著差異而沒有明顯利益立場差異時，或許可以免於衝突，卻往往陷入不相聞問的隔離狀態。也就是說，異議間其實仍然難理性溝通，而只是互相隱忍。但是，當意識型態的差異不能不有個實際抉擇時，衝突卻也還是可能非常慘烈。國共間的慘烈鬥爭就是一例（理論上，共產黨所要實現的是底層大眾的利益，或許與國民黨的中產階級認同傾向有所區別；但是，這個差異未必是雙方理論上的差異，而共產黨也並非一貫堅持這種價值取向，兩黨間卻還是結下了血仇。）。台灣的統獨對立，也似乎難以通過理性溝通以獲得理性共識。

「理」與「禮」之辯，我認為很重要。部分原因恰是因為有許多人可能抱持一種鴕鳥心態，傾向避開對「兩者間可能有矛盾」這種問題狀態的強調。也就是說，人們傾向說，沒有矛盾，所以我們不必多擔心，不必花力氣去處理矛盾。但是，這麼一來，實際可能存在的矛盾也就不得消解。

在大陸的主流敘事裡，「解放」前的中國社會充滿著階級矛盾，主人任意欺壓、蹂躪工人。這是不是當時社會的真相？那些被描述的惡勢力真有那麼可惡嗎？很難說（譬如「白毛女」裡的黃世仁，與綽號劉老虎的劉文彩，都有翻案文章）。我覺得故事裡的罪惡情節可能被過度渲染、誇大了（以便正當化共產革命的合理性）。但是，上層剝削、 欺壓下層，大體應該屬實。只是，剝削者本身或許並不太注意到剝削的罪惡，而認為自己所為是常態行為（事實上也可能是常態。只是，常態卻未必就合理）。把不合理、甚至剝削罪惡視為常態，乃至合理，這是個合理性問題。但是，不合理的結構狀態卻很少被深刻檢討。為什麼？

不去檢討不合理結構狀態，因為它是常態。但是，也可能是因為一種講禮的人際互動模式。對不合理但是常態性的結構狀態的質疑，常難以得到合理答案。問者也就往往得不到答案，若再繼續追問，尤其是向有權力者追問，那就可能是「不講禮」。所以追問就難以繼續。反之，不合理的結構狀態也就得以持續。

講理，似乎很難。只是，不講理，最後禮也無從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