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前副總統蕭萬長在一場公開演講中提出台灣當前面臨的「三大關卡」：包括政府部門危機意識不足、公平正義迷思重創政府與企業信賴關係，以及朝野惡鬥讓台灣陷入空轉的惡性循環，並因而導致台灣無法全力因應經濟挑戰。

他的說法似乎受到媒體的普遍好評。

但是，我對他的說法並沒有那麼高的評價。實話說，我覺得他只是說得平實、誠懇，但是這樣的見解並不多麼超卓。我認為媒體對他過譽了。而這樣的過譽，其實真正反映的是媒體對馬總統施政成果的失望，媒體只不過是希望藉由蕭的言論來喚醒馬總統，或者說，修理馬總統。

我不能說我都不同意蕭副總統的主張。大體上，我也還是偏向同意他，並相信他是老成謀國者。但是，我仍然有不盡相同的想法。

二、關於「朝野惡鬥」的問題

先說「朝野惡鬥」問題。這個問題台灣有誰不曉？它會影響台灣的發展，還需要由蕭副總統來說嗎？關鍵問題是：這樣的朝野惡鬥，蕭副總統主要是在抱怨馬總統呢？還是在抱怨在野黨？或是各打五十大板？

由蕭副總統來指出朝野惡鬥問題，真正的意義應該是說，蕭希望由執政的國民黨先遞出橄欖枝，或者先檢討自身的不當鬥爭作為。更重要的是，蕭是否因為能近身觀察，所以更能看到執政黨欺凌在野黨的不當作為？

我作為遠離政壇人士，並沒有近身觀察的可能。我也無法確認是否執政的國民黨的確藉由執政優勢而有欺負在野的情事。但是，我未必就會接受說蕭的觀察更具有真切性或客觀性。

君不聞，許多藍營人士對馬不滿，是認為馬只要遇到綠營就示弱，所以寧做馬總統的敵人，不要做馬的朋友、同志。許多原本挺馬的藍營人士已經恨死了這種情形。對我而言，我並看不出執政黨如何修理在野黨，我倒看到在野黨很有效地抵制著執政黨的施政，同時不斷削弱馬政府的威信。

如果蕭果然觀察到馬政府其實是在欺凌弱小的在野黨，那麼，我希望他具體指出執政黨究竟是如何欺凌在野黨。甚至也應該向氣惱的藍營人士指出馬政府並沒有總是對綠營示弱，反而是在修理綠營。否則，真相未明，蕭又只把話說一半，倒又讓馬政府再度被疑，甚至更讓綠營抓到把柄，認定馬政府修理、欺凌在野黨。

如果兄弟兩人打架，做父母的總是直接認定是做哥哥的欺負弟弟，只是因為「你是哥哥、你比較大」。這樣能讓人服氣嗎？

朝野惡鬥，並不是執政黨單方面的事，也不可能由執政黨單方面負責。惡鬥是一種多方互動的過程，不是任一方面或一個人通過主觀努力就可完全改變。如果蕭的話也是說給在野黨聽，那或許是比較公平的說法，但是，光是這樣說，意義也並不大。你有沒有什麼積極對策呢？

在我的想像中，馬總統大體有誠意要朝野和解，並且數度遞出橄欖枝，問題是在野未必願意和解或讓步。所以問題就繼續懸著。所以，我認為在野要多些對「國家」的責任意識。

當然，我知道，在野黨人多半聽不下我的這種說法，他們大概只會強調馬政府的不是，甚至包括馬如何陰謀對付在野黨。但如果後者真是事實，想必會有不少藍營人士對馬總統反而有更正面的評價，馬總統的聲望也就不至於糟到如此程度，甚至到了人人可落井下石的悲慘境地。藍營人士對馬的失望，部分正是來自馬總統對綠營的「軟弱」、「讓步」，「缺乏高明對付手段」。當然不是每個藍營人士都這麼想，但的確有一部分人是這樣想。

蕭只說了朝野惡鬥的問題，但是對成因並無深入討論，對解決也並無辦法，那究竟要馬總統怎麼辦？

三、關於「政府危機意識不足」的問題

關於「政府危機意識不足」，究竟確切語意為何，也仍然不明。是在指責馬總統個人危機意識不足嗎？也許是，而且應該是，否則這番話也只是空話。

如果是說整個政府危機意識不足，這個問題一點也不新鮮，而且不好處理。整個政府危機意識不足，可能是因為帶頭的人未能提醒或施加足夠的壓力，卻也可能是因為一般政府成員的文化習性。如果是後者，那必須靠時間，必須大家努力改變。這種話說給馬總統聽，意義並不大。馬總統其實常常做出要提醒政府官員有危機意識的動作。問題是成效不彰。那表示，要嘛，問題其實是文化習性，或者，馬總統在提醒的時候，其實somehow讓人覺得對這個提醒不必太在意，後者是因為馬的威信出了問題，或者是因為馬不讓人覺得說話有誠意。換言之，馬也許要更多的恩威並濟式的統治。這不免就回到我一直說的議題：人們期待強人政治。但是，我們應該努力避免強人政治。避免強人政治，其實比當下的施政績效更重要。只是一般人並不這麼覺得。這是政治文化傳統的影響效果。

如果蕭是在暗示馬總統個人的危機意識不足。這個問題是否嚴重，我比較不能評估。一方面，我們看到馬總統已經在總統任內變得蒼老許多；而馬總統自己也曾說，他一天平均工作17小時。這樣的辛勤，如果還被認為缺乏危機意識，那麼，馬總統是否應該完全不要休息，隨時盯緊每件事？

有人說，我們就是不要馬擔任「馬科長」，我們只要他管大事。話是不錯，問題是：什麼才不是「大事」？

颱風來了，事情大不大？也許大，也許不大。它也許造成滅村，但也許只是讓大家多一天的歡樂假期。滅村也不是每個地方都滅村，可能很多地方都獲得一天的歡樂假期，卻偏在某個地方發生了滅村的情形。馬總統要不要關注？

發生了某種傳染疾病，事情大不大？總統要不要關注？也許地方衛生局處理一下，就沒事了。但卻也可能釀成大災難呢？

家畜發生疫情、食品出狀況、交通出問題、學生出事故、官員操守有問題…，究竟什麼不是大事？

民眾往往是依結果的嚴重性來決定是否歸責於總統，而未必是依角色分工來歸責。但是，在還沒有看到結果的時候，如何確定哪些事會有嚴重後果而被民眾認為是大事，所以總統必須去關注？而當嚴重結果已經發生的時候，總統還來得及去提醒專責機構嗎？要不，總統只好時時叮嚀、盯緊每個部門？

我認為這其實不是辦法，這只會逼使一些人因為無法承受重壓而退避或提早鞠躬盡瘁。

在以前威權時代，民眾幾乎不敢對總統有什麼期待，而現在人人都有一票選總統，每個人都對總統有期待，而任何事情也都可能歸責於總統。但是，民眾必須自己要知道如何適當歸責。否則，人民就不可能對執政者做出公平的評價與選擇。過度歸責的結果，政治就容易動盪，最後，仍然是由大眾來承受動盪所帶來的苦楚。

也許，馬總統並不是危機意識不足，而比較是所謂「不識相」、「白目」，是把問題性質與意義做了「不當」的認知，從而有「不當」的處理或因應。這個可能性，我倒覺得比較大。

但是，關於這一點，我也有不盡相同的見解。我以為，未必是馬總統「不識相」；而「識相」、「不識相」的判別可能比多數人所認為的要更困難與複雜。好比說，耶穌在被釘上十字架的時候說：「上帝啊，原諒他們吧，因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可是，那些定耶穌罪的法利賽人很可能並不認為自己做錯了，更不認為自己不知道做了什麼；他們很可能認為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在做一件對的事，就是讓耶穌這個異端被定罪。

法利賽人識不識相？他們自己顯然並不覺得他們「不識相」，但是，按照基督教的教義，他們當然是「不識相」的。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將事情的意義擺放在適當的脈絡上來審視，以致錯誤詮釋、評價了事情的意義與價值。

那麼，馬總統做錯了嗎？是馬總統「不識相」嗎？

究竟誰比較「不識相」？誰錯誤詮釋、評價了什麼是當前該做的事？這個問題非常難回答，因為要把事情擺放在什麼脈絡上來理解其意義，很難有共識；而且，判斷的標準最終必然還是與更基本的「正義」問題相連結。「脈絡」與「正義標準」，這其實才是要思考的關鍵議題：正義判斷的標準究竟為何？判斷時必須嵌入什麼意義脈絡？

四、關於「公平正義」的問題

蕭副總統的「三個關卡」說也牽涉到「正義」的議題。但是，他並不是在強調要維護正義原則，反而是說：「公平正義迷思重創政府與企業信賴關係」，他是在批判正義（作為一種「迷思」）。這是很沈重的批評，但這恐怕也是最難定論的問題。

什麼時候「公平正義」竟變成了「迷思」？那是什麼意思？不要公平正義嗎？應該不是。那麼，是不是說：你馬總統所講的公平正義是錯的？

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應該要有時機的考慮嗎？坦白說，這也是我的困惑。我並沒有答案。我雖然對功利主義式的正義觀並不以為然，但是，如果因為追求公平正義而造成整體社會的鉅大經濟損失，那也非我所願。

郭台銘稍早曾建議馬總統：「做就對了」。意思是要馬多些魄力，少些瞻顧。但是，當馬真做了些動作而又不合郭的利益或所認定的合理範圍時，郭卻又大動作出來批馬。

問題是，郭的標準應該作為台灣社會的共同正義標準嗎？郭說該就該，郭說不該就不該？請注意，郭台銘畢竟主要是代表企業主的利益立場，而不足以代表全民的利益立場。

社會正義的標準的確難以認定。我認為這其實是引起爭議的最關鍵部分。而某些社會正義的要求也的確可能傷害到部分商業利益。但是，除非我們真決定忍受不正義，而要維護商業利益，否則，我們也許應該是要求企業主一方調整或忍受，而不是說公平正義是迷思，或說這樣就不符合公平正義。

當然了，馬所認為的公平正義可能未必是真正意義的公平正義，或者說，他所推動的政策未必真能促進公平正義。這是可以討論的議題。但是，那就要去討論究竟什麼才是公平正義？以及究竟怎麼樣做才是符合公平正義？而不是直接說公平正義是一種迷思。如果馬所提的所謂公平正義其實是迷思，那麼，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公平正義？

反對他人的正義標準，就應該拿出相對的(alternative)正義標準，否則，這樣的批評是空洞的，甚至可能被解讀為根本不要公平正義。那恐怕不是說者的本意。

嚴格說來，我們很可能無從直接說出什麼是公平正義。就像美國哲學家Michael J. Sandel所做的正義討論，我們先要弄清楚：是否適合採用功利主義的正義原則？是否適合採用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如果兩種原則都有缺陷，又當取怎麼樣的正義原則？

坦白說，我認為我們根本無法直接確認什麼才是正義，或什麼政策才符合正義，因為我們連正義背後的原則性依據都還莫衷一是。也因此，如果有人說，你這樣做不符合正義，那我會高度懷疑他所說的正義究竟為何。因為我根本不認為我們對於正義已經有原則性共識。

我不知道蕭副總統究竟是在說馬總統的正義原則不恰當，還是在說我們不應該考慮正義。但是，我認為兩者都有可商榷的餘地。

基於功利計算的考慮，正義可能會有浮動標準。我並不懷疑這種可能性。但是，功利絕不是正義所考慮的全部。這時候究竟應該更多依循企業主的觀點來確認正義標準？還是說服民眾多嘗試改變傳統心態，甚至讓企業與全民忍受集體經濟損失，以追求更大的正義？我認為這是應該思考的議題，而未必是已經答案確鑿的。蕭副總統的論點卻似乎偏向認為已經有確鑿的答案，他顯然偏向前一種答案。而我對此卻並不以為然。

的確，馬總統的施政可能在現階段實際造成了集體的經濟損失（不只是企業主的損失），但是，這樣的政策改變是否值得，答案卻還未必明確。很多人認為已經有答案，那其實是基於較功利的舊觀點，而舊觀點其實是有問題的。再者，有些人過度誇大馬總統施政所造成的負面經濟效應，將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效果都算在馬政府施政不佳的帳下。

我們應該設想，如果能做些轉型的努力，可能造成暫時的總體經濟損失，卻可能有助於扭轉貧富差距，這樣的嘗試真的不值得嗎？我特別要強調，要扭轉貧富差距不可能完全不讓富者受到損失。富者可能有必要有意識地去忍受這種損失。

但是多數富者大概都不認為應該如此。他們可能想：為什麼要讓我受到損失？我為什麼要忍受？憑什麼要我忍受？

憑什麼？這個問題很難答。我們無法即時拿出證據告訴他們：就憑這個。我們只能拿出一些歷史經驗來參考。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打敗國民政府，我認為主要原因是貧窮問題導致的結果，是貧者怨怒的結果。而在共產黨革命過程中，許多人家遭殃，因為他們（曾經）是富戶、是地主。遭殃的人家未必服氣，而可能覺得很無辜或委屈。但那其實是由特定人來承受因不合理結構所造成的弊病。被共黨鬥爭的人未必是先前欺壓他人的人，但是，共黨卻又很難不通過階級鬥爭來改變階級剝削的既存現象。所以，重要的是盡快取消那不合理的結構，甚至在必要時犧牲部分集體經濟利益。這麼做的意義，必須從長遠眼光來看，否則不易看清。

蕭副總統有沒有看清這樣的問題，我並不確定。但是，我期待他能把所揭露的問題做出更清晰、深入的陳述，然後我們的相關討論也才可以更深入。

五、施政無效能？

也許，讓我再補充最後一段討論。

馬總統在施政效能上的「問題」，很可能在於：他在用人的時候太強調品德面，而在施政的時候，又太強調守法，並且自我節制。這些是使效能打折扣的主要成因。

我曾讀清朝中興名臣曾國藩的家書，其中對他的家中晚輩提示關於看人、用人的一些訣竅，曾有一段是討論到稅吏的任用。他的慨嘆類似水清無魚，所以只得勉強任用一些貪婪之徒，否則無法有效完成徵稅任務。總之，適合職務角色需求的人，未必是品德最佳者。

我試著擴大解釋曾國藩的見解。沒有人是完美的，強調品德面，則其才幹未必強；強調才幹面，則其品德又恐有瑕疵。從而，人才的取捨，終究難期完美。

曹操曾標舉「用人唯才」的原則，可說是針對這種不完美性的因應。他的「唯才」說原義應該是較廣義的，但是普遍被狹義解釋為用人可不論品德。我估計曹操並沒有故意要略去品德考慮。但是，「品德」在曹看來很可能只是廣義的「才」的一面，而與其他面向有機組合，要適職務之性質來進行總體斟酌。從組織效能來考慮，曹操的用人主張可能更合理。

再說到守法，「守法」其實主要是一種原則性的意念。在實踐過程中，廣義的「守法」者仍可能不自覺地趨向兩種極端：一種人是「法所不禁者皆可為」（包括灰色地帶，甚至會允許自己少許的違法），一種人卻是「法所許者方可為」。愈是有較強烈罪感意識的人，愈易有後一種傾向，而這種人卻難免自縛手腳。而且，這種傾向可能當事人並不自知。

馬總統似乎是屬於強調品德、強調嚴格守法者。這樣的人在施政上的確較難顯示效能。但是，話說回來，特別是從長遠來說，他的施政未必無效能，主要是因為施政的大方向、大原則正確，而可補技術面的不足。就好比有人評價說，過去4年來，台灣海峽是60年來最和平、穩定且經濟交流活絡的狀態。這其實也是一種施政效能。不過它的意義被許多人輕估。再者，在外交上，台灣以最清簡的方式維繫著最穩固的邦交狀態，包括取得美方的實質親善。在教育上，穩步推動12年國教改革。另外，在治水方面，雖然成效未必令人滿意，卻也有許多實質積極建樹。財稅的改革雖然引起諸多訾議，但是敢於嘗試，卻也還是難能可貴。我並不打算盡舉馬政府的各種施政成果，而只想說，馬政府最後還是推動了許多重要的改革，而這些還是需要能力的。

這些改變的意義，其實要拉遠距離來看，太近距離觀察，容易受立場、情緒與成見的影響。我們雖然都在進行當下的批評，但是卻也不妨拭目以待將來。只要我們有朝一日能跳出此刻的心情，相信我們必有機會看到真正的長遠評價。

後記：

坦白說，馬總統是否擁有良好的觀人術，這是我對他的「能力」最不確定的一件事。他用人強調品德，但是實際用的人是否真有好品德，卻又難說。

最近的林益世疑似「索賄」事件，無論如何，會進一步打擊馬政府的威信。最起碼，馬本人的觀人、用人之能，會遭到懷疑。

之前的劉憶如部長，在劉下台後有不少人議論，似認為劉並非適任人選。換言之，那同樣涉及觀人之能的質疑。

眼前的內閣中，我對於龍應台部長最感覺疑慮。有兩個理由，一是文化部是新成立的部，萬事待興，而且規矩缺如，加之，可能還有文化人相輕、對文化事物意義與價值標準認定不一的問題。這是最容易出狀況的。再者，龍部長固然有才，卻未必是管理長才，反之，她倒很可能是有才「氣」的才。這種人的「管理理性」是否充足，格外可疑。

當然，觀人與用人恐怕也正是千古難事。如果這部分容易做好，歷代君王大概可以個個高枕無憂了。回到最基本的難點，那就是人無完美。不但如此，即使忠厚之輩也未必不會一時浮起罪惡意念。我以為，終極而言，人都是軟弱的，是禁不起考驗的；而能禁得起一種考驗者，卻未必禁得起另一種考驗。也因此，我持續強調「結構」的作用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