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人本主義

台灣社會現在常出現一些從前難以想像的犯罪行為，譬如砍幼兒的頭、家人相殘之類。這或許與經濟差有關。但是，那些特別奇怪的犯罪行為顯然與經濟的關係不大。譬如鄭捷，顯然並不是因為家庭經濟問題而犯罪。那麼，是什麼原因呢？我認為可用涂爾幹的「迷亂」(anomie)概念來解釋。迷亂就是指規範的式微或崩解，甚至是意義、價值的混亂。

我以為，「世俗人本主義」的觀念要為這些現象負責。以前認為神聖的規範與價值，現在很多都變得可疑、甚至可棄。人本價值與自我中心心理混淆，後者被正當化，結果就導致行為的混亂。如何重新檢討世俗人本主義思潮，應該是當務之急。但是，如何能讓大家正視這個議題，同樣讓人困擾。

我一直強調世俗人本主義與夾帶神本的人本主義的不同，而且其差異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但是，首先，這樣的理論性討論就不受重視；再者，人本主義本身在當代的神聖性使這樣的討論自然失去意義。當然，如何能讓兩者間的差異被清楚釐清並易解，也還需要下功夫。最後，要改變社會思潮本來就是天大的難題。

夾帶神本的人本主義，其不同於世俗的人本主義，主要是在於對神的信仰較可能促成對超越性、普世性價值的追求，在於一種普遍主義的積極對待態度，好比像博愛精神。世俗人本主義則比較可能放縱自我中心的本我傾向。

最近讀一本「自由革命」，書中力倡個性與自由。這是本很感性的書，也很有說服力。說實話，要不被書中的話所影響，可不容易。但是，因為我的既存思想立場，我終究是要質疑這本書的主張的。我並不打算直接說它的主張錯了。但是，我覺得只要裡面有些基本心理社會條件欠缺了，結果意義就會截然不同。自由可聯結著許多的美好與創發，但是，我堅持認為它也高度危險。而關鍵因素卻是存乎一心，難有客觀憑藉。當有些人有做出惡事的可能性時，我們很可能沒有充分理由說：你不應該享有這種自由，因為你不具有某些主觀心理條件。但是，他的自由最後卻可能給社會帶來悲劇。

1938年，英國首相張伯倫向英國人表示，他與德國簽訂慕尼黑協定，為一代人帶來了和平（雖然犧牲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對和平前途的樂觀展望，顯然也包含著他對人性底線的認知。只不過，他也顯然錯估了這個人性底線，他顯然沒有料到，德國不但緊接著就發動了侵略戰爭，還會屠殺數百萬猶太人，帶來一場浩劫。張伯倫的善意與他對人性的樂觀積極看法，我們能說他有什麼不是嗎？

我認為，社會其實常會因為偽善而故意忽視某些可能的惡性與惡行。歌頌自由的人通常也歌頌人性。而歌頌人性總是比較受多數人歡迎的。強調人性惡，或強調人性主要是出於本我（欲望之我），顯然較不受歡迎，也不太願意被正視。但是，如果自由主張不聯結著對人性的幽黯面做因應，其實是不負責的態度：反正悲劇由倒楣的人來承受，何必由我來自找沒趣？

我以為，人本主義的核心意義在於對人的「主體性」的強調。主體性就是在強調人的能動性、可做理性選擇的能力與權利。但是，如何看待主體性這回事，關係重大。人很可能並不是當然可承擔主體的地位。就像我們會看到一些昏君、暴君，他們客觀上被認為擁有主體性，但是，他們卻濫用主體性。傅科曾指出，主體若要有權利達至真理，就必須被改變、被轉換、被易位，變得和他自身不同。為了獲得真理，主體必須付出代價，此代價即主體必須改變，主體以其現存狀態不能達至真理。但是，多數時候，人們實際常是以當下的主體狀態來判斷真理。也就是說，秉持主觀認為的真理、主觀認為的應然或不得不然，作為其具體行動的基礎。

納粹大屠殺與日本侵華，他們都有主觀上的應然或必要的行動理由。他們的行動也是主體的行動。只是，這種行動卻未必因為是主體的行動就具有正當性。有些行動確實出於主體性，卻不具正當性。主體性的行動並不必然具有正當性。我們也許會說這種主體是還不成熟、不健全的主體，所以真正問題是在於主體的不成熟、不健全。但是，什麼主體已經成熟、健全？如何鑑別？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什麼標準來限制不健全的主體訴求實踐其主體性？

早期的西方，其實對人性並沒有這樣的樂觀，而是強調人性裡的「原罪」（接近惡根性的概念）成分。在文藝復興以後，人本主義的思潮高漲，對人性才有愈益正面的看法，也才愈益高舉主體性原則。我們看到了近代西方的進步，並歸因於其人本主義思潮的作用，卻可能忽略了，儘管近代西方是走向人本主義，卻不曾完全脫離基督教的思想文化洗禮。從而，所形塑的核心精神可能與世俗人本主義迥然有別。如果我們貿然跟隨，所得到的結果是否相同，還大有可疑。我們能不去做深入的討論與檢視嗎？

那麼，是否有人願意一起來思考這個我認為極具重要性的議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