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回來，偏重人情味而忽略公德心的情形並沒有完全消失。因為那其實是我們文化的特質，也或許是多數人類社會的共同特質，只有少數社會比較例外，像是基督新教文化的社會。

基督新教文化下的人為什麼顯得比較有公德心？可能可從至少兩個方面來尋找原因。一是他們的理性化程度高，一是他們社會紀律強。後者可從基督教倫理來解釋，特別是新教倫理，很強調自律。而且這種自律背後有（宗教）社群的力量，所以自律是依社群的規範為準，從而也符合公德心的要求。

那麼，理性化又與公德心有什麼關係？近代西方理性化背後的推力又是什麼？

近代西方理性化背後的推力，應該部分與希臘、羅馬文化的復興有關。此外，科學知識與理性精神之間顯然也存在互相增強的關係。不過，人對宗教信仰的愛恨糾結，很可能也是激出理性化的重要心理背景。

至於理性化與公德心的關係，主要應該是在於理性幫助人們認識公德心或公共規範的意義。人常困於生活，往往只能很有限地對外界展現友善。所以，我們的友善會集中對身邊親近的人，而難及遠。公德心則偏向要求我們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維護所有的人的某些權益。這是關照一種抽象的群體，是一種抽象的行為要求，因此也是超過我們感性直覺所願意關照的對象，對行為的普遍限制或要求也讓人不習慣。只有一種帶冷酷味道的理性態度才會促使人願意懷抱公德心。問題是，現代異質社會愈益需要公德心，否則龐大的社群很難維持秩序。也只有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公德心才愈益具有道德意義。否則，人們很可能認為有人情味才符合道德意義。

有個對聯是這樣寫的：「仗義每出屠狗輩，負心總是讀書人」。這話反映的是一種主觀感覺，但是讀書人與屠狗輩的真正不同，可能比較是理性化程度之別，也是在人情味與公德心上著重點的差別。

理性化，有時候是要對抗人情味的，這時候，理性可能顯現為某種程度的冷酷。因為人情味有可能不利於維護更龐大團體的公共利益或長遠利益。人情味可能是以資源投注於特定對象，而且資源可能（潛在）屬於社會集體。最典型的情形是公部門的人事安排，如果講究的是讓自己身邊的人得到好的位置，那就是顧了人情味，而可能失了公德心，因為可能對社會集體不利。

人情味不僅較易投向我們親近的對象，也可能用在維護我們所較關注的某些價值上。以現在都更困難為例，老屋拆遷過程中遇到的阻力，部分就是受到人情味的支撐。譬如士林文林苑的王家，很多人並不認識他們，但是卻自然同情他們，於是幫他們阻擋拆遷。即使最後王家自己已經放棄阻擋拆遷，還有些人卻不願意放棄。

針對性討論某一個案，比較容易牽引出無謂的爭議。我只是想舉實例指出，人們會因為人情味的作用而採取某種行動，旨在維護他們所關注的價值。

我們也常看到，憤怒的群眾因為同情犯罪受害者，而追打犯罪者、加害者，結果需要警察來維護那些「犯罪者」。有時候，這又惹起群眾進一步的不滿。但是，「犯罪者」真是犯罪者嗎？他真該受群眾這樣的懲罰嗎？群眾是否誤判是非，或誤判情節嚴重程度？

問題在於，基於人情味而為的行動，總體來看，究竟該是不該呢？當它與集體理性的選擇對立時，很可能就不合宜。但是，人們對人情味的自然擁抱，卻可能使人不願意改變行動。要改變行動，就需要某種程度的冷酷的理性態度。而且，在我們能確實掌握實質理性以前，我們還必須先考慮形式理性原則。這些，都與人情味不沾邊。

人們並不喜歡沒有人情味的、冷酷的理性。但是，兩者間的衡酌卻可能是個重要的門檻。基督新教世界的先進，可能相當程度是藉助於理性化的態度。所以，社會學者韋伯會擔心現代化的西方會走向去人性化。但是，沒有這種冷酷的理性化，西方的先進性可能也就無從說起。

我們不能說西方人沒有人情味。也許，他們有時候會表現出比我們更多的人情味。在我們的社會裡，人情味更容易糾纏著其他的愛恨情仇，結果對特定對象，我們的人情味可能變成是負數，不再是展現溫暖、關懷，而可能是刻意的冷酷對待。

重要的還是理性化。我們需要講究什麼樣的理性化，但是，我們不能停滯於片面講究人情味的狀態，特別是當人情味與集體理性共識相違的時候，與理性溝通原則相違的時候，我們應該想起理性原則，那才是社會正義關鍵所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