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日子，媒體持續大篇幅報導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及其周邊人等的相關消息。消息中一步步透露出薄家及相關人等的種種行徑，讀來令人咋舌。

我是網路小說迷，這些年看了不知道多少大陸的網路小說。小說中描寫的大陸官場非常黑暗。讀來令人驚心。只是很難確定，小說裡所描寫的那些黑暗面究竟有多少真實性。而薄案則讓我們知道，至少，確實有些情節是真實在發生。真相甚至比小說所披露的更驚人。

小說與現實所展露的大陸官場，以及官與民的關係，那種黑暗、不公義、不人道，那種有權勢者對無權勢者明目張膽的欺壓，讓我深深難過。

我知道，台灣的官場也有許多黑暗面，而且很多並未為人所知。但是，我相信台灣沒有像大陸的問題那麼嚴重。

有些人會認為，大陸的問題源於中共的統治，根本問題是源於共產主義制度。

我的想法有所不同。我相信共產主義制度可能惡化了中國大陸的問題，但是共產主義制度很難說是元兇。另一個可能更關鍵的問題是「權力集中制」，而後者並非共產主義制度的專利。共產主義制度可能只是使「權力集中制」變成正當。

「專制」、「權力集中」比較可能是重要的問題根源。由於權力集中，使權力失衡，進而使「人欺壓人」成為可能，並且日益普遍。我猜想，對於有權者，以權勢欺壓他人可能先是在工作上有一定「必要性」，即使不是必要，也是影響工作成效的重要操作方式。但是，它很快就擴及於其他的生活面，而成為一種習性，「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話暗示人性脆弱，無從接受試煉。人性總是在試煉中顯出弱點。能通過嚴酷試煉者，可能是特殊的少數。

但是，「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話太強調權力與人性的關係，而相對忽略作為一種特殊權力結構型態的作用：權力結構的失衡狀態可能促成特定的追逐權力資源的行為模式。這種結構好比像是一個特殊磁場，身在這種權力「磁場」中的人，很難不被這個磁場捲入，而陷身於浪潮之中。人變得必須擁有權力，沒有權力的下場很悲慘。但是，為了取得權力，必須有許多的投入，包括對更有權力者的效忠、獻身，以及對他人的剝奪。我估計，想要停止這種操作、跳脫圈外，都很困難。在這個權力磁場裡，不進則退，若不肯照某種「固定」模式操作，可能會陷身危境、失去一切，而即使只是要享有圈外的平靜生活都不易得。

有人能在這種權力磁場中而不從事剝奪他人的行徑嗎？也許有，但估計是極為罕見。重要的是，這已經不只是個人道德操守的問題，很可能必須有極優越的能力，或者罕見的幸運。如果欠缺後二者，光憑一般人有限的道德操守是難以固守公義原則的。

在民主、法治相對穩固的社會裡，權力沒有那麼集中，並且有很強的制衡機制。那是另外一種型態的權力磁場。在這種情境下，人比較不必承受一種追逐權力的巨大壓力。從而，人剝奪、欺壓他人以攫取權力的必要性相對減低。在這種權力磁場中，人如果較少侵犯他人的權益，未必是因為道德操守較優越，而很可能是因為機會結構不同，壓力不同。

台灣社會有幸，已經是接近後一種型態的社會（只是有些人並不珍惜這種成果，而常濫用民主、人權資源）。

中國大陸呢？以薄案來看，他們似乎處於前一種權力結構狀態，那似乎是一種危機狀態。而且，這種危機似乎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一些變化而更形嚴重。早期的共黨政權，同樣是權力集中制，但是社會貧富不均還不顯著，處於均貧的狀態，有權勢者所能攫取的資源有限。而此刻則不然。有權勢者所受的誘惑更甚於前，而理想主義精神的召喚則日益微弱。社會危機也因此而變得巨大。

為了消弭危機，中共能夠改變、取消這種權力集中制嗎？能夠走向民主化、法治化嗎？

能與不能？這是個非常值得玩味的話題。就像之前曾有網友對我的指教，他說：問題只是為與不為，沒有什麼能與不能的問題。

我的看法比較悲觀。

我認為這位網友忽略了「個人」與「集體」的不同。作為集體，或許問題只是為與不為，只要有足夠的集體（主觀）意志，集體就可能走向民主、法治（是否走得穩固、順暢，或許還需要看其他條件）。但是，作為個人，即使有很強的個人主觀意志，卻未必就能促成社會走向民主、法治。即使這個個人是國家領導人，也很難超越這種侷限。就像宋神宗、清光緒皇帝變法的故事，致力變法的結果卻都是以悲劇告終。

我不是說領導人的改革意志永遠無用。如果社會大眾已經有普遍的自律習性與民主意識，那麼，領導者推動民主化、法治化就更容易水到渠成。事實上，統治階級對於民主化的有意識的抗拒，未必完全出於階級利益的考慮，也可能是基於對民主化可能帶來社會危機的真誠憂慮。當前大陸就有不少這樣的疑民主、反民主的論述。其實，台灣又何嘗沒有這樣的論述或心態呢，只是聲浪相對較微弱。

民主化有可能帶來集體危機嗎？很遺憾，我認為確實是有。其實一百年前，中國就做過民主化的嘗試，民國的成立正是中國民主化的第一次嘗試。但是，接下來卻陷入長期的悲劇。

德國納粹帶來了巨大悲劇，而它的崛起也是以「威碼共和」為前提條件，那也是德國第一次的民主試驗。

更早以前的法國大革命，號稱是建立了法國第一共和，卻也未曾給法國帶來多少福祉，而毋寧是讓法國陷入長期政治動盪的開始。

要確立穩健的民主制需要一些條件，除了民主意識之外，我以為普遍的自律習性更是一項重要的前提條件。在沒有普遍自律習性的條件下，民主制確實可能帶來混亂，甚至進而促成強人、獨裁者的崛起。在許多西方殖民地，當殖民政府撤離後，往往在短暫的民主化後，長期出現的卻是強人、獨裁政權。簡單說，社會秩序似乎必須有普遍自律作為維護條件，否則就需要強人或專制政權。後者成為特定情境下的必要之罪惡。

如果當代世界已經對於民主制有著普遍的基本認識，那麼，民主化的真正阻力可能是在普遍自律習性的欠缺。中國社會，至少在公領域裡，也欠缺普遍自律習性；因此，民主化才會有危機。民主化會產生危機，基本上是因為人民不知道如何自律、自主。

所謂的民主制「危機」，也有可能是因為太低估人民的自律能力、過度悲觀估計民主化後的情勢混亂。當然，既得利益者也可能故意誇大民主制危機，以遏阻民主化趨勢，並維護既得利益。重點是，即使沒有後者誇大危機的嚴重性，危機也還是存在。而且，在嘗試民主化的過程中，很難完全避免出現動盪、惶恐、迷惑。這時候，能否穩住局面，堅持既定的民主化方向，與集體的危機處理、反應攸關。

這裡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兩難困境，沒有普遍自律習性，民主制可能出問題；但是，如果沒有民主制，又很難培養普遍的自律習性。民主化似乎只能在這樣的危疑困境中緩步邁進。即使西方世界有相對較成功的民主化進境，裡面仍然有許多微妙、偶然的歷史機緣的作用，而且，未必已經完全成功。台灣的民主化也不無特殊歷史機緣的作用，而也還存在著深重的危機。

無論如何，我認為西方社會的自律習性在民主化之前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而這個基礎或許拜三個力量之賜。一是基督教倫理的教化作用，特別是近代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的教化作用；再是羅馬法的法治精神；三是希臘的理性主義精神。這三者彼此並非無關（尤其是後二者，更密切相關），不過大體可分開看待。

傳統中國並非完全沒有理性主義精神，也非完全無法治觀念，但是相對發展不足。就法治而言，可能缺少普遍主義與形式理性的特色。儒家倫理或許與基督新教的倫理同樣有理性倫理的特質，但是前者的教化機制滲透性遠不及後者，同時也欠缺「超越」意識。

今天的中國大陸在民主化的基礎條件上似乎仍然沒有明顯的改善，特別是培養自律習性的機制非常有限。而且，作為統治機構的中國共產黨陷入騎虎難下的尷尬處境，如果失去統治力，不僅黨本身會有災難，國家也很可能陷入更大的痛苦，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會如此。所以，儘管領導人溫家寶總理屢屢提出政改的呼聲，卻很難開始具體行動。這反映了當前中國大陸的兩難困境危機。

最終，民主化仍然是中國必須要走的路。培養自律習性，則應該是一種全民運動，而且是一種自我要求。大家認清這種需要，認清這是唯一突破兩難困境之道，我以為這是行動的意識前提。